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無處不花開，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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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著書唯剩頌紅妝

此書為陳寅恪晚年最後一部大部頭著作。寫作時間是1953年到1963年，在這前後，各種運動頻繁，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反右和後面的十年浩劫，陳寅恪是受衝擊比較大的學者之一，他甚至決定不再授課，並且在這期間通過汪籛筆錄，陳述了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觀點不但在當時令人震驚，即便放到今天也一樣震撼。當時的形勢是，不管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舊學眼看著就要徹底廢棄。雖然這不能全歸因於當時的一二十年。

實際上，從晚清各種革命到新文化運動，舊學就越來越不受待見，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儘管一直被否定，完全斷絕似乎還是不可能，且民國學者確實在學術上探索著一條融合中西的新路。只是在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前夕，形勢沒有這麼樂觀。而對傳統學術有著深刻理解的陳寅恪想到的更遠。他面臨的問題不是留在大陸還是前往香港或臺灣，也不是哪家哪姓的天下某某個人的得失。他的關注是如何讓自己深信不疑的傳統學術續命並流傳。

這是《柳如是別傳》的大背景，也是陳寅恪的寄意所在。舊文化怎麼保存，並能在未來複活復興？以陳寅恪最後留下來的著作看，最關鍵的就是十個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成了其學術精華的提練？這要從1927年的王國維（靜安）之死說起。

王國維與陳寅恪：相對南冠泣數行

1927年6月2日（陰曆五月初三），王國維在十分平靜中自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他在遺書中交待，“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此遺書寫得冷漠又飽含情愫，只有絕望到極點可能才會如此簡單明瞭交待後事。遺書中所提到的“陳、吳”，陳就是陳寅恪，吳是指吳宓（雨僧）。可見王國維對陳、吳的信任，以及與他們的關係。而這三個人可能是當時清華國學院最有精神共鳴的三人。此前，王國維和陳寅恪之所以答應到清華國學院授課講學，正是吳宓的功勞和推動。

當初西裝革履的吳宓去請著名遺老王國維，王國維內心遲疑，他覺得如此西化的年輕人與自己道不相同，並不打算就聘。但沒想到吳宓一見到王國維就行大禮，畢恭畢敬，以後進姿態敦請前輩，這讓王國維覺得清華國學院與眾不同，是自己可以考慮的去處。

而陳寅恪的就聘更是吳宓一力促成。

有一個著名的傳聞，陳寅恪到清華國學院教授是梁啟超（任公）的舉薦，梁任公向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說，陳雖無碩士、博士學位，但自己等身的著作不如陳的幾百字有價值，曹雲祥見梁任公這樣推薦於是決定聘請陳寅恪。實際上，這個說法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證明，反倒是《吳宓日記》中對如何請陳寅恪入清華有詳細記錄。

陳寅恪當時在歐洲留學，並未堅定去清華講學的決心。更有意思的是，他還沒到清華，就提出預支一年工資回家處理私人事務的要求，而清華竟然同意了。因為吳宓深知陳寅恪的價值，在其中斡旋甚多，最終促成陳寅恪入清華國學院成為四大導師之一。吳宓後來辦《學衡》雜誌，也一再表明其舊學信仰的立場，這正是王國維、陳寅恪的一貫態度。

王國維與陳寅恪雖然年歲相差十三歲（王國維1877年生人，陳寅恪1890年生人），一個70後一個90後，但卻是相知甚深的知己。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提到：“回首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說的是冬天晚上王陳二人在一起深聊前朝舊事，以至於雙雙淚下。這種談話不太可能僅是回憶已經滅亡的清朝舊事，更可能是在感慨舊學的命途多舛。

