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正午陽光出品，王凱、江疏影領銜主演的古裝劇集《清平樂》將於今晚開播。
以宋仁宗趙禎的生平為脈絡，《清平樂》展現了仁宗作為國朝君主一生勤政愛民、為政以仁，為北宋開創了繁榮太平的“仁宗盛治”，又以不同以往的視角呈現出趙禎上敬天命、下畏人言的溫柔隱忍與舐犢情深。與此同時，名臣高士、國朝大勢、典章體制、法度人情等多番看點交迭上演，勾勒出一幅既溫婉柔美又波瀾起伏的群像畫卷。
宋仁宗做主角，在影視劇中並不常見。即使作為“狸貓換太子”事件中被調包的對象，仁宗的存在感常常僅限於給包拯等民間傳奇做配。雖然歷史上的仁宗並非沒有姓名，經過“宋夏和戰”、開展“慶曆新政”……趙禎在位期間，北宋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不可否認，民間故事中，包拯、狄青、晏殊、歐陽修、范仲淹……仁宗朝的大臣們總是搶走他的風光。
宋仁宗，和他的
仁臣們
▼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宋史》本紀說他“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對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跡的總體評價是：
吏治若逾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這段評價還是相當公允的。儘管有種種外患內政上的問題，但仁宗一朝無論如何還是宋朝的治世，除卻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頗有些盛世氣象。
治世的出現，與仁宗“恭儉仁恕”的個人秉性與治國方針有關，他不是一個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在歷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遊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軟，對後宮女色也有相當的興趣。但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聽了也從不挾憤報復。
有關仁宗仁慈寬厚的遺聞軼事特別多，雖不無箭垛效應，但也折射了歷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對近臣說起昨天夜裡失眠腹飢，想吃燒羊肉。近臣問他為什麼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說：“宮禁每有取索，外間便為定製。我怕自此以後每夜都要宰羊，殺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進獻佳麗送入後宮，諫官王素極論此事，仁宗對他說：“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與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確有其事，她們在朕左右，也很親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說：“我欲所論，正是親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賜德用所進之女各錢三百貫即令出宮，當即報來。王素表示：只要採納進諫，不必如此緊急。仁宗說：“朕雖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見她們眼淚鼻涕地不願出宮，恐怕也就不忍心趕她們了。你就在這裡等回報吧。”不久，內侍來報“事已了當”。
君主制是家長制的放大。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必定是才俊如雲；但有時，在一個平易而寬厚的家長下，子弟倒也頗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屬後者。在他的治下，不僅臺諫官，即便其他官員和士大夫，也都能暢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
有一件軼聞最能說明仁宗朝言論的寬容度。據說仁宗“尤惡深文”，有一個舉子獻詩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詩是完全可視為反詩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報了此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才寫的，可給他一個遠小州郡的司戶參軍做做。”不必究詰這事的準確度，即便是附會，也真實反映了仁宗的為政風格。