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 平克（Steven Pinker），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利爾，1976年取得麥吉爾大學心理學學士學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1982—200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腦與認知科學系任教，潛心研究兒童的語言學習模式，最終成為麻省理工學院認知神經學中心的掌門人。哈佛大學約翰斯通家族心理學教授。1994年，他的《語言本能》一經出版，就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併入選《美國科學家》20世紀100本最佳科學書籍。2003年被聘為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2008—2013年，被授予哈佛學院榮譽教授頭銜。。
何為啟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啟蒙”為題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啟蒙是指“人類從自己加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從因“懶惰和怯懦”而服從於宗教或政治權威的“條規戒律”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他宣稱，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是：“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條件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一個時代絕不能締結某種條約，以阻礙後來的時代擴展眼界、增進知識、消除錯誤。這將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因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於這種進步。”
康德的觀點在21世紀的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無窮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書中得到了回應。多伊奇在這部為啟蒙辯護的著作中強調，只要我們大膽地運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學、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領域取得進步：
樂觀主義（在我主張的意義上）是這樣一種理論：所有的失敗，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知識與完備狀態之間永遠隔著無窮的距離。有些問題很困難，但把困難的問題和不能解決的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每一種特定的惡都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樂觀主義的文明是開放的，它不害怕創新，以批評的傳統為基礎。它的體系不斷改善，這些體系所實現的知識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樣檢測和消除錯誤的知識。
何為啟蒙運動？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正式的答案，因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個時代並沒有明確的年代界限，不像奧運會那樣有開幕儀式和閉幕典禮。同時，這次運動也沒有一個宗旨明確的誓言或者信條。通常來說，啟蒙運動指的是18世紀的後60年，不過它可以上溯自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理性時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紀上半葉古典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當時，科學探索對傳統智慧提出了挑戰，宗教戰爭的血腥殘酷讓人們記憶猶新，思想的傳播和人類的交流也比以往更為迅速頻繁。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找到了一條理解人類狀況的新途徑。在這個時期內，各種思想紛湧迭現，有些還相互矛盾，但有四個理念將它們連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
第一個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來討論生活的意義，或者其他任何問題，並堅定地認為自己給出的答案真實可靠、令人信服，那麼你就是在訴諸理性，並同意將自己的觀點交給客觀標準來檢驗。如果說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那便是主張積極地運用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而不能依賴空穴之風、虛幻之源，諸如信仰、教條、神啟、權威、異能、神秘主義、占卜、幻覺、直覺，或者宗教經典的闡釋文本。
正是理性讓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預人類事物的擬人神。理性告訴我們，有關神蹟的描述查無實據、令人生疑，宗教經典的作者也都是實實在在的人，各類自然事件的發生並不會考慮人類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著不同的神，它們壁壘森嚴、互不相容，沒有哪一個不是人類自身想象的產物。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麼它的神一定有三條邊。”不過，並非所有的啟蒙思想家都是無神論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論者，他們與有神論者不同，認為上帝在將世界這臺機器發動起來之後就退居幕後，聽憑世界按照自然法則存在和發展下去。另一些人則是泛神論者，他們將“上帝”作為自然法則的代名詞。不過，他們中幾乎沒有人信奉《聖經》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風喚雨並賜子降生的上帝。
今天的許多作家往往將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鼓吹與另一種錯誤觀念混為一談，也就是認為人類是完美無缺的理性主體。這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像康德、斯賓諾莎、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謨以及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都是刨根問底的心理學家，他們太瞭解我們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緒和弱點。他們堅信，只有明確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們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見，正是因為人們日常的思維習慣並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須審慎精細地運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個理念：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並以此去解釋世界。科學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所帶來的各種發現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第二天性，以至於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然而歷史學家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提醒說，在1600年，也就是科學革命的前夕，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這樣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風暴，淹沒大海上的船隻。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儘管碰巧在英國沒有，不過遲早會在比利時發現它們。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奧德修斯的船員都變成了豬。他相信老鼠是從秸稈堆中自己長出來的。他相信那個時代的魔法師。他見到過傳說中的獨角獸的角，儘管他並沒見過獨角獸。