可以看到王陳二人相知之深。

王國維死後屢屢回憶兩人交誼，在陳寅恪的現存文字或他人記錄中還有不少。《柳如是別傳》裡也多次提到王國維。其中還提到了一件可能只在《柳如是別傳》中有記錄的軼事，說的是：當年，王陳二人一起到海王村（北京琉璃廠，今天還能看到海王村舊址）淘書，王國維指著地上一本書（叫什麼俟查）說這種書沒必要寫，陳寅恪當時沒細問為什麼。幾十年後，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再次涉及到此書，於是想起了這段軼事。其對王國維時常懷念於此可見。想想當年，兩人不但寒夜長談，還曾一起逛街，生前死後交集如此之多，如今卻只剩一人，還要繼續彼此一致的志向……確實讓人感慨。

總之，王國維與陳寅恪關係之密，學術之近，相知之深，遠勝過一般的友朋知己。王國維死後託陳寅恪處理自己的書籍文字，也並不是偶然，而陳寅恪在王自沉後頻頻提及，久遠不忘，甚至是一二小之又小的趣事也記得十分清楚，正是兩人情誼深厚的表現。因此王國維之死對於陳寅恪的震動和影響有多大，就可以想象了。

王國維之死：吾儕所學關天意

最大的影響在於這件事改變了陳寅恪對於舊學生命力的根本看法。王國維自沉次月（一九二七年六月，具體日期待查，時間可能還要靠前），陳寅恪作成《挽王靜安先生》詩。詩云：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在當時的陳寅恪看來，王國維之死是“文化神州喪一身”，文化隨著人死而同死 。承載著文化的人和他們的學問關係天命，而未必能為並世之人所理解。此詩還將王國維比作屈原，而屈原者，“世人皆醉我獨醒”之人也。

這首詩顯然被王國維死後紛紜的議論影響了，甚至能讀出一些情緒化的感覺，但還是能看到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沉痛之情。這大概是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在情緒上最直接反應的記錄。

也許因為此詩沒有將陳寅恪對靜安公自沉的意義表達清楚，他很快又撰寫了更為知名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其中在序言中重申了王國維之死是文化的死，而並非世俗議論所說那樣狹隘。這首輓詞被俞大維稱為那個時代最好的長篇詩之一。而這首輓詞更是被吳宓看作舊學信仰者的宣言，他不僅詳細箋註，說明其中細節，更在自己晚年被迫害折磨的時日裡時常吟誦至淚流滿面。

這篇長詩確實是一篇情真意切、悲痛中給人心靈慰藉的文化宣言。

但這篇長詩還是宣告了集文化生命於一身的承載者的逝去。陳寅恪是極為堅毅的人，對王國維之死十分痛惜也是事實，但“所關天意”的他這一輩人不會輕易放棄罷休。雖然沒有明顯資料證明，但可以肯定，在王國維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陳寅恪一定在不斷反思舊學如何繼續生存和傳承。

1929年，清華國學院學生準備為王國維立紀念碑，以紀念他們已經去世兩年的恩師，碑銘請陳寅恪撰寫。這就是後來傳誦一時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此碑現在仍立在清華大學，位於二校門內教學樓旁邊，離工字廳不遠，環境清幽，松柏相間，偶爾還能看到下來覓食的小松鼠。在十年浩劫中，此碑被砸，幸運的是這塊碑之後作為實驗室的桌臺躲過被毀，完整保存。

而陳寅恪撰寫的碑銘則意義更加重大，其中改變了“文化神州喪一身”的說法。碑銘中傳播最廣的句子是：”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同以往的地方在於，陳寅恪將王國維的學術和他的使命概括成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這一精神將會永存，不會因為世間變故而消失、磨滅。寄託在此精神上的學術，同樣因此精神而能繼續甚至光大。

這不僅是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最後定論，也是他自己此後終其生命堅持不變的信念。

在王國維自沉之前，陳寅恪的研究是極為偏深的小眾領域，比如佛經翻譯，梵文、藏文、巴利文、突厥語、蒙古語、滿語，一些死掉的語言都成為陳寅恪研究的對象。王國維死後，他的學術研究也改變了方向，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都是其關注對象。比起佛經翻譯，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研究更加現實。