這種仁恕寬容對“忠厚之政”的風氣，對人才的作育培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說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歷史上真可謂是首屈一指的，可以開列一長串名單：政治上被稱為名臣的就有呂夷簡、范仲淹、魯宗道、薛奎、蔡齊、陳堯佐、韓億、杜衍、龐籍、吳育、王堯臣、包拯、範祥、孔道輔、餘靖、胡宿、田況、王素、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躍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趙聚、吳奎、張方平、唐介、趙抃、呂誨、範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韓維、韓忠彥、傅堯俞、彭汝礪、範純仁、範純禮、劉摯、王巖叟等一大批人才，實際上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文學藝術上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蘇洵、歐陽修(以上文學，蘇軾、黃庭堅兼擅書法)、蔡襄(書法)、燕文貴、武宗元、許道寧、趙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詵(以上繪畫)等。思想學術上有孫奭、劉敞(以上經學)、胡璦、孫復、石介、李覯(以上哲學)、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呂大臨(以上理學)、宋敏求、範祖禹、劉恕、劉攽(以上史學)等。科學技術上有王惟一、錢乙、燕肅、畢昇、沈括、賈憲、蘇頌等。
正如蘇軾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而明代李贄更認為：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這裡只就政治人才略說其犖犖大者。
第一個是范仲淹。南宋人以為“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元朝人說他“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宋代是士大夫自覺意識最高漲的時代，一種嶄新的精神面貌已經浮現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說有宋儒氣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則開出來的，故而朱熹說“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是仲淹的諡號)。作為一種人格典範，他對後人影響深遠，完全當得起他在《嚴先生祠堂記》裡所推崇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在《岳陽樓記》裡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真是一種光風霽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贄對他的人格精神評價最高，甚至以為“宋亡，範公不亡也”。
范仲淹（左）& 歐陽修（右）
歐陽修說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當禮官請仁宗率百官為垂簾聽政的劉太后獻壽時，他認為這是“虧君體、損主威”，上疏明確反對，太后不悅，命宰執討論。晏殊把他叫來，怒責他輕率壞事。雖說晏殊於他有推薦之恩，但他卻堅定地說：“真沒想到因直言正論而開罪於你。但倘若以為我疏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而今而後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慚愧得無以應對。
范仲淹曾與呂夷簡議論人物，呂聲稱閱人很多，卻沒見過節行之人，範說：“天下確有這樣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這種想法待天下士，無怪乎節行之士不來。”範、呂人格高下，頓時立判。范仲淹一貫主張，“凡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他曾就廢后和用人問題，多次激烈抨擊呂夷簡。宋夏戰爭爆發後，呂夷簡再次入相，推薦范仲淹經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沒有夷簡在朝支持，邊事將“無以成功”，便主動修書消解舊日齟齬，說過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獎拔。為了公事，兩位名臣盡釋前嫌。
韓 琦
在對待西夏問題上，范仲淹主張防禦，韓琦主張進攻，朝廷一開始接受韓琦意見，儘管事實不久就證明防禦比進攻更有效，但仲淹卻毫無芥蒂，與韓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敗，仲淹對比他年輕的韓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夠早日回到宰執大任上來，展示了他那“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襟懷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節儉，妻子衣食，僅能溫飽，卻輕財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蘇州，他在蘇州近郊購置良田數千畝，作為義田，設立義莊，贍養飢寒貧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學試嫁娶病醫喪葬都有贍給。範氏義莊對宋代以後的義田、義莊、義學作出了示範，加強了宗族制度下人際關係的親和力。
富 弼
