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郝景芳:和我一起穿越摺疊宇宙吧

來源 | 賽博故事(cybergushi)

“理想主義者”郝景芳:和我一起穿越摺疊宇宙吧

圖:郝景芳出席至頂網·STEM匯聯合舉辦的【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2019中國STEM教育產業高峰論壇】主題演講

對於一名科幻小說愛好者來說,採訪《北京摺疊》作者、雨果獎獲得者郝景芳,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不過採訪當天坐在我們面前的郝景芳,除了科幻小說作家名片之外,還有個更重要的身份——“童行學院”創始人。這個身份源自2016年的雨果獎,那一年也是郝景芳的職業生涯分水嶺。

彼時,雨果獎得獎的消息一出,投資意向、項目合作等商業機會紛至沓來,郝景芳順勢告別了“比較穩定”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創業開了一家公司。但是讓很多人意外的是,郝景芳做的是企業,目的卻是公益——她希望通過這項事業,幫助偏遠地區的兒童接受高質量的通識教育。

“理想主義者”郝景芳:和我一起穿越摺疊宇宙吧

左手商業,右手公益

“幫助偏遠地區兒童接受高質量公平教育”的想法,像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貫穿了郝景芳的這場職業生涯。

她此前服務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研究服務對象涵蓋經濟、城市、社會等不同層面,而對留守兒童、流浪兒童的研究和公益服務就是其中的重要課題。郝景芳在基金會期間,持續參與了從0-3歲兒童養育,到早期幼兒心理干預,再到學校營養餐等目標人群的多項研究。那時郝景芳就在思考,能否過通過商業方式解決類似問題。所以當創業機遇來臨,她義無反顧的投入這份工作。

外部資金是她創業的資源之一,她同時也將自己面向育兒的公眾號,和平臺上積累的忠實粉絲等既有資源都投入進來。既然做的是企業,目的卻是公益,“童行學院”的運行邏輯到底是什麼?相信這也是很多人心裡的疑問。郝景芳回答的很輕鬆,“我們的公益沒有註冊慈善組織,就是企業自己做公益。”“童行學院作為一家企業,在城市運營夏令營和通識教育等校外課程、活動,獲得的商業資金收入,再轉身去支持偏遠地區的兒童教育,參與工作的人員,無論是商業教育,還是公益教育,是企業的全職員工”。

左手得到商業收入,右手實現公益情懷。這對很多超大型企業來說,或許並不奇怪,不過即使是大公司,商業運營和公益貢獻的工作比例,一般來說也不會太高,員工一年幾個小時的公益付出被公認是比較合適的。但是郝景芳則創業即公益,全員皆志願者,這實在不能讓人聽聞之後馬上回一聲“贊”,畢竟還有比這更理想主義的創業麼?

公益內行人

作為公益內行人的郝景芳,“童行學院”的公益理想是有的放矢的,它瞄準了偏遠、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痛點。

“童行學院”做的是通識教育,也就是語數外之外的科學、藝術、人文歷史教育。郝景芳之前在工作調研中發現,經過國家多年的教育資金支持,其實多數學校的語數老師是不缺的,而教師校舍等基本硬件條件也是具備的,但是副科老師匱乏狀況則非常嚴重,教師編制能保證語數外或者語數,但是美術老師、音樂老、科學老師、體育老師和地理歷史則往往不在編制保證範圍之內。有硬件沒有軟件,沒有師資力量和書本教材,是很多偏遠地區學校的日常。最極端的情況,甚至“有的地方連音樂教室都有,還是有多媒體設備那種,但是關著不用”,郝景芳感慨,“所以如果有我們的老師能帶孩子們畫畫,帶著孩子們唱歌,學習科學課程,孩子們就特別高興”。

回顧創業兩年,郝景芳總結詞是“挺好的呀”,不過“我們還是小規模運轉的,現在童行學院總共有60多人,大部分是線上團隊,負責線上課程開發等工作,線下則有大約20個老師,全國6個有駐點”,郝景芳情感溢於言表,“我們做公益的老師們都可好了”。

雖然郝景芳團隊對這項工作已經瞭然於胸,但是從全社會來看,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這些地區孩子的生活狀態。一次郝景芳和投資銀行界的人聊天,她告訴對方有很多孩子他們父母很少回家,結果被問道“為什麼”,這是“何不食肉糜啊”。“不過這也不能怪大家,消息不通暢很正常”,郝景芳希望明年能把支教老師的故事做成小片子,“再推廣一下”。

通識教育,穿越學科之見

想把公益事業做好,顯然“童行學院”的商業課程必須更要做好。與公益教育類似,在城市裡,“童行學院”做的也是通識教育,無論是夏令營,還是週末課。

如同“偏遠地區兒童公益教育”是郝景芳的長期事業理想,“跨學科融合的通識教育”則是郝景芳的長期教育理想。“在童行學院,我們絕大部分課是融合的。線下課程和線上課程都是分階段的,啟蒙組是主題教學,進階組是講述地球歷史文明,專業組會講述一些大師經典。所有課程都會有科學、人文、藝術知識的融合。”

據百科資料,通識教育本身源於19世紀,當時有不少歐美學者有感於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創造出通識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至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通識教育提倡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等跨學科融合。從郝景芳的角度看,孩子非常需要通識教育,因為學科分割,對小朋友來說太不自然了。“一個小孩可能前一天問爸爸太陽晚上去哪了,第二天又問過馬路為什麼要走斑馬線,但是小朋友不會意識到他前一天問的是科學問題,第二天問的是社會學問題,孩子對世界的認識是整體的,強行把其中一個學科抽出來,碎片化的知識教授方式,效果就不會太好”。相反,“如果能夠在孩子小時候,幫他建立一個整體認知的世界觀,築成了一個知識基底,對孩子以後的專業學習就會非常有幫助了”。

