之136
筆者按：
Pierangelo是我先生的中學同學，七年前為考取都靈醫學院的研究生，曾在我家住過一個月。他是典型的意大利人，在醫院學習用功，在醫院外則更像是一位不拘小節的藝術家。讀書時他常抱著吉他遊歐洲，靠賣唱賺取旅費。記得有一次，他在晚上10點多忽然來電，說要來我家借宿，還帶上一位朋友來打地鋪。第二天他們負責做飯，做著做著廚房裡傳來了音樂聲，我過去一看，鍋裡的水在沸騰沒人管，他倆一個在吹口琴，一個抱著吉他唱歌。我上一次與他見面是一年多前，那時我的女兒剛出生，他拄著柺杖來看望我們，因為他滑雪摔斷了腿。
就是這樣一個天馬行空的大男孩，如今奮戰在抗疫一線。那日與他通話，他顯得疲憊不堪。他沒有太多愁善感，平靜的敘述中流露得更多的是對突發災難的錯愕與混亂。也許要等這一切過後，他才會回過神來，明白自己經歷了什麼。作為朋友，看他承受著這樣的重壓和危險，掛斷電話後我也難過了很久。
口述者：PierangeloIozzia （意大利人，都靈某醫院麻醉科醫生）
口述時間：4月8日
執筆者：吳淑華
我是一名麻醉科醫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區首府都靈市的一家醫院工作。皮埃蒙特大區緊鄰重災區倫巴第，都靈是倫巴第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截至4月8日，都靈新冠肺炎患者確診6595例，在意大利城市中排行第四，前三名的城市都在倫巴第，分別是米蘭、貝加莫、佈雷西亞。
一天上班14小時，再也沒有了週末
前幾天值夜班，一位護士同事給我看了她在3月3日收到的一條短信。短信來自她在貝加莫醫院工作的同學，短信說：“這裡一片混亂，病人太多，我們沒有足夠的病床。”我想，如果我在當時看到這一條短信，我一定會覺得她是在誇張。沒想到，幾天之後，類似的場面就在都靈上演了。
直到自己身臨其中，我都無法想象情況會發展成這麼嚴重。1月份中國武漢爆發疫情時，我並非沒有關注，還專門查過新冠病毒的資料。我知道那是一種類似於SARS的冠狀病毒，中國全國都居家隔離了，疫情中心武漢更是經歷了一場災難，當意大利某些病毒學家說這只是一場大流感時，我從來沒有相信過。我知道病毒的致命性不容小覷，但我想不到的是，它的傳染性比流感要強得多。
3月初，我剛搬進新買的房子，心思都在買傢俱上。當時意大利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倫巴第，我沒有太在意，甚至還在計劃旅行。然而，猝不及防地，我們開始要不停地加班。一天12小時，甚至14小時，加了一天，又加一天，再也沒有了週末。我不僅只在原來的醫院上班，也要去附近的兩家醫院輪值。原來夜班只要2個麻醉醫生，現在增加至4個。我算了一下，在3月第一週休假的情況下，3月份我總共工作了220小時。
每天上班都要想怎麼走
都靈的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在2月22日，即意大利疫情正式爆發的第二天。當時意大利只有最初爆發疫情的11個小鎮被封鎖，其餘地方依然保持正常的生活節奏。我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如何在都靈悄然流行起來的，大概是從3月8日起，我們醫院開始迎來了源源不絕的新冠肺炎病人。
這種局面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一開始我們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初期我們的急診部甚至沒有分流新冠病人和非新冠病人。現在回想，在當時的混亂狀態中，很有可能也發生了院內交叉感染。3月份我們醫院經歷了多次改造，僅僅是新冠病人通道就改道了不下十次。這個月我每天回到醫院都要想一下應該怎麼走。
作為麻醉科醫生，我主要負責病人的麻醉和插管工作，是重症監護室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有7個床位，已經被原有的非新冠病人佔據。為了接納新冠病人，我們把所有手術都押後了，把手術室臨時改造成了重症監護室，增設了6個床位。大部分的新冠病人都不在重症監護室，而是在普通病房。我們的住院部經改造劃分了新冠病區和非新冠病區。
4月6日，意大利首都羅馬，工作人員在一個市場的入口控制顧客人數。 新華社發
輾轉大區幾個城市
為75歲患者找ICU床位被責備
我有時在重症病房值班，有時在普通病房，有時在急診科。每天回到醫院，交接的同事會交給我一張清單，我會按清單到各個樓層的病房去巡視。現在各個科室醫生護士都在一線抗疫，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使用相關儀器的經驗。比如說有的護士可能之前是婦產科的，從來沒有用過呼吸機。他們總是問我，這個應該怎麼調，這個應該怎麼用，面對突如其來的緊急狀況，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
壓力最大的崗位是在急診科。急診的新冠病人多數都會有呼吸困難的症狀，如果情況不太嚴重，可以在急診現場上無創呼吸機。有的人症狀會加重，無創方式不能湊效了，就要採取有創的方式，需要麻醉插管了。這種時候，我們會酌情給病人找一張ICU床位。
