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護生物圈，人類就將處於“聖殿”之中，但若摧毀生物圈，生命都將淪入“地獄”。在國內疫情即將過去之時，或在以後的後疫情時代，
只有建立以“仁愛”與“兼愛”為基礎、以破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平等”觀念為規約的“生命共同體”，人類才能免於走入下一次災難。原文 ：《“兼愛”：人類文明與生物圈的唯一出路》
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外語系副教授 劉寶
圖片 |網絡
“生物圈”理論蘊含“生命共同體”意識
新冠肺炎疫情自2019年底爆發以來，引發嚴峻的公共衛生形勢，給整個世界與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沖擊。從大的方面看，此次疫情影響可分為兩個向度：一是疫情帶來的事實侵害，是橫向的；二是疫情引發的認識危機，是縱向的。
事實侵害包括對人們生命和健康帶來的危害，政府與社會為挽救和保護人民生命健康所消耗的財力、物力與人力，以及疫情對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心理層面的巨大沖擊。認識危機即疫情嚴重性引發人們對事件源頭與未來趨勢所進行的探索和思考，比如疫情爆發不久，研究工作便將其源頭鎖定於野生動物，並引起人們對濫食野生動物問題的關注。
疫情帶來事實侵害的效果能夠直觀感知，而認識危機卻常被公眾在放大事實侵害帶來的切膚之痛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重讀和再思考湯因比“生命共同體”意識，對我們把握和解決認識危機就有了巨大的現實意義。
作為20世紀西方思辨歷史哲學的主要代表以及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耗盡半生在早期著作《歷史研究》中探索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理論，又在晚年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中將生命最後的眼光投向環境與生態問題，提出了“生物圈”理論。湯因比認為地球是人類唯一的生存之地，“生物圈內所有成分都互相依賴，每一現存成分都依賴於它與生物圈其他部分的關係，人類也無法對此例外”。生物圈將以何種方式存在、人類命運走向何方，都與這種關係所處的狀態密切相關。工業化進程和技術進步加大了人類瘋狂開發生物圈的力度，陷生物圈於全球汙染和資源枯竭的危險之中，湯因比預測到其災難性後果：“人類掌握的物質力量很快將使生物圈無法居住，人為災難會大大縮短人們的壽命，包括人類和其它生命形式的生物圈最終將被摧毀。”
湯因比推崇中國古代諸子哲學智慧，從早期《歷史研究》到晚年《人類與大地母親》探索人類文明與生物圈發展的過程中，隨處可見他對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應用。
因此，湯因比“生物圈”理論所蘊含的樸素而明確的“生命共同體”意識可以概括為兩方面內容：以儒家和墨家的“愛”作為基礎，以道家的“平等”作為規約。
將“兼愛”思想擴展至整個生物圈
《孟子·梁惠王上》記載有“以羊易牛”的故事，孟子認為這並非吝惜財產、去小留大，而是“仁”的行為。沒有親身體驗的現實情境，任何道德觀念都無法憑空產生，因此，孟子提倡“親親”，就是“見”“聞”這種物理過程引起的情感共通性的表現。對於齊宣王來說，“以羊易牛”的決定是因為“見牛未見羊”，“見”與“未見”就決定了“牛”與“羊”到底是一個觳觫而立的具體形象，還是一個完全抽象的名字，也就進一步決定了齊宣王內心和情感上不同的反應。
湯因比從幼年到青年，學業和事業一帆風順。然而，隨著世界局勢不斷變化，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局部戰爭此起彼伏，對戰爭破壞和人們死亡的親身經歷，喚起了他對生命的尊重。湯因比認為人類是能夠善良的，惟有藉助居間的“博愛”理想，把“博愛”理想變成現實，才會有“上帝如慈父”，才會有“人人如手足”。或者說，正是“見聞”構建了湯因比的“仁愛”理想，使他在生命後期將“愛”當作人類文明和“生物圈”的唯一出路。
然而，湯因比對於儒家“仁愛”的探索並未到“博愛”而止步，而是繼續深入並具象到墨家的“兼愛”思想之中，並進一步將墨家“兼愛”思想擴展至整個生物圈。他說：
在工業革命時代的人類文明世界中，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
在澳大利亞遊歷期間，他以白蟻為喻，表達對所看到戰爭的厭惡：
毫無疑問，白蟻們今天在自言自語道：“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入侵者會自行覆滅。在生存了不到一百萬年以後，這些善於發明創造的生物就已經發現了大規模自殺的辦法。”唉，可憐的白蟻們，……核戰爭也可能毀滅你們和你們的友鄰，從熱帶魚到形成珊瑚的微生物，再到浮游生物，統統都會覆滅。可能將會毀滅掉這個星球上的全部生命。
湯因比肯定了孟子因“相識”或“見聞”而產生的“差等”之愛與墨子因人性需要而產生的同類之愛都有存在的道理，二者並不對立排斥，所謂有“差等”的“親親”之愛可以看作是“兼愛”有效的起點和方式。但湯因比在孟子“差等”之愛與墨子無差別的“兼愛”之外，看到一個更大的空間範圍——“兼愛”應該超越“人類”侷限，擴展到整個生物圈，“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這是湯因比在墨家思想基礎上進行的推進和開創。