但他實在命途多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民國積累了十年的國家發展成果毀於一旦，而眾多學者本該順利的研究也被戰爭改變和中斷。陳寅恪不僅研究受到影響，雙目還徹底失明。在艱苦的八年裡，陳寅恪整理了自己此前的研究成果。這就是三部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這三書的地位是什麼？《劍橋中國史》隋唐部分特意將陳寅恪的前兩稿寫入書中，並表彰了其在隋唐史研究的功績。這可能是中國學者中唯一的案例。當然，被劍橋史表彰只是一個表面證據。而在這八年流離失所中，最讓我痛惜的是，陳寅恪眾多藏書的丟失和被毀。

這不是普通的藏書，而是寫滿了他平日研究筆記的基礎資料，他著名的隋唐史三稿就是在讀書筆記基礎上寫成。據說，在遺失的眾多書籍裡，包含著《世說新語》箋註、《五代史》箋註，關於歐陽修的研究，還有眾多研究宋史的資料。以陳寅恪著作的特點，往往見別人所不能見、啟以往所不曾想，這些遺失的半成品研究肯定是精彩絕倫的著作。可惜，可惜，太可惜了！

結局：東風無處不花開

坎坷繼續。1949年，陳寅恪舉家南下，最後落腳廣州。四年之後的1953年，經歷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高校院系大調整，陳寅恪開始著手撰寫《柳如是別傳》。也是在這一年，陳寅恪口述汪籛筆錄《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說：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其中除了提出兩條“駭人聽聞”的要求，所提到的“碑文”正是《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而之所以提出這兩條也正是基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是1953年12月1日的事，其時《柳如是別傳》已經開始撰寫。從中可以看到此書與《紀念碑銘》的關係。從精神角度而言，《柳如是別傳》與《紀念碑銘》是一脈相承的。

1929年之後，陳寅恪不僅改變了“文化神州喪一身”的看法，直至後來離世，所信奉的都是“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在撰寫《柳如是別傳》之前，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同樣表彰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書的撰寫時間與《柳如是別傳》相距甚近。至於《柳如是別傳》在“第一章 緣起”部分，也詳細介紹了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書，為什麼要寫柳如是，並再次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不少人感慨，以陳寅恪的學術功力和不世之材，卻花了十年時間，耗盡生命，寫了一個湮沒於史籍舊事的明末名妓，實在大材小用。更有一些人，針對書中的考證、論述瑕疵斤斤計較，指摘其中謬誤不已。還有一些後來人，連學者都算不上，只不過翻譯了一些暢銷的快餐書，便高談闊論，以為陳寅恪厲害之處不過是掌握文獻多且雜，而這些當初的絕學如今一個搜索引擎就可以搞定，所以陳寅恪也不算高明。

洋洋得意的各種情態令人噴飯。如果真的讀讀陳寅恪的著作，瞭解一點陳寅恪的經歷，上述幾種言論便都不值一辯。《柳如是別傳》難道是一部考證柳如是事蹟的小書嗎？陳寅恪花了生命中幾乎最後的十年就是為了給一位小女人作傳？

《柳如是別傳》之宏大，之深遠，恐怕是四九年之後足夠傳佈後世、屈指可數的大著作。晚年陳寅恪已經對他活著的時代不抱希望，他將不死的學術重新復興和再次光大的事業留給了後來人。這深遠的寄意是在極大的悲涼和不可知中留存下來的。《柳如是別傳》最後的偈語寫的非常好。而之所以好，就是把這件事全說到了，說得一點不錯，想加一點減一點解讀一下都是多餘。這個偈語如下：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瞑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是的，這是一部“乃天所假，留贈來者”的大作。其中著述的十年乃至他個人一生的志業，全在這六十四字偈語之中。

1966年4月，現在能看到的陳寅恪的最後一首詩《丙午清明次東坡韻》雲：

史書既欲盡燒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國高樓魂已斷，西陵古渡夢初回。（自注：先塋在杭州牌坊山，即古西陵喚渡處也。）賢妻孺仲懨懨病，弱女淵明款款來。翻憶鳳城一百六，東風無處不花開。

