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考夫婦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考（LarryBacow）3月24日致信哈佛社區，他和妻子阿黛爾·弗利特·巴考（Adele Fleet Bacow）感染新冠病毒。
在居家工作並被限制接觸外界一週後，兩人都出現新冠病毒症狀。所幸目前也已康復，他通過哈佛大學公報（Gazette）分享了這段經歷。
一、
公報：當得知檢測結果陽性時，您在想什麼？
巴考：我們一直非常非常小心，坦率講頗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出現症狀以前，阿黛爾和我已經接近十天沒有外出見人。
我們在家與世隔絕。之所以如此謹慎，部分原因在於我身患自體免疫性疾病，因而非常容易感染各種疾病。
有些人質疑我為什麼要去檢測？那是因為我免疫系統受到抑制。所以我具有感染風險。當檢測呈現陽性時，我在想，“這會很有意思。”
我還擔心自己能否履行職責。2004年在塔夫茨大學，當自體免疫性疾病首次確診時，我已經重病在身，因此不得不請了一個月病假。我認識到必須關心自己的健康。如果疾病纏身，我對任何人都是個負擔。
另外，我還意識到，如果其他人生病，我也得給他們一點時間恢復健康。因此，當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我希望通過成為一個聽話的好病人，按照我期待別人做的那樣規範自己的行為。
所幸我有一個非常棒的團隊。他們踏準節奏，彌補了我因病缺席而留下的空白，按計劃推進所有工作。
哈佛大學第29任校長Lawrence S. Bacow
公報：在致信告知哈佛社區自己罹患疾病後，您得到什麼樣的反饋？
巴考：我們肯定收到成百上千封回信，這些反饋來自學生、教師、員工、和校友，其中部分來自世界各地。對此我們深為感動。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躺在床上看CNN報道自己生病有點不可思議，似乎令人感覺魂遊身外。一旦成為全國性新聞，我們開始收到來自全美和全世界各地老朋友和家人的問候。
公報：身處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您做些什麼讓自己充實起來？有沒有追劇或看書？
巴考：光是查看和回覆電子郵件就挺吃力了。我真的沒有找到時間看書消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幾個星期前，我兒子和兒媳，還有兩個孫女打電話給我們。他們住在紐約，由於疫情居家工作，因此徵求我們意見是否可以過來和我們同住一段時間。我們表示：“當然，我們很高興見到你們。”於是，就在我倆首次出現症狀的那天，他們真的開車過來了。
這段時間大家一直住在同一屋簷下，經常通過視頻聊天，彼此保持社交距離。我們最大的開心果是兩個孫女，一個兩歲半，另一個八歲。希望幾天後我們可以脫離隔離和她們盡情玩耍。她們可以算是我們的消遣。
公報：您現在感覺好很多了，您居家工作時是如何安排時間的？
巴考：由於剛剛痊癒，我還無法確定自己能否回到日常狀態。我還沒有鍛鍊，但希望下週可以重新開始。
在體力恢復期間我嘗試放鬆自己。因此，通常我的一天是從查看夜間收到的電子郵件開始的，像其他人一樣，我需要打很多電話，開視頻會議。這些電話有的來自我的直接下屬，我需要和院長和各位副校長溝通情況。我還得和政府官員進行交流，我與州長、以及劍橋、波士頓、和華盛頓的官員保持電話聯繫。
我一直與其他校長進行交流。常春藤盟校校長互相之間通過電子郵件保持密切聯繫，我還通過電話與其中部分校長溝通。
我定期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討論問題，我也與本地區其他一些校長同事通話交談。我還與德魯 (DrewFaust，哈佛前任校長)和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哈佛前任校長）保持聯繫。因此，面對問題時我希望聽取別人意見，他們要麼曾經處理過類似問題，或者目前正在處理這些問題。
我一直與麻省獨立高校協會（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和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Education.）進行交流。上週末我們通過視頻開了一次理事會。
二、
公報：回顧過去，哈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監測新冠病毒的？
巴考：一月初，哈佛大學健康服務部門開始關注中國發生的疫情。我們有來自中國的學生，我們還有相當數量的教職員工前往中國從事學術活動。
我們還開始向從中國返回校園的社區成員提供建議，告知他們應採取何種措施確保自己健康。接著我們開始發佈警告，開始限制前往中國的旅行，隨著情況逐漸明朗，我們將旅行限制擴大至世界各地的其他高風險地區。