如果說，“以羊易牛”讓我們看到孟子“仁愛”觀能福及“牛羊”的話，那麼無論是孟子還是墨子，都萬萬未能如湯因比一般將其“仁愛”或“兼愛”的思想和實踐與白蟻、熱帶魚、形成珊瑚的微生物甚至浮游生物聯繫起來。湯因比以儒家“親親”與墨家“兼愛”為基礎，在整個生物圈範圍內形成了樸素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規約:平等
推崇儒、道、墨家思想的湯因比在闡述“生物圈”理論的過程中時刻浸染著平等觀念，這種觀念成為“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嚴格規約。
湯因比通過大量實例，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等關係進行了闡述。在一次旅行途中，湯因比記錄道：
澳大利亞的大自然或許並不如亞馬遜或安第斯山那般可怕，不過，雖然並未如此冷酷無情，但卻也並未作出多少讓步，依然令人難以駕馭。在南太平洋此岸，正如彼岸一樣，大自然決意要發一發威以不讓自己顯得那麼無足輕重。
自然界與生物圈或許本來就不應由人類來“駕馭”，大自然可以向人類發威從而不讓自己顯得“無足輕重”，意味著生物圈並非人類“兼相愛”的純粹客觀對象，它與人類一樣構成“兼相愛”的平等主體。在湯因比思想中，“兼相愛”並不僅僅表現為人類主動去愛其它生物或生物圈；其它生物和人類有同等的“愛”的地位，在“兼愛”關係中和人類是平等的主體，由此深化了生物圈“生命共同體”的本質和存續狀態。
湯因比說：“工業革命使人與生物圈的關係發生了顛倒。”自人類誕生之初，連同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迄今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生物圈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卻一直沒有被人類感恩和重視。而造成這種被忽視和不平等的根源在於人類中心主義。
自《聖經》記載上帝造物而規定人對萬物的統治和主宰地位，宗教神學打下人類中心主義的最堅實根基開始，人類中心主義歷經神學向科學、理論向實踐的轉變。
隨著工業文明的進步，其內涵又不斷被豐富完善，“人統治自然”的理念密切影響著科學體系的發展與科技的創新實踐。可以說，人類中心主義在思想史領域發揮了巨大的引領和導向作用，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發展科學實踐過程中極具積極意義的認識論。然而，也恰恰就是這盤踞人類思想史幾千年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工業文明以來各種不斷湧現的“天災”與“人禍”，眼下疫情的源頭在於人類對野生動物的捕殺和獵食，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在諸神退隱、信仰缺失的虛無主義時代，何以有現代人詩意棲居的自由？這是海德格爾從存在論層面的自由運思走向生存論意義上自由的終極關切。海德格爾對自由的深層追尋最後指向這樣一種態度，即“向著物的泰然任之”和“對於神秘的虛懷敞開”。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與西方傳統哲學有較大差異，而與道家思想卻有相通之處。這種“向著物的泰然任之”和“對於神秘的虛懷敞開”也是湯因比對人類以外生物平等意識的表現，是他與道家思想殊途同歸的“生命共同體”意識。不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在湯因比對自然、對生物圈、對牛羊犬隻甚至浮游生物的平等觀念中被完全消解。
用湯因比的語言解說這次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諸如此類的災難，其關鍵在於人類對自然與生物圈沒有做到“兼愛”。這種“愛”抽象卻又可以被操作和實現，換句話說，就是要建立人與生物圈的和諧共生關係。工業化發展和技術進步早已使人類高居食物鏈頂端，並牢牢掌控摧毀生物圈的能力，人類入侵生物圈、捕殺獵食野生動物，讓自己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但湯因比仍然表達了他對“生命共同體”的美好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人類在將來不會摧毀生物圈，而是用其優雅高貴之愛滲透生物圈，以消弭自然的混亂狀態。生命將由喧鬧的地獄升入聖殿。”愛護生物圈，人類就將處於“聖殿”之中，但若摧毀生物圈，生命都將淪入“地獄”。這是湯因比對未來的期待，也是對人類的倡導和呼喚。在國內疫情即將過去之時，或在以後的後疫情時代，只有建立以“仁愛”與“兼愛”為基礎、以破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平等”觀念為規約的“生命共同體”，人類才能免於走入下一次災難。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1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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