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我們面對病毒肆虐絕望無助時而數字化給予我們無盡希望的世界，這也是一個數字化讓我們順從、屈服以及無意識追捧所以值得時刻警惕的世界。
作者 唐 鵬 數旗智酷創始人、電子政務理事會副秘書長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進入“全面總攻”的關鍵時刻，而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數據和機器驅動的“健康碼”支配個人生活，但是“出入證”與“介紹信”也在恢復“活力”的魔幻現實主義的智慧城市“摺疊世界”。在這個“摺疊世界”裡，不僅有數字時代的“原住民”，也有數字時代的“邊民”以及“難民”。只是，我們聽到的都是數字時代“原住民”的聲音，因為數字時代的“邊民”和“難民”的聲音微弱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可以憑一個符合要求的“健康碼”進入一座城市、進入這座城市的街道、商場、食堂等公共場所，這是一個我們任意遊蕩的數據世界；另外，我們卻還需要憑藉一張紙質的“出入證”進入一個擁有親友與鄰居的社區——那是一個我們肉身棲息的煙火世界，也是一個需要“蓋章”的世界。如果說“健康碼”是一個城市基於數據與機器驅動的數字治理能力旁逸斜出的“傲慢”，那麼“出入證”可能就是一個城市基層治理機構被層層加壓而變得謹小慎微用力過猛的最後的“倔強”。
疫情防控驅動的個人數據應用似乎使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城市空間的悖論：我們可以憑藉一個由個人移動數據匯成的二維碼遊蕩在城市每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但是當我們進入一座城市的細節與內部——進入一座城市空間的最小單位：社區，進入一間在電子地圖可以標記的私人處所：××單元×層×號房，我們發現自己還缺一顆公章的許可。這就是由數據、空間和秩序聯合構建的統稱為“智慧城市”混沌時期正在發生的“摺疊”效應。
阿里-支付寶健康碼（杭州）
目前，以微信與支付寶為主的兩大國民級移動應用都在以杭州、深圳等城市為試點推出自身的“健康碼”，並在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的指導下即將通過國家政務服務平臺進行全國性推廣。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通過將個人健康信息進行動態化與價值化管理，無疑是值得提倡與鼓勵的數字政務服務創新行為。但是，對數據世界的渴望與敬畏，讓我們不得不提出更多思考與疑問。
一是“健康碼”需要跨越從“城市”到“國家”、從“公司”到“公共”的價值認同。首先我們應嚴肅思考——“健康碼”應該作為一種“個人健康平臺”存在還是“區域管控工具”存在。目前我們看到的“個人健康碼”都是以城市為單位進行推出，它的邏輯是以城市通勤的“乘車碼”為基礎的，那麼長三角、港珠澳、京津冀等城市群和灣區應如何設計符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健康碼”？是應該實現“個人健康碼”跨區域互認？還是每個城市設計出獨立的“個人健康碼”？目前我們看到的是浙江、廣東已經開始從城市推向全省，而杭州下屬區縣也出現了“餘杭綠碼”，假若任何區域都可以以管控級別高低的名義制定本地區的出入措施以及數字治理方案，那麼“個人健康碼”與紙質蓋章的“出入證”區別何在？
因此，“健康碼”或許首先要完成從“城市”到“國家”的價值認同。說到底是每個城市是用微信“健康碼”還是支付寶“健康碼”的非強制性選擇問題，以及當兩個不同平臺的“健康碼”同時存在於城市及下屬區縣的時候，涉及個人用戶數據的一致性問題。其次是“健康碼”需要完成從“公司”到“公共”的價值認同。“健康碼”的生成和應用過程即意味著微信和支付寶已部分行使了“流動人口管理”的功能與角色，作為“公司”的逐利性與作為“公共”的普惠性必然會產生博弈。目前浙江“健康碼”已在浙裡辦APP上線。
二是“健康碼”是否正在打開一個萬物互聯的世界或一個“潘朵拉魔盒”？“健康碼”的出現是基於前期的個人健康的自主靜態申報並不能解決疫情防控的問題，那麼依靠一個基於二維碼的信息申報和動態驗證是否就可以一勞永逸呢？當然除了人工干預的複核機制，我們還可以藉助個人的“旁證”以及好友驗證等多渠道複核機制，以減輕由於誤判或數據盲點帶來的核驗壓力，畢竟每一串數據都關係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個體的生活秩序。現在的問題是：假若“健康碼”依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我們將尋求何種解決辦法？
目前香港已經出現電子手環的應用，對居家觀察或隔離的病例進行無GPS定位的遠程數據監測。既然如此，那麼以智能手機應用、可進行心律及體溫監測的智能硬件以及電子圍欄聯合構建的重大疫情個人實時健康物聯網解決方案是否應該出現？當一個“軟硬結合”（軟件二維碼+智能硬件）的看似穩妥牢靠讓可以查看數據的各方都放心的個人健康物聯網解決方案出現的時候，誰來監管這些數據？假如一個“軟硬結合”的物聯世界真正出現，這是一個“安全新世界”還是一個“楚門的世界”？