再說富弼。司馬光稱讚他“溫良寬厚，凡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慶曆二年(1042年)，契丹瞅準宋夏交戰之際，趁火打劫挑起邊界爭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謂關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騰得焦頭爛額，更擔心與遼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敵的境地，想遣使赴遼，被選者都因恐遼症推諉不行。呂夷簡一直對富弼不滿，便讓他出使。好友歐陽修引用唐朝顏真卿出使見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臨行對仁宗說：“主憂臣辱，我不敢貪生怕死！”
這年四月，富弼出使遼朝。遼興宗仍以武力相威脅，聲稱“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富弼針鋒相對地指出：“北朝難道忘了真宗大德嗎？澶淵之役，真宗若聽諸將建議，北兵就不會安然北返。現在北朝要打，能保必勝嗎？即便取勝，擄掠所得，歸與臣下，還是歸於人主？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卻是一無所獲。”遼興宗被說得不住點頭，但仍要爭回祖宗的故地，富弼爭辯說：“晉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都是前朝舊事。如要各復舊疆，恐怕對北朝不利。”至此，遼方在富弼還擊下，已完全理屈詞窮，只能進入議增歲幣的實質性談判。
七月，富弼帶著宋朝的國書與仁宗的口諭再次使遼。遼朝要求宋朝在所增歲幣的名稱上，改稱為“獻”或“納”。富弼據理力爭：“宋遼乃兄弟之國，宋帝為兄，遼帝為弟，豈有以兄獻弟之理！”遼興宗無法折服富弼，派劉六符使宋再議。富弼回朝奏明他在遼廷已拒絕獻納之說，對方已知理屈，萬勿答應其無理要求。但仁宗與呂夷簡急於講和以擺脫困境，在增歲幣銀絹十萬兩匹的同時，仍允許以“納”為名，自折了銳氣。富弼兩次使遼，一次女兒死亡，一次兒子出生，都毅然不顧，慨然登程，顯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懷。他在宋朝明顯不利的情勢下，不辱使命，在對遼外交上展現了卓越才能，次年就遷為樞密副使。其後，他在仁宗至和二年與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兩度入相，與韓琦同為三朝重臣。
文彥博
文彥博早在慶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參知政事，年僅四十二歲。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貝州(今河北清河)發生了王則領導的士兵起義。王則原是涿州(今河北涿縣)人，因饑荒流落貝州，投了駐紮當地的宣毅軍，當上了小校。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進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募兵制，用心良苦地把“獷暴之民收隸尺籍”，讓他們參軍吃糧，把民間桀驁危險的力量納入軍隊的管束。在宋太祖看來，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這種募兵制是消弭民眾叛亂的最佳方案。於是，飢寒交迫的農夫，遊手好閒的流民，都被投進了軍隊的大染缸。動亂根苗雖然暫時被轉移進軍隊掩藏了起來，但一旦有風吹草動的誘導因素，就會轉化為兵變形式爆發出來。
宋代兵變相對頻繁，原因即在於此。再說貝州地區，民間爭相傳習《五龍經》等圖讖，鼓吹“釋迦佛衰謝，彌勒佛主事”的謠言，這是彌勒救世信仰結胎於民間秘密宗教的一種表現。王則流亡前與母親訣別，曾在脊背刺上“福”字作為將來相認的記號，這時被用來大做文章，他也被信徒們視為崇奉的對象。王則的信徒廣佈於河北、山東一帶，約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時起事。他們派黨徒帶著書函前往爭取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留守賈昌朝，不幸被捕入獄。王則聞訊，提前在冬至起事，殺了通判，囚了知州，佔領了貝州城，自稱東平王，建國號安陽，建年號得勝，旗幟、號令都稱以佛號，起事者臉上都刺著“義軍破趙得勝”的字樣。事發以後，宋朝一邊在各州郡大索“妖黨”，被俘者不計其數；一邊立即派出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前往進剿。在內應的幫助下，數百官軍曾一度縋入貝州城內，但旋即被起事民眾逐出城外。
次年正月，文彥博見貝州仍未攻克，便主動請命，出任河北宣撫使兼體量安撫使，改明鎬為副職。他與明鎬聽從軍士獻策，一面派兵佯攻城北，一面秘密挖通城南地道，選派強壯官兵二百名連夜攻入貝州城。這些官軍乘著夜色攻上城頭，殺了守城者，接應大隊官兵入城，鎮壓了這次士兵暴動。王則被押往開封磔殺(肢解而死)，貝州改稱恩州。這次兵變被朝廷視為邪教暴亂，先後持續了六十六天，朝野大為震驚。事平當月，文彥博就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勞都攬在自己頭上，稱讚明鎬“才大可用”，推薦他做了參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時突然發病，扶入宮禁。文彥博考慮到政局大計，當即要求內侍及時通報仁宗病情，否則行以軍法，同時與其他宰執在宮中日夜輪流值班。知開封府王素說有禁兵告發都虞候謀亂，文彥博瞭解到那個都虞候決無謀叛事，便與同時任相的劉沆以誣陷罪簽署了斬決那個士卒的命令，確保軍隊的穩定。