我們非常關注疫情的發展。我們還與哈佛教職員工保持密切聯繫，他們中有些人是全球最頂尖的傳染病學、病毒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他們本身也與其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同行保持接觸，並就未來面臨的風險向我們提供建議。
我們很快就召集一個危機管理小組跟蹤相關事件，並開始進行一些初步規劃。拉普副校長負責召集該團隊，他們在全校範圍發動行政院長、副校長以及其他環境衛生和安全部門人員一起思考，如果病毒蔓延到波士頓，尤其是哈佛校園，我們該怎麼辦？
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主任江阮（Giang Nguyen）也迅速地組建了一個科學顧問小組。我們還有幸擁有教務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他不但是醫生，還是一位經濟學家。因此我們依據海量專業知識應對疫情，並在此過程中做出一些堪稱明智的決定。
公報：哈佛大學是最早一批清空校園並轉向在線教學的高校，開始的時候曾遭遇阻力。您能夠討論一下這個決策過程嗎？
巴考：我們的想法幾乎完全由以下考量因素驅動。
一方面是觀察新冠病毒的傳播狀況，開始是在中國，接著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併力圖學習這些國家的經驗。
另一方面則是建立數學模型，這也是我們和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模型表明，如果新冠病毒具有我們設想的那種傳染性，並且保持目前的危險程度，我們即將面臨一場非常重大的危機。
當時，我們相信年輕人感染風險小於老年人或基礎疾病患者。近期公佈的更多數據顯示，至少在美國，年輕人的重症發病率超過其他很多國家。
我們觀察到日本附近的幾艘遊輪發生的感染狀況，這讓我們聯想到學校宿舍一旦感染病毒的可怕後果，因為學生們在宿舍裡同樣住在一起，彼此密切接觸。
隨著春假臨近，我們擔心如果沒有采取果斷行動，我們的學生將散佈到世界各地，他們很可能與當地年輕人密切接觸；當他們返回校園後，我們即將面臨病毒的全面擴散。
因此，我們認為趕在學生放假前採取行動非常重要，我們很快調動資源。在安妮·馬古利斯（Anne Margulies，哈佛副校長兼首席信息官）領導下，哈佛IT部門迅速做好準備，確保每個人都能使用Zoom，開始用Zoom培訓教師，並保證哈佛的IT基礎設施足以支撐大規模線上教學活動和通過Zoom召開視頻會議。
同樣地，我們負責學習升級的副教務長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及其同事們開始整合資源，迅速對教師進行在線教學培訓。每個院長都和教職員工一起不知疲倦地投入準備工作。他們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真正英雄。
接著，我們向學生髮出通知，要求那些可以離校回家的學生儘快撤離，春假結束以後也不要返回校園，我們即將把所有教學活動轉到線上。
我深知有人會批評我們行事過於草率。但在此過程中，我們注意到麻省在四天內新增病例從“13-28-42-91”例，雖然基數很小，這很顯然也是一個指數級增速。這個增長速度與那些比我們提前一到兩週爆發的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所以警鐘已經長鳴。
我很快體會到出錯的代價並不對等。我的意思是，如果像某些人指責的那樣行事過於草率，我們將給很多人帶來不便並浪費大量資源。
但是，如果我們遲遲不作回應，付出的代價很可能要用生命來衡量。因此困難的不是做出這個決策，而是將其實施到位。不過，讓學生離開學校、開學不要返校、過渡到在線教學這樣的決定似乎相當顯而易見。
我們還認識到，通過果斷舉措，我們也許會讓其他面臨類似決定、但尚未獲取同等專業知識的院校更為迅速地採取行動。
公報：您覺得哈佛在此過程中如何支持學生和其他人？
巴考：我們要求社區中許多學生和其他人迅速行動，學校裡所有人都投身其中積極提供幫助。當學生搬出宿舍時很多志願者過來幫忙，這展示出我們社區的力量。
我們還提供經濟資助，協助學生支付旅費、行李寄存費和其他費用。哈佛本科學院的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確保這個決策執行到位。他們需要回答無數的問題，解決無數的困難。在短短五天左右時間裡，約有6000名本科生搬離了哈佛校園。
我們必須迅速切換到在線教學，這對每位居家遠程工作的人而言，幾乎毫無例外地，也是一個轉變。我們非常感謝正在照料留校學生的那些社區成員。我們真心感激那些繼續為學校教學設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員工。每個人都為這場危機所觸動。
我們的教職員工、學生和所有對他們提供支持者均願意付出努力掌握在線教學所需的技術，這令我深受鼓舞。那些願意學習全新教學方式的人也展現出如此深厚的善意。
公報：即使面臨挑戰，整個學校也在努力應對病毒流行。您能談談哈佛學者如何與世界各地的專家一起聯合協作抗擊疫情嗎？