三是“健康碼”的“路線之爭”及其優劣與風險思考。目前，“健康碼”正在以兩條路線向全國推進。第一條路線是以支付寶推動的“杭州健康碼”為例，除了基於自我打卡的健康信息外，針對群眾的疑問與操作問題，杭州市專門成立健康碼工作專班，並開通人工複核通道，通過熱線或網絡通道提交問題等待區縣答覆。另一條路線是以騰訊推動的“健康碼”為代表，從產品邏輯而言，當每個人主動申請“個人健康碼”原則上即產生了短期內的移動需求，那麼除了其自身依靠信用自覺填寫個人狀態信息外，當他進入第一個檢查卡口即可進行線下實時驗證，並對體溫及個人狀態進行數據更新。此外，其對私家車、班車、高鐵/飛機/輪渡等出行工具涉及的出行場景進行了數據連接，可以粗線條地勾勒出一個人的移動軌跡，從而與個人健康數據模型形成比對核驗。大規模的人工複核與人工自主申報一樣，可能同樣具備無法完全規避的主觀性與盲點，而依靠“打卡”實現節點數據更新的問題是：對於疫情防控的目標區域而言，“我”是安全可控的；對於“我”而言，我的個人數據賬本是否清晰可控？
此外，我們應該注意到，除了依託於國民級社交與支付平臺的數據記錄自證，來自個人出行、地圖、外賣、電商等平臺的數據是否可以被脫敏處理後綜合應用？個人用戶對散落於上述這些平臺的數據是具有處置權的。此外，如何更好聯合城市網格化數據中心、社區事務中心、醫療機構等共同建立個人健康狀態的數據評級，並進行指數模型設計，以避免簡單地對個人進行“標籤化”定義？這些都是我們試圖建立“國民健康身份認證體系”的關鍵問題。
四是“健康碼”的“用戶畫像”慣性與“事實性歧視”問題。通過大數據分析對用戶進行標籤化處理並按個人偏好進行“用戶畫像”，這是以構建基於定向廣告商業模式的互聯網公司已經近乎嫻熟的商業智能解決方案。誠然，我們可以給一個經常查看嬰兒奶粉的用戶精準推送嬰育兒護理用品，給一個經常查看菜譜的用戶推送各種廚具。但是當我們對一個經常出入疫情熱點管控敏感區域的市民進行特定顏色標識的“用戶畫像”時，我們是否考慮到這對於一個身處社區的個體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就像我們從微博看到一輛車牌為“鄂A”的汽車停在停車場需要渾身填滿解釋的字條來證明自己並非來自疫區，那麼一個“紅碼”用戶在現實中會遭遇什麼？這些都是我們不得而知也暫未顯現的可能影響。
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2月9日發佈的《關於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中即強調，“疫情聯防聯控期間蒐集個人信息，一般不針對特定地區的所有人群，防止形成對特定地域人群的事實上歧視。”當我們以“用戶思維”來設計疫情防控的參與感與效率的同時，如何平衡“作為個體的數據”和“作為數據的個體”之間的關係，這應該是下一步的產品進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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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減證便民”的改革驅動下，我們需要應用紙質證件、證明的場景正在逐漸減少，但我們卻發現需要出示電子證件及證明的場景越來越多，我們不禁要問：數字政務真正代表的是“權力流程重塑”還是“權力形態遷移”？
作為一款互聯網產品應用，“健康碼”的暫時性BUG與槽點都是一個個迭代升級的進化過程，但對於個體命運而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數據和機器支配的世界無數次曖昧地向人類伸出了猩紅的舌頭。
這是一個我們面對病毒肆虐絕望無助時而數字化給予我們無盡希望的世界，這也是一個數字化讓我們順從、屈服以及無意識追捧所以值得時刻警惕的世界。
參考文獻：
財新網：《網信辦：疫情期不針對特定地區所有人蒐集信息 避免地域歧視》
http://www.caixin.com/2020-02-10/101513412.html
浙江日報：《浙江將在全省推行“健康碼”機制 杭州、嘉興已上線》
http://politics.gmw.cn/2020-02/14/content_33554294.htm
新浪網：《國家信息中心聯合騰訊，將在全國推行健康碼》
https://tech.sina.cn/2020-02-15/detail-iimxyqvz3118062.d.html?vt=4&pos=18
央視網：《大數據助力社區疫情防控 “數據長城”計劃啟動》
http://m.news.cctv.com/2020/02/16/ARTIWMe67dgauHbuSHuYz5o6200216.shtml
澎湃新聞：《注意！“杭州健康碼”網絡複核通道開通啦！》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1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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