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某個夏天，我回鄉省親，有機會和父親一起去鎮上買空調，其間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觀感與體會：
一是剛到鎮上時，父親二話不說，就像系匹馬一樣，把他騎的摩托停在了鎮口的一家摩托車行，便開始徒步逛街了，且沒有給車上鎖。理由是，車是在那家車行買的，老闆會幫著看車，既省事，又能保證車子不丟。
二是在電器商店，我瞭解到當地農民大多喜歡到鎮上賒購電器，即使他們手裡並不真正缺錢，而賣方也願意以此為促銷手段。通常的約定是餘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樣要利息，而且連欠條都不用打，店主會派皮卡車將電器直接送到農民家裡。透過這個細節，你會明白當農民初次進城找工作時，為什麼會以近乎赤誠的心態與僱主達成口頭承諾，卻很少想到要籤什麼合同來保護自己。他們全然忽略了那裡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們熟悉的可以通過個人信用實現自治的鄉村。
這一切，恰好印證了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通過種種“知根知底”，直接或間接地把各種關係像蜘蛛網一樣連接起來。你可以批評他們的相關交易有許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實上，能訴諸法律的糾紛並不多見。作為道德共同體中的一員，絕大多數人都能較好地履行自己的義務，使當地社會能在道德倫理的約束下保持相對良好的運行，而少有欺騙行為發生。
歷史一次次證明，對農民而言，他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不是農民之間的失信，而是權力機關的失信，乃至國家信用的缺失。農民可以對來自鄰居與社會的失信進行或明或暗的抵制，但是對於國家的“說話不算數”，卻只有無能為力。
隨著社會的開放與社會分工的細化，無論是熟人社會的鄉村中國，還是半熟人社會的單位中國，人們的生活已經越來越“陌生化”，開始進入陌生人社會。
我們雖然可以自由抉擇，卻近乎宿命地將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質拱手交給了從未謀面的陌生人。我們不知道罐頭和火腿有沒有毒，不知道糧食和蔬菜是否被汙染，不知道動車和飛機是否被正常檢修，不知道司機和飛行員是否酒駕，不知道傳說中口若懸河的佈道者是否同時是個強姦犯……多麼令人擔心啊！過去“特務投毒”，總像武俠小說裡的壞蛋一樣，跑到水井邊、食堂裡，鎖定目標，務求投毒效果立竿見影。而今壞蛋們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無遠弗屆，讓每個人都活在僥倖之中。
當然，事情並不至於讓人絕望。人類早被上蒼賦予了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本性。他們不僅創造了國家，而且發明了法律，確立了契約背後的權利、義務與責任。而陌生人社會得以維持的根本，就在於全社會尊重契約，願意通過法律來調節各自的行為。遺憾的是，在這個“一切皆有可能”的時代，道德在不該退場時已經退場，法律在應該擔當時未能擔當。
安分守己的農民如何面對陌生人社會？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裡，他們的最大苦惱恰恰是，一方面，進城後他們丟掉了熟人社會中溫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會又沒有提供值得信賴的契約以保障他們的安全。而這也是許多農民告別曾經苦苦謀生的城市，願意重返鄉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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