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思想家愛默生說：“人的一生就是進行嘗試，嘗試得越多，生活就越美好。”這種基於“西部牛仔”意志，充滿挑戰與冒險主義色彩的人生信條在西方思想史上並不少見。並由此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生死觀”內核——關於生命、死亡與存在價值的核心意志。
在新冠疫情肆掠全球，空前恐怖的確診數字與死亡數字已日益注入麻木情緒的當下，無數事實表明：整個西方在防疫抗疫上，不斷圍繞“要自由”還是“要生命”、要“生的偉大”還是“死的超脫”等問題展開。決策從最初就不斷“搖擺”，政策“遲疑不定”，效率低下而成效不顯。
由此導致疫情大蔓延、大爆發，無數生命“超脫”地奔向“天堂”“來生”與“永恆”。
由此，有觀點認為：西方“要自由不要生命”“要經濟不要健康”“自由與麵包兼得”的“普世生死觀”，是導致西方疫情氾濫的罪魁禍首！
那麼，面對新冠疫情氾濫和無數消逝的生命，果真是這樣？
一、“給我自由，還我死亡”
當中國武漢近1500萬人口超大城市瞬間封閉停擺，並創造人類史上阻擊病毒傳染病教科書式範本時，西方社會舉世驚歎：這是對人的“自由的侵犯”！這是對“人權的踐踏”！這是對“活著空間的禁錮”！這是對“美好人生的粗暴干預”！
彼時，於西方社會整體而言，他們根本就未曾料到：其深入骨髓的極度自由充滿“濃烈自欲”的言行及價值觀，正行走在顛覆人類及其本身的道路上——毀滅人的身體及生命。他們根本就始料未及其言行會導致截至目前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確診260萬+，以及18萬+死亡的嚴重後果。
從美國總統特朗普“新冠病毒就像流行感冒”的傲慢，到大英帝國“全體免疫”的無視，以及瑞典防疫的直接放棄，再到巴西總統“反正70%的人口最終都會感染”等論調來看，如果說這些是導致西方社會防疫抗疫權力決策、政策措施搖擺不定的根源，倒不如說是其文化血液中“生死觀”終極意志作出的決定。 因為，整個西方民眾面對地球東方如火如荼的“科幻片式”全民抗疫戰線，他們除了驚歎、愕然、不解外，不但忘卻這是人類共同的“病毒大戰”，更忘卻了病毒同樣會毀滅其自身，包括生命。
由此，西方民眾不但沒有表達維繫自我生命的反對意見，甚至還將自身絕對的自由觀衍生的憤怒與嘲笑強加給正在用身體和生命為他們阻擊病毒的東方人類。
此外，據《環球時報》《華盛頓郵報》及俄羅斯媒體報道，疫情最初，因為戴口罩等個體基本防疫措施，很多西方國家都爆發了不同程度的遊行示威。
而面對無數生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真切事實，幾乎全球疫情兇惡的國家都採取了居家隔離和不同程度的“封城”等阻斷病毒源的科學措施，可在其根深蒂固的冒險主義和自由主義催生下，遊行示威和聚集性活動依然難以杜絕和禁止。
“還我自由！”“我要自由！”等口號層出不窮，甚至還有人打出“新冠肺炎就是一場謊言”“給我自由，給我死亡”等另類口號。
如果說這是西方權力集團集體利益意志，或是西方社會普通民眾個體利益的自我維護與救贖，倒不如說是西方普世觀下群體意識的直接指向。
其核心訴求一如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塞涅卡所言，西方人在面對生死時，往往認為：“
生命如同寓言，其價值不在長短，而在內容。”而這個內容，則是生死之外的利潤、價值和無所顧忌的自由靈魂。這一切，均源自西方文化中有著核心要義的“生死觀”。
那麼，西方“生死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死觀”？在面對新冠病毒如此瘋狂收割人類生命的現實下，卻還依然故我的冒險與生死不顧？由此，還得從以下幾點說起。
二、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生死觀”：“死亡是一種面對自然的詫異”。導致西方民眾對新冠病毒持普遍的漠視態度。
當下，全球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已超18萬+，這無異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已超二戰以來任何一次戰爭集體死亡人數。可面對如此龐大的死亡數據，很多西方人依然認為，這樣與自己無關的死亡，或者說比較遙遠的死亡，這僅只是一種自然的偶然，一種面對死亡時的略為顯出的一種驚歎情緒而已。