他相信，如果一個人被謀殺，那麼只要兇手在場，屍體就會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種藥膏，只要塗抹在匕首上，就能癒合這把匕首所造成的傷口。他相信可以通過植物的形狀、顏色以及紋理來判斷它的藥用價值，因為上帝設計自然的目的就是讓人類能夠理解。他相信鍊金術，儘管懷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討厭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則是邪惡的預兆。他相信夢可以預示未來，只要能掌握解夢的方法。同樣，他相信地球靜止不動，日月星辰每24小時繞地一週。
然而130多年後，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就不再會相信這些東西。這不但將人類從愚昧中解放出來，也讓人類遠離無謂的恐懼。社會學家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紀，“這種認為有某種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導致了一種集體妄想症”：
暴雨、雷電、狂風、日食、月食、寒流、熱浪、乾旱和地震，凡此種種，都被認為是上帝發怒的徵兆。如此一來，“恐懼之妖”寄居於生活的每個角落。海洋成為邪惡之域，森林裡到處都是妖獸、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實存在的竊賊和兇犯。……黑夜降臨之後，世界上也充滿了預示各種危險的信號：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獸的嚎叫。
對啟蒙運動思想家而言，這個從無知與迷信中擺脫出來的過程，既表明傳統認知會犯下怎樣的錯誤，又表明科學的方法，例如懷疑論、可謬論（fallibilism）、公開辯論以及實證檢驗，則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導我們獲得可靠的知識。
在這些知識中，也包括對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門“人的科學”的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並將在其他許多問題上觀點各異的啟蒙運動思想家聯繫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鳩、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羅、達朗貝爾、盧梭和維柯。他們相信存在著普遍的人性，並認為可以對它進行科學研究。因此，他們成為諸多學科的早期實踐者，而這些學科直到幾個世紀以後才被正式命名。他們是認知神經學家，試圖通過大腦的生理機制來解釋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們又是進化心理學家，試圖描述生命的自然狀態，並辨識那些“注入我們身軀之內”的動物本能。他們還是社會心理學家，著書立說，討論將我們結為一體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對立的自私情緒，並分析那些干擾各項完美計劃的短視行為。他們也是文化人類學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險者的實地記錄，既收集有關人類共性的數據，也關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的多樣性。
普遍人性的觀點將我們引入第三個理念：人文主義。理性與啟蒙運動思想家普遍意識到，必須為道德確立一個世俗基礎，因為他們被幾個世紀以來宗教屠殺的歷史記憶深深困擾，例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獵捕女巫以及歐洲的宗教戰爭。他們為今天所稱的人文主義奠定了一個基礎，也就是將全社會男女老幼的個體利益置於部落、民族、國家或者宗教的榮耀之上。真正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幸福和悲傷的是單獨的個人，而非組織或團體。無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最多的人能獲得最大的幸福，還是出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絕對律令，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看來，正是人類個體對痛苦和幸福擁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發了對道德關懷的呼籲。
幸運的是，人性為響應這個呼籲做好了準備，因為我們被普遍賦予了一種能力：同情。同情，有時也被稱為仁慈、憐憫、惻隱等。只要擁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同情之環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發，去擁抱整個人類，尤其是當理性告訴我們，自己以及所屬的群體並沒有什麼異於他人的屬性。我們不得不接納世界主義，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
這種人文情感促使啟蒙運動思想家不僅譴責宗教暴力，同時也對所處時代的世俗暴行大加聲討，例如奴隸制度、專制主義、濫用死刑，以及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輪輾、火燒之類的殘酷刑罰。啟蒙運動有時也被稱為“人道主義革命”，因為它促成了種種野蠻行為的廢止取締，這些行為在各種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續了千年之久。
如果廢除奴隸制度和殘酷刑罰都算不上進步，那這世界上就沒有進步可言。由此進入第四個理念：進步。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不必屈從於當前的苦難和各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必試圖將時鐘回撥，去尋找失去的黃金時代。
我們不應該將啟蒙運動對進步的信念與19世紀浪漫主義的信仰混為一談。浪漫主義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辯證法，相信鬥爭、演化和命運，相信古希臘人對人類時代的分期，也相信進化的動力會將人類社會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關於“增加知識、減少錯誤”的表述一樣，啟蒙運動對進步的理解並沒有那麼詩意，進步不過是理性和人文主義的結合。只要關注並瞭解法律、習俗的現實狀況，並設法去改進、實踐，然後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類的措施與制度，我們就能逐漸讓世界變得更好。科學本身就是在理論和實驗的循環中逐步發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積經驗、持續前進，並由此證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