陶淵明《和劉柴桑》詩有句雲，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大概是說陳寅恪的三個女兒。鳳城，指都城、京城，一百六即寒食。史書盡燒成灰，不必再上冢，高樓魂斷，這一切都在表示現世裡在劫難逃。杭州牌坊山，也就是西陵古渡，是陳寅恪父親散原先生安葬之地，看起來陳寅恪已經準備好夢迴古渡，與散原先生重聚了。而回想鳳城又是回想什麼呢？當年在清華園平靜治學的可貴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十年？與王靜安、吳雨僧、梁任公、趙元任開課授徒的往昔人事？還是鼎革之後新北京的新氣象呢？東風無處不花開，是不是他在垂死之年對未來的期許？

總之，《柳如是別傳》的完成似乎讓陳寅恪可以安心魂歸道山，雖然他面臨的是早已絕望的慘淡現世。這首詩之後的1個月，1966年5月，十年浩劫開始，陳寅恪不能免身，備受身心的雙重摧殘，於1969年10月7日辭世。在這三年裡，沒有留下他太多文字，也許是當時環境酷烈，也許是陳寅恪有意為之，也許他留下了而被當時的牛鬼蛇神們毀滅了。

但我總覺得，1966年的《丙午清明次東坡韻》，他最後的這首詩，就是留給世間話：南國高樓魂已斷，西陵古渡夢初回。翻憶鳳城一百六，東風無處不花開。在悲涼絕望之中，還有一絲希望。而希望的載體就是“留贈來者”的《柳如是別傳》。就像弘一大師圓寂時的絕筆，悲欣交集。不知陳寅恪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想到《柳如是別傳》時，是不是也悲欣交集？

後話：故國人民有所思

1966年6月，毛公也寫了一首重要且有名的詩——《七律·有所思》，詩云：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這首詩完成前的兩個月，正是陳寅恪《丙午清明次東坡韻》寫成之時。其時，毛公正在南方巡視，但沒有到真正的南國廣州停留。此詩據說是在韶山滴水洞寫成，與陳寅恪也沒什麼關係。不過將這兩首詩一起讀，總是能感到一種莫名感慨的因緣在其中。不知道毛公在寫“故國人民有所思”時，有沒有想到舊派學者的旗幟陳寅恪也在“翻憶鳳城一百六”？毛公“憑欄靜聽瀟瀟雨”之時，陳寅恪看到的是“東風無處不花開”。

陳寅恪最後將書稿託付給了他當年在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秉南），並對書稿流傳做了詳密安排。但陳寅恪也沒想到，這些書稿在蔣天樞手中還是遭到了被抄沒遺失的厄運。

現在看到的《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小女兒陳美延費盡周折找到的抄本，由陳寅恪當年的助手黃萱抄錄，至於陳寅恪自存的定稿和託付給蔣天樞的定稿，恐怕都已難再見天日。幸運的是，雖然不是定稿，但《柳如是別傳》還是流傳了下來。而其順利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陳寅恪文集”五種，其中包括《柳如是別傳》——正是蔣天樞積極奔走促成，這也算給老師的託付還了一個珍貴的交待。此後在陳家姐妹（陳流球、陳小彭、陳美延）的不懈努力下，讓我們看到了目前為止陳寅恪著作最好的整理和出版，即三聯版“陳寅恪集”十三種，《柳如是別傳》也在其中。

陳寅恪之所以不朽，並非其某個觀點某個考證完美無瑕，也不是其著作多麼博深精微，而是他用盡生命在坎坷的人生經歷和殘酷的命運現實中，沿著王靜安和歷代賢哲所深信不疑的路踐行自己人生與學術。蔣天樞曾說，陳寅恪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顧亭林、黃梨洲一樣。而亭林、梨洲，所面臨的同樣是舊文化要斷絕，人心學術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節點，但他們同樣是此後有清三百年學術的開山祖師！我以為蔣秉南對陳先生的這個評價是最好、最恰當的，三百年前沒有斷絕的學術，或許因為陳先生，同樣也不會在三百年後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