這種文化根源，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有之。在西方哲學中，這一時代的“生死觀”主要體現在“從自然角度思考人有沒有靈魂，人死之後靈魂到底是不是毀滅的，有沒有來世，人生的有限和無限等問題。”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赫拉克利特。他認為
“世界的根源是火”“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被列寧成為唯物主義鼻祖。他認為人的生死“是物質的自然生滅”。他摒棄了用非自然，超自然因素來解釋人的死亡。認為生和死是一種自然的循環，“僅僅只是一種意外過因此表現出來的生命驚詫。”其次蘇格拉底較為突出。他首次以個人與社會關係為紐帶來探索人的存在價值。他認為死亡是源於自然且歸於自然的普世行為。當生命消逝，那只是自然而然的事。
這一觀念和文化根源的存在，當新冠病毒在地球東方首先爆發下情況下，西方社會普遍認為這只是源於自然的一次偶然，並群情驚詫地認為這個病毒距離他們很遠，由此滋生漠視心態，並未意識到這個病毒同樣威脅著他們自身以及生命。
三、中世紀時代“死亡觀”：“懷著對死亡的虔誠渴望”。導致部分感染者自殺而投生幸福輪迴的天堂。
在本輪新冠疫情中，西方社會很多新冠病毒感染者選擇了自殺與直面死亡。他們沒有怨恨誰，也沒有抗拒，更不願意與病毒戰鬥，而是在平淡中選擇了結束生命。比如一些壓力過大的醫護工作者，一些養老院的老人，一些牧師，一些居家老人等。面對感染病毒，他們直接選擇了結束生命，或在平淡中等待結束生命。他們的認知，一如泰戈爾所言一樣：“我們的生命是天賦的，我們惟有獻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這一觀點主要產生於西方中世紀時代。這一時期的“死亡觀”主要體現在“死亡是生命的一種渴望。”
為何會有這樣近乎自我毀滅的認知？
這還得從西方在中世紀時代的哲學地位說起。那時，西方哲學已成為神學的婢女，完全為神學服務。
“渴望死亡”的觀以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納為代表，他們認為死亡並不是人或生命的終點，而是生命走向了天堂而實現永恆。由此，在神學光環籠罩下，西方社會普遍求死的慾望相當強烈——因為，那是向死而生。
其中，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最為典型。他在《懺悔錄》中認為：“天主負擔了我們的死亡，用雷霆般的聲音呼喊我們回到他的身邊，使人永生”。同樣，托馬斯.阿奎納在他的《神學大全》中也認為，“人死後是在等待上帝的最後的幸福和快樂…死亡是通向上帝之城的門檻。”
此外，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圖也認為靈魂永恆，且靈魂獨立於肉體又賦予肉體以思想和智慧而抵達幸福彼岸。同時，斯多葛學派也同樣認為肉體是暫時而無足輕重的，靈魂永恆是“成人”的根本。
所以，這一思想和觀念的長期存在，使西方社會的普通民眾在面對無藥無方可醫治的新冠病毒時，根本就不心存恐懼，甚至是懷著坦然，選擇“向死而生”的永恆。而對於其他人的死亡，或者是更多生命的死亡，他們即便不是無動於衷，至少也認為他們是幸福的，是抵達了天堂。因為，他們認為，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四、近代西方哲學思想中的“死亡觀”：“逃避卻又蔑視死亡”。依然故我地追求自我存在的價值意義而導致阻擊疫情措施乏力。
進入近代，西方哲學家們從宗教的迷霧當醒來，不再思考死亡等問題。這一時期，思想家們為了與宗教神學的徹底割裂，甚至選擇了對生命和死亡的漠視。
這一觀點以該時期的斯賓諾莎、康德、費爾巴哈等哲學家為主要代表，主要體現在“逃避並蔑視死亡”。其中，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他認為靈魂不死是無法用邏輯確定的。“人想的越多做得越多就活得越長，這不是說生命的長度，而是說生命的厚度和廣度。”“人的一生，無非就是兩種情緒，要麼快樂，要麼痛苦。人們“痛並快樂，”認為“這是享受生命最好的方式。”
斯賓諾莎說：“人不受畏死的恐懼情緒支配。” 認為人要根據自己的利益原則去行動、生活，並保持自己的存在。“死亡僅只是生命的浪花。”同時，主張生命過程觀、自然起止觀、生命價值觀的費爾巴哈也認為，人的“理性、意志力、愛”的本質是生命意義所在，“死亡確實顯現了存在的根由，”“它僅只是生命本質噴出的光焰。”