不久，兩個司天官受內侍武繼隆的指使，上書請求皇后聽政。文彥博拿到書狀後，也不給其他宰執看，找來那兩個司天官說：“司天官干預大政，可是罪當滅族的！今後可不能再犯。”然後把這事通報給其他宰執，其他宰執都憤怒地表示應將這些偕言之輩斬首，文彥博則以為：倘若斬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復，文彥博與富弼等才回私第。
以後，劉沆向仁宗密告文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呈上劉沆也簽署的判狀，仁宗這才深感文彥博在處理這場危機中的老練與沉穩。史稱文彥博“凝簡莊重，顧眄有威”，歷仕四朝，任將相五十餘年。元祐更化時，他受司馬光推薦，以八十一歲高齡第三次入相，平章軍國重事，成為元老重臣的一種象徵。
宋哲宗
元豐八年（1085）春，宋神宗趙頊病死，其子趙煦（宋哲宗）即位，年僅十歲，其祖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執政。元祐更化又稱元祐黨爭，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在元祐年間（1086～1093）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
說到仁宗朝的武將，狄青是不得不說的。他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陽)人，行伍出身，在抗擊元昊的戰爭中，屢立戰功。他喜歡戴一副銅面具，披頭散髮地衝鋒陷陣，這一史實後來被有關狄青的話本小說附會誇張。范仲淹認為他是良將之才，讓他讀《春秋左傳》，對他說：“將領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他從此折節讀書，精通了歷朝將帥兵法。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戰功升至樞密副使，出身行伍而位居樞府，這在太宗以後未有先例。
這時，南方儂智高起兵反宋正鬧得不可開交。儂智高是廣源州(今越南廣淵)人，這裡原是唐朝羈縻州，到儂智高時，因久受交趾壓迫，起兵反抗，建立政權，請求歸附宋朝。但宋朝不願在邊境生事，置之不理。皇祐元年，儂智高轉而攻宋。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攻陷邕州(今廣西南寧)，建立大南國，建元稱帝。他進而連下廣南十餘州，兵鋒直指廣州，圍城近二月，未能破城，見宋朝援軍相繼而至，撤圍退回邕州。仁宗調兵遣將前往征討，但南方素來缺乏戰備，不少守臣不是戰死就是逃亡，仁宗深為憂慮。狄青主動請戰出征，仁宗命其經制廣南戰事，但旋即任命一內侍為其副手，實際是不放心狄青獨掌兵權。有人以為宦官監軍不足為法，仁宗問宰相龐籍，龐籍也說“號令不專，不如不用”，仁宗這才下令嶺南諸軍皆受狄青節制，並親自為他置酒壯行。
狄 青
狄青到達前線前就傳令諸將不要貿然與敵人交戰，一切聽他的號令。但廣西鈐轄陳曙率兵八千主動出戰崑崙關(今廣西賓陽西南)，大潰而歸，殿直袁用等臨陣脫逃。次年正月，狄青到達後，大會諸將於堂上，說：“軍令不肅，所以兵敗！”下令將陳曙、袁用等三十餘人正以軍法，在場諸將無不膽戰心驚，軍紀頓為改觀。時正皇祐五年元宵，狄青下令大軍休整十日，大肆張揚，麻痺敵人。料定敵探回去報告以後，狄青次日親率大軍，直撲崑崙關下。
隔日黎明，諸將環立大帳前等待主帥發佈進軍令，過了好久才見有人傳狄青將令，請諸將到關外朝食。原來他早就趁著夜色，換了便服與先鋒官偷越了崑崙關，在歸仁鋪(今廣西南寧東北)列陣迎敵。雙方展開一場惡戰：狄青揮旗指揮他從西夏前線帶來的蕃落騎兵，與先鋒張玉率領的前軍形成夾擊之勢，大敗敵軍，逐北五十餘里，斬首數千，生俘五百餘人。儂智高縱火燒城，逃往大理國，最後死在那裡，叛亂被徹底平定。
儂智高之亂令嶺南騷動，狄青的戰功自然萬眾矚目。回京以後，仁宗打算晉升他為樞密使，卻招來一片反對聲，連龐籍這時也以為狄青不宜久居樞府。然而，皇祐五年五月，仁宗還是讓他當上了樞密使。他在樞密院四年，每次外出，圍觀者就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平民、士兵都把狄青視為自己的驕傲，這引起了朝廷的疑忌。
宋代士兵入伍前，都要在臉上刺上番號，以免逃亡。據說，在擢遷樞密副使前，仁宗曾勸他把臉上的文消去，狄青想起韓琦曾當面折辱他說“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的才是好漢”，表示不願消去黥文，並不無自信和自豪地說：“要讓天下賤兒，知道國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說他將危及朝廷的謠言與各種五行變異編派在一起不脛而走，臺諫侍從要求罷免他執政之職的章奏接踵而至。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終於被罷政出知陳州。作這一決定時，仁宗說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彥博反問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狄青聽到任命後，到中書去問為什麼無罪出知州郡，文彥博兩眼直瞪瞪逼視好久，才吐出一句：“無他，朝廷疑你！”狄青驚怖得倒退數步。到任後，朝廷每月兩次派內侍前來“撫問”，實際上是不放心狄青，而每來就讓他驚疑終日。不到半年，一代名將就在陳州憂憤而死。狄青之死，讓人深切感受到宋代猜防武將的祖宗家法有多麼森嚴可怕。
包 拯
在中國清官冊中，位居第一的包拯也是仁宗朝名臣。關於他的小說戲劇大多於史無證，卻為他贏得了很高的知名度(這種民間高知名度的宋代人物還有楊業、狄青、岳飛)，這裡說的當然是歷史上的包拯。