巴考：早在新冠病毒在我們國家形成如此重大危機之前，我們就開始與廣州呼吸健康研究所的同行們進行合作。
這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合作項目，總部設在哈佛醫學院，由喬治·戴利（George Daley）院長主持，哈佛所有教學醫院，以及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文理學院、學校其他部門的教師，外加我們在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布羅德學院和拉貢研究所的同行都參與了這項合作。
參與該項目的還有麻省生命科學行業的人員。哈佛大學是這項活動的主導者，負責開發快速檢測試劑，這對我們如何管理這場危機和開發新的疫苗和診療方法至關重要。
對於我們的教師、研究生、研究人員、產業界和醫院的同行如此快捷地齊聚一堂，集中哈佛和周邊合作者得以調動的所有資源應對新冠疫情引發的挑戰，我感到無比自豪。
公報：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哈佛大學是如何與劍橋、波士頓以及麻省互相銜接的？
巴考：我們一直與劍橋市、波士頓市和麻省州政府進行合作，希望在各種方面提供幫助。
例如，哈佛部分學院提供資源協助在家上學的孩子。對哈佛教育學院在該領域所作的工作，如何積極評價都不為過。
我們將哈佛廣場酒店向急救人員和醫護人員免費開放，後者由於擔心感染家人等原因可能無法回家。出於同樣目的，我們在波士頓和劍橋提供更多設施。我們從實驗室收集個人防護裝備轉交地方醫院，為那些在防護裝備稀缺的環境下依然盡力救助病人的醫護人員略盡綿薄之力。
來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也非常熱心地提供幫助。一些校友協助安排從不同國家為我們運來個人防護裝備，目前正在分發階段，並通過州長的良好努力，確保物資送達最需要的地方。
美國大學生搬離宿舍
三、
公報：作為哈佛大學領導人，做出如此艱難決定時您有何感受？歷史上是否可以找到可供借鑑的案例?
巴考：這個時候，我確實感覺過往經歷很有幫助。
在塔夫茨大學十年間，我一度列出十來個必須緊急處理的不同類型危機，從我擔任校長十天後發生的9/11事件，到梅德福德的一次重大停電事故，迫使我們在斷電狀態下運營學校長達八天，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回到2004年我自己身患重病，在六個月內多次住院。
當經歷這一切以後，我想自己對此頗有一些獨到見解。有時候我會說，對一名大學校長最具挑戰的是，所有輕而易舉就能決定的事情，早在提交到你跟前時都已經解決了。
這意味著，我所做的幾乎每個決定都是51/49決定——如果我足夠幸運，有時候是50.0001%對 49.9999%。所有無需絞盡腦汁的事情早就得到解決。因此，對於艱難抉擇我已經習以為常。
過往應對挑戰的經歷確實收益匪淺。我還有幸遇到出類拔萃的同事，他們幫助我深入理解不同選擇可能導致的後果。然後，像任何其他人一樣，我只能做到盡力而為。
我深知自己無法做好每件事。但是，與其追求完美而優柔寡斷，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要迅速行動、果斷出擊。當你需要糾錯時，也得雷厲風行。
公報：新冠疫情對高等教育有何影響？希望在哪裡？
巴考：即使最黑暗的烏雲也會透過一線曙光。我們看到整個學校裡很多人都在幫助別人，並做出極為出色的工作。對此並不出乎我的意料，但很高興能看到這一切的發生。
我們還看到哈佛師生共同實驗全新的教學方式，我認為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想很多人已經體會到，我們不必像過去那樣四處出差參加會議。如今很多會議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實現——這有助於我們降低成本和減少碳排放。
雖然我們都懷念一起聚會，一起工作的社會環境，大家依然想法設法尋找高效率的居家工作之道。
展望未來，我希望能夠為哈佛員工提供更靈活的工作方式。當我們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安排工作時，從長遠而言將大有裨益，不但在學校內部，而且對整個社會。
我還認為，當前共同應對新冠病毒挑戰的機構間的合作關係將會長期延續。只要看看我們目前與那些中國同行（不但是廣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而且還有很多大學）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認為我們所建立的關係將延續至未來。因此我認為這將帶來很多積極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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