所以，面對新冠病毒疫情，西方社會更多人持有“逃避死亡”“蔑視死亡”的態度和觀念。由此表現在個體行為上的我行我素。生命於他們而言，“痛並快樂著”，“生命的厚度、廣度和精神感受”才是生命的真正價值和存在意義。
五、現代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觀”：“理性思考與勇敢面對”。導致西方冒險主義大行其道而阻礙疫情嚴防嚴控
到了現代，西方人不再對死亡採取漠視和迴避態度，而是直面“死亡”，積極思考生命，開始不斷探索“死亡到底是怎麼回事，意味著什麼？”等普世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叔本華，他認為人的本質是追尋生命意志。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尼采，他說：“生存就是不斷地從我們身上排除趨向於死亡的東西”“永恆重現”與“成就之死”。他認為“只有當上帝死了，人才能獲得意義，人們應到自己那裡尋求生活的意義。”
這一時期，西方主流思想基本認同“每個活著的人都將面臨死和走向死”的觀點。弗洛姆對此有精闢論述：
人，無論是類人或個人，一旦降臨斯世，便被“拋入動盪不定、開放無拘的境遇之中。其間僅有一點是確定的：過去以至未來的盡頭——死亡。”人的一生由許多不確定性事件組成，惟有死亡歸宿是亙古不變的。這為新冠疫情下，無數西方人已然冒險的行為奠定了思想基礎和認知土壤。因為，這就是事實。一如盧梭所言：“生命不等於是呼吸，生命是活動。”更如伊壁鳩魯所倡導的著名生死觀那樣：“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面對病毒，生者更為不幸。
六、西方“死亡觀”的昇華：“探討認知死亡普及死亡教育”。而導致即便大量生命因此死亡也無法激起人們淡定且冷漠的內心
小塞涅卡說：“內容充實的生命就是長久的生命。我們要以行為而不是以時間來衡量生命。”莎士比亞也認為：“生命苦短，只是美德能將它傳到遙遠的後世。由此，西方社會推出和普及了死亡教育，對人的生死有了更系統的探索與認知。
如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在各級學校開設死亡課程,英國則計劃為年齡達到11歲的在學兒童開設與死亡有關的課程。德國實施了“死的準備教育”。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死亡教育都進入了校園。
通過死亡教育，使學生系統地學習和探討了死亡過程、自殺原因及預防、安樂死、死的權力以及喪葬禮儀、喪事開支計劃等有關知識。實踐表明，死亡教育不僅在改變人們對死亡的態度和認知。使人們不僅關注死亡問題，更關注生之幸福，認為死亡不是為了來世永生，而是為了今世更好地生活。
綜上，所謂“生死觀” ，是指人們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度。包括人們如何看待生命，為什麼活著，生命的意義、目的手段、權利義務、快樂痛苦，以及如何對待及死亡。在面對新冠病毒奪取更多人生命，西方人普遍較為理性、淡定，甚至漠然。
他們內心並沒有東方人的慎重、忌諱，以及對生命的“仁義”與“至愛”。他們懷著的，是一顆只講求享受、冒險、體驗的平淡心靈，甚至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輪迴，天國，乃至永恆。但不管是阻擊新冠病毒肆掠的政策、措施等實踐，還是人的普世觀念，或因文化、習俗、信仰等差異本身就沒有對與錯，因為，這是普世觀作用下的行為範式。
不過，凡是關乎人類生命與生存的全球性行為，均會受到來自科學及歷史的裁判。
於生死觀而言，在地球的地方，一個古老的思想家孔子早就說過：“未知生，焉知死？”其“仁愛禮儀”不但關乎生者，更澤被逝者。而荀子也說過：“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始終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一如羅曼·羅蘭所言：“世上只有一個真理，便是忠實於人生，並且愛它。”
但不管怎麼說，“好死不如耐活”——這才是致尚生命最純粹最真實的表達。
願世界充滿愛，以及對生命最真實的崇敬！
1.《中西方生死觀比較》
2.《懺悔錄》
3.《神學大全》
4.《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5.《禮記上》
6.環球時報、人民日報等媒體。
閱讀更多 燃情部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