我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早就住滿了，不可能在本院內找。皮埃蒙特大區的衛生系統有負責統籌ICU床位的專線電話，我要首先撥通電話，詢問大區內是否有空床位。有很多次，我要一路跟著救護車，陪病人到大區的另一個城市找有空床位的醫院。
有一次，急診科一位75歲的病人生命垂危。他身體狀況良好，是個網球愛好者，一開始也很健談，我挺喜歡他。隨著症狀加重，無創呼吸機已經不能滿足他的吸氧需求，如果不及時插管，他就會死。我希望救他一命，打電話為他尋找床位，結果在皮埃蒙特大區和利古里亞大區交界的NoviLigure鎮找到了一張床位。
那是皮埃蒙特大區的邊緣地帶，距離都靈有近兩小時的車程。我先換上防護服，為病人注射麻醉劑，為他插管，再陪他上救護車。前後花了三四個小時，才趕到了那邊的ICU病房。而對方見到病人，第一句話卻是責備我的：“您給我們送來了一位75歲的病人。要是之後有一位45歲的病人，您讓我們怎麼辦呢？”言下之意，是怪我浪費了寶貴的ICU床位。
此前意大利的麻醉、鎮痛、復甦和重症監護學會曾發佈了一份建議文件，提出可能需要為重症監護室設置“年齡門檻”，把稀有資源留給更有生存希望和預期壽命更長的人。我們決定是否把病人送進ICU時確實會考慮年齡因素。但那天我致電大區專線時，專線也並未因年齡拒絕這位病人，我想我沒有做錯什麼。最後我親手把老先生送進了重症監護病房，至於他後來情況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
佈雷西亞的一位醫生
把浮潛面罩改造成呼吸機面罩
醫療物資是短缺的，但也有社會各界熱心人士踴躍捐贈。我們每天在醫院都會接收到不同的物資。比如不久前都靈足球隊就捐贈了一批呼吸機。由於各團體的捐贈物資各不相同，我們每天都要研究一下怎麼使用。通常我們會給病人戴吸氧頭盔，有時連接呼吸機，有時連接一個文丘裡管，總之現學現用，目的都是供氧。
最近我們收到了迪卡儂公司捐贈的一批浮潛面罩，用以代替傳統的吸氧面罩。這是佈雷西亞的一位醫生的創意，迪卡儂公司提供了他們一款潛水面罩的圖紙，而當地一家3D打印公司則負責生產連接面罩和氧氣管的零件。通過他們的改良，利用市面上已有的潛水面罩，填補了目前醫院吸氧面罩的短缺。這種面罩的優點是沒有多餘耗散，每分鐘只需使用15升氧氣，是傳統呼吸機的一半，而獲得的療效是一樣的。
這家佈雷西亞的3D打印公司此前就曾用3D打印製造呼吸機閥門捐給醫院，這也是意大利創造力在疫情中發熱發亮的一個例子。
佈雷西亞一位醫生的創意，把浮潛面罩改成醫院的吸氧面罩，療效一樣。圖片：rainnews
意大利一線醫護感染率很高
已有過萬醫護感染
我們麻醉科一共有18位醫生，3月份就有4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請假。有人只是輕症，有人已經痊癒了，而有一位就發展成重症，進了ICU。
這一個多月來，我每天都是連軸轉，並沒有停下來思考過正在發生的這一切。呼吸困難的病人，不能送入ICU的就會死去，屍體停在走廊。能夠進入ICU的會接受我的麻醉而失去知覺，有人在全麻之前會與家人聯繫道別，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夠醒來。不久之前我就為一位年輕人撥通了網絡視頻，與他的媽媽說再見。這些都不是尋常的場景，敏感的人也許會難以承受。但我沒有太特別的感覺，或者說我根本來不及去體味。我每天只是在上一個病人與下一個病人之間疲於奔命，彷彿這只是一場夢。
唯一一次我被現實擊中，就是我的同事進ICU的時候。雖然不是我為他插管，但那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切身的危險。那位同事60歲，平時熱愛運動，身體很好。我忽然意識到，這種情況同樣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
如今意大利一線醫護感染率很高，已有過萬醫護感染，犧牲者過百。如果你問我是否害怕，我是害怕的。這段時間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人在極端情況下會暴露自己的本來面目。比如我的同事們，在極度的疲勞、壓力與恐懼情緒交織下，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都會被放大，有人變得脾氣暴躁，有人天天吵架，有人推諉責任，也有人默默做得更多。
在我們醫院口罩防護服是有的，但現在越來越少，有時候頭套會不夠用。我們平時會注意節約物資，比如我只有在插管的時候會穿全套防護服，戴FFP3口罩，平時就只戴FFP2口罩（注：FFP2相當於N95）。我不知道這場戰鬥何時會結束。我只希望早日重返正常生活，出去玩一玩。
4月8日，意大利羅馬，醫務人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取樣。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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