我們也不能將進步的理念與20世紀的社會重塑運動混為一談，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技術官僚和城市規劃者提供方便，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稱之為“極端現代主義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這場運動否認人性的存在，否認人性對美、自然、傳統和社會親密的複雜需求。這些現代主義者從一塊“乾淨的桌布”出發，設計出各種城市更新項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樓、露天廣場以及粗野無比的建築取代充滿生活氣息的街道社區。他們從理論上解釋說“人類將會重生”，並“生活於整體的有序關係之中”。雖然這些發展有時也被冠以“進步”一詞，但這種用法是極具諷刺意味的，因為缺乏人文主義引導的“進步”不是進步。
啟蒙運動思想家並不試圖去塑造人性，他們所希望的進步主要集中在人類的各項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學校、市場和國際組織這樣的人造系統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並由此改善人類的狀況。
就此而言，政府並不是一個具有神聖使命的統治機構，也不是“社會”的同義詞，或者民族精神、宗教教義、種族之魂的某種化身。政府是人們依據彼此默認的社會契約而發明的一種機構，其目的是協調人們的各種行為、制止損人利己的自私舉動，以此來增進公民的福祉。就像啟蒙運動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樣：“為了保障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授予而產生的。”
在人們授予政府的各項權力中，懲罰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鳩、切薩雷·貝卡里亞以及美國的締造者們對政府懲罰公民的權力做了重新思考。他們認為，刑罰的實施並非是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會激勵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證不造成更大傷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會行為的發生。例如我們主張罪罰相當，這並不是為了維護神秘的正義天平不至傾斜，而是為了確保罪犯能夠止步於較小罪行，從而不會升級成更大的罪惡。反觀酷刑，無論是否屬於所謂的“罪有應得”，它都不如適度而必要的懲罰更為有效，而且酷刑還會使觀刑者變得麻木不仁，使這個實施酷刑的社會變得殘暴無情。
啟蒙運動還首次對財富展開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發點不是如何分配財富，而是如何創造財富。在法國、荷蘭以及蘇格蘭等國經濟學家的基礎上，亞當·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論，他指出，大批量的產品無法依靠獨立的農民或者工匠來製造，它有賴於一大批高效的專業勞動者，以及那些將他們的才智、技能和勞動成果彙集起來進行交易的人。亞當·斯密舉過一個有名的例子，他計算出一個獨立工作的制針人一天最多隻能製作一枚釦針，然而在工廠中，“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如此一來，平均每個工人一天之內就可以製造將近5 000枚釦針。
專業分工在市場中才有效，市場讓專業勞動者能夠交換他們的商品和服務，同時亞當·斯密解釋道，經濟活動是一種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個人收穫的利益都大過所放棄的利益。藉助自願交換，人們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來使他人受益，就像亞當·斯密所說：“我們的晚餐，可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商和麵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我們並非求助於他們的博愛，而是求助於他們的自利心。”亞當·斯密並不是說人類無比自私，也不是說人類應該如此。事實上，亞當·斯密對人類同情心關注之切、闡釋之深，史所少見。他只是強調，在市場中，即便一個人只關心自己與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會給所有人帶來好處。
交換不僅可以使整個社會變得更為富有，也可以使它變得更為和諧，因為在一個有效的市場中，購買商品總是比盜竊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對你來說，他人的生存總是比死亡更有價值。正如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幾個世紀之後所說：“如果裁縫向麵包師開戰的話，那他就必須自己烘焙麵包。”包括孟德斯鳩、康德、伏爾泰、狄德羅以及阿貝·德·聖皮埃爾（Abbé de saint-Pierre）在內的許多啟蒙思想家都贊成“溫和的商業”（doux commerce）。而美國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尤其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為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設計了各種制度，以培養商業的發展。
這將我們引入和平這個啟蒙運動的理念。在人類歷史上，戰爭曾是如此頻繁，以至於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它是人類社會的組成部分，而和平只有在救世主降臨的時代才會到來。但現在，戰爭不再被認為是來自上天的懲罰，對此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場光榮的競賽，值得贏取和慶祝。戰爭只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實際問題，而且有朝一日終會解決。在《論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舉了一系列能夠防止領導人將國家拖入戰爭的措施。康德認為，除了國際貿易外，能夠阻止戰爭爆發的還包括建立代議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民主制”）、國家之間開誠佈公、制定一系列反對侵略和干涉內政的準則、允許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個能夠對爭端做出判決的國際聯盟。
儘管這些開國者、制憲者和啟蒙哲學家都是高瞻遠矚的偉人，但本書並不想掀起一場偶像崇拜。啟蒙運動思想家也不過是生活於18世紀的男男女女，他們中有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反猶主義者，也有奴隸主和決鬥者。他們所擔心的一些問題在今天看來幾乎不可理喻，他們在構建一系列精妙理論的同時，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生得太早，無法預料現代人理解現實的一些基本原則。
但我相信，他們會是首先站出來對此表示贊同的人。如果贊成理性，那麼你關注的重點就應該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於進步，那麼你就不能輕易宣稱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奧秘。如果我們對人類狀態和進步本質有重要的理論發現，而這些發現並不為啟蒙運動思想家所知，那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偉大。在我看來，這種發現有三個：熵、進化與信息。
本文選編自《當下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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