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楊
這是一條通往高處的道路，眼界更寬，風景更美
王秋楊，1967年出生於福建的一個高級軍官家庭，從幼年開始，王秋楊就跟隨父親所在的野戰部隊生活在福建山區，這也養成了她成年後熱愛自然、喜歡探險的性格特徵。1993年從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她開始與丈夫共同經商，以海運和房地產起家，經十多年發展，創建橫跨房地產、酒店、影視藝術產業的綜合性投資企業—今典投資集團。
童年長期的山區封閉生活，令王秋楊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嚮往。2003年從一個自駕遊、揹包客開始，王秋楊以堅韌的毅力一步步突破，最終成為中國登山界的傳奇。她是全球第一位到達“地球三極”的華人女性，也是首位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極極點的中國女性，由此成為國家級登山運動健將。探險是一種人生態度，人生本該不斷地去發現、去征服。十幾年的登山經歷中，王秋楊曾遇到過食人族的追殺，也曾經在雪山頂上體力透支命懸一線。王秋楊說，體驗了死亡才更懂得生的可貴。
如今，王秋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西藏阿里地區的教育和醫療的公益事業中。從2003年至今，王秋楊和她的蘋果慈善基金會已累計向西藏捐助善款超過1.5億元，捐建了4所蘋果學校、10所衛生院，並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為當地修建了一座“天堂電影院”。2009年，王秋楊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十大慈善家”稱號。
王秋楊的人生內容非常豐富，一個人怎麼能夠同時做那麼多事情，還都做得很成功？這實在令人好奇。
女生騎自行車令我震驚
畢嘯南：你說自己從小生長在一個開滿了杜鵑花的環境裡，卻覺得很惆悵，你在惆悵些什麼呢？
王秋楊：那時候我十幾歲，還在上中學，正是青春期的時候。我從小生長在一個部隊家庭，一直在搬家，不斷地住防空洞。那個時候說要解放臺灣，所以總是在福建的山裡頭轉來轉去。福建的山水很美，漫山遍野的杜鵑花，我經常會在杜鵑花叢中寫作業。看起來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畫面，其實壓根兒不是。那時候我是真的很惆悵，不知道自己未來怎麼辦。因為我心氣很高，從小就想要走出大山，到北京、到更遠的地方去。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恢復高考，我們縣城裡只有一個造紙廠、一個糖廠。也就是說，如果我走不出去，就將在那個造紙廠或者糖廠當一個工人，就此走完一生。所以我覺得特別不甘心，再加上那時候天天看作家三毛的書，更幻想著能夠到處流浪。
畢嘯南：你這種不甘平凡的性格是隨爸爸還是隨媽媽？
王秋楊：應該是隨爸爸吧。我從小就特別崇拜爸爸，後來加上一個普京，因為覺得他很男人。我爸爸仕途不算順，一個副軍長當了十幾年。
畢嘯南：有沒有因此受到更好的照顧？
王秋楊：其實沒有。那時候父母對孩子都很嚴格，要求孩子樸素，也不能到處說自己家是幹什麼的，爸爸是幹什麼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所在的縣城中學，90%以上的孩子都是來自農村的住校生。因為是生育的高峰，一個班上有80多人，一個年級有8個班，一個宿舍裡只有6張普通大小的上下鋪，下鋪睡12個人，上鋪睡12個人，一個房間要睡24個人。
畢嘯南：第一次走出大山是什麼時候？
王秋楊：我記得是13歲（時）去過一次福州市，那時候我們在莆田。我出生在漳州，跟著父母在泉州、廈門、莆田都生活過，一直住防空洞。我們在莆田待的時間