包拯知天長縣時，有人來報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誰割了舌頭。他知道這是一起鄰里間的陷害案，不動聲色地吩咐告狀者回家把牛宰了賣掉，割了舌頭的牛是難以活命的，只有這種處置辦法。果然不出包拯所料：不久就有人來告發那人私自殺牛，因為私殺耕牛在宋代是違法的。包拯嚴厲責問告發者：為什麼割了牛舌，還要誣告別人？那人措手不及，以為事情敗露，只得伏罪。大約因為牛舌案，包拯斷案如神的名聲不脛而走，併為以後小說戲劇所敷衍。
其後，包拯調知端州，這裡是著名端硯產地。端硯是當時貢品，採石制硯極為艱苦，而到這裡做地方官的，總以上供為名十幾倍、數十倍地搜刮端硯，帶回京城去賄賂權貴。包拯到任後，自書座右銘道：“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作為為官做人的準則，並下令只製作上供的端硯數量，不多取一方，離任時也不帶一方端硯。清正廉潔，朝野傳為美談。
彈劾張堯佐一事也許最能說明包拯的“立朝剛毅”。皇祐二年(1050年)，他入知諫院，張堯佐仗著是仁宗最寵幸的張貴妃的伯父，正擔任著三司使。這是掌管全國財政的要職，地位僅次於二府宰執，往往是執政的後備人選。張堯佐沒有幹好的本事，包拯彈劾他“是非倒置，職業都忘”，卻“洋洋自得，不知羞辱”。見包拯和其他臺諫官紛紛上疏，仁宗只得打消讓張堯佐遷升二府的念頭，免去他三司使的職務，但為安慰愛妃及其伯父，改命他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同群牧制置使。
包拯立即上章指斥張堯佐是“清朝之穢汙、白晝之魑魅”，抨擊仁宗“失道敗德”，要求他收回成命，但仁宗就是置之不理。朝會之日，御史中丞王舉正與包拯、唐介等臺諫官留下百官面諫仁宗，動用了宋代臺諫向君主集體諫諍的特殊手段。仁宗大怒，下令今後臺諫上殿先報中書取旨，這是他自廢黜郭後以來再次動用君權與臺諫對著幹。但仁宗迫於輿論最後還是向臺諫讓步，免去了張堯佐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保留了其他兩使。過了一段時間，張貴妃又吹枕邊風，仁宗見輿論平息，便重新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管仁宗先前警告，不依不饒，領銜與其他諫官上奏再論。為了說服仁宗，包拯多次上殿爭辯。一天，張貴妃還想為大伯說情，仁宗搶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我的臉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諫官嗎？”由於包拯等抗爭，仁宗只得收回成命，並保證今後張堯佐再有升遷，必須聽取臺諫章奏。
包拯後來出知故里廬州，堂舅犯法，照樣依律處以笞刑。從此，仗勢擾民的親戚故舊肅然守法。至於請託，不論故人親黨，一概拒絕。他還為子孫立下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以龍圖閣待制(後世因此稱其為包龍圖)權知開封府，在任僅一年半，卻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首先，他懲治不法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其次，他改革訴訟制度。原來訴訟者不能直接到開封府大堂投遞訴狀，府吏中轉，上下其手，他下令大開府衙正門，讓訴訟者直到大庭下向他自陳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再次，他嚴辦無賴刁民。有一次，里巷失火，幾個無賴卻趁機起鬨，聚眾問他：“救火是取甜水巷水，還是苦水巷水？”包拯當即把他們斬首，從此無賴帖然畏服。
開封府肅然而治，童稚婦孺都知道他的名字，親切稱其“包待制”。他天性嚴峭，不苟言笑，人們就說讓他笑就好比黃河清那樣難。開封府則流傳著“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諺語，以閻羅來形容其剛正不阿和鐵面無私。不久，他改任權御史中丞，與宰相富弼、翰林學士歐陽修、經筵侍講胡璦當時被稱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學士、真中丞、真先生。看來，包拯成為清官第一典型，確有其原型基礎的。
（本文摘自《細說宋朝》，虞雲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略有編輯，以作者原文為準；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虞雲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05月
↑ 掃碼購書 ↑
本書敘述自宋太祖統一全國至元滅南宋期間的歷史，涉及兩宋、西夏、遼、金等政權的重要歷史和人物。
作者以“講史”的形式，敘述了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澶淵之盟、靖康之變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遼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神宗、岳飛、秦檜、文天祥等重要人物，並對民間傳說中的楊家將、包拯、狸貓換太子等進行了歷史的闡述，極富知識性與可讀性。
駱新說 | 對話真的能夠解決分歧和紛爭嗎？
駱新說 |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閱讀更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