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在童行學院的課程裡,會有“進化論的對錯之爭,會有秦始皇的功過之辯,來幫助孩子實現批判性思維、邏輯理性的建立,這種教育自然是不分科的”,“小朋友自帶發散性思維,隨著學校教育,這種發散性在變弱,規劃性,自控性會越來越強,我們希望儘可能幫助孩子建立一種平衡,既有爛漫的天真創意,也有嚴謹的自我管理。”

目前來看,“這種融合性教學課程挺受家長們歡迎的”。

美好世界,穿越摺疊宇宙

科幻小說,從十幾年前的小眾文學,現在卻已經逐漸成顯學之勢。

郝景芳認為同行“大劉(科幻圈對劉慈欣的稱呼)”的《三體》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人由此變成科幻粉,《流浪地球》這樣的電影,則通過大銀幕獲得了更多人對科幻的關注。另外,當年讀科幻的少年人逐漸進入成人世界,他們更大的社會話語權,也推動了科幻文學的社會關注度。當然,從旁觀者的角度,郝景芳自己的雨果獎作品《北京摺疊》,一定是點燃當前科幻之火的重要催化劑。

科幻之顯學,也和科技成為顯學關係密切。郝景芳分析,現在即使再不關注科技發展的人也知道智能手機,移動支付,科技太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社會生活。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也藉助圍棋人機大戰,吸引了全社會的目光。科幻作為離科技最近的文學,關注度提高也就在所難免。

不過和《三體》的宇宙宏大敘事不同,和郝景芳的創業項目相同,《北京摺疊》視角落在了社會關懷。

《北京摺疊》講述北京在未來按照社會階層被分成三個空間(高中低不同),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垃圾工老刀,為了讓自己的養女可以接受教育,冒著生命危險穿梭在三個空間之中為人送信。在此過程中,他看到了上層嫁入豪門的年輕女性對中層依靠讀書改變命運的年輕大學生的玩弄,也被從第三空間奮鬥到第一空間的好心人出手相救,在歷經艱險之後終於回到第三空間。[注1]《北京摺疊》中設定了三個互相摺疊的世界,隱喻上流、中產和底層三個階層。整個城市尺度的空間和時間雙重摺疊意象恢弘,映射出當代社會中人們對於階層割裂趨勢的深切焦慮。[注2]

實際上,《北京摺疊》中的階層固化,很可能也體現在科技行業本身。當越來越多的高技術,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理解、掌握和運用技術的能力,成為劃分個體、機構競爭力的尺度,技術鴻溝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郝景芳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科技發展讓科技專家,科技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認知差距加速擴大,而且技術疊加加劇了這一過程”,“比如人工智能幫助基因技術,基因技術又推動了醫療進步,更多的醫療數據又帶動了人工智能技術。大型專業公司正在加速發展,普通大眾是很難跟上步伐的”。

所以,郝景芳的一個新計劃是探訪那些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和科學實驗室,和科學家對話,特別是帶著非科技行業的嘉賓一起去,比如藝術家、設計師、甚至普通人,將技術原理、發展方向,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講出來,儘自己所能縮小專業和非專業之間的知識差距,同時通過跨界對話,擦出科技應用的新火花,用郝景芳的話來說,“我把這個行動叫做穿越摺疊宇宙”。

擁抱自由的寫作,也欣賞工整的漫威

郝景芳是作家,我們自然要問她關於文藝創作的問題。說到個人創作,郝景芳依然站在她自己的理想主義者陣營,“我寫的小說成本挺低的,文學創作也不需要投資。有的小說或許寫了發表不了,但是發不了就擱抽屜裡唄,我也沒有損失,大不了我幾天的時間”,郝景芳眨了眨眼,“那也不算什麼損失”,“我就不愛寫情感衝突激烈的東西,我就愛寫我愛寫的,誰愛看誰看,不愛看拉倒”。

但是“理想主義者”,又似乎並非可以描述郝景芳的全部。

最近關於漫威電影的爭論挺多的,比如馬丁·西科塞斯就覺得漫威的東西很不“電影”。但是郝景芳覺得漫威的東西其實有優點,“你看它多符合‘英雄之旅’的故事哲學,起承轉合簡直太工整了,她甚至還寫文章分析過漫威的創作結構,“做產品得學習漫威,會講故事,讓更多人願意、喜歡接受你的產品”,“畢竟做產品要有投資,要是一個億投下去了,投資人要看結果,員工要等工資,做產品就要給大眾講故事”。

“我是覺得商業片做得好的地方是應該學的,可以啟發我們做一些有創意,有意義的事情”,郝景芳很理想主義,但是對漫威敘事方法的欣賞,又體現了她務實,和在創業過程中尊重市場的一面。秉承通識教育者的她,行事融合理想與現實,好像也不矛盾。

同為寫作者,我們自然也關注了一下郝景芳的寫作經驗,她曾經這樣公開建議——“如果是第一次寫故事,我強烈建議不要糾纏在開頭,無論如何,都要推動自己寫下去。哪怕對開頭多麼不滿意,也不要重新寫,一股勁地繼續往下寫,每天一定的量,哪怕500字或1000字,哪怕你這個東西寫的再不好,也要堅持寫完。”

這段話或許可以稱作是“現實主義”式的理想主義。

[注1]張泓; 論《北京摺疊》的悲劇性[J].美與時代(下),2017,(第3期).

[注2]網絡流; 未來屬於誰——評郝景芳的《北京摺疊》[J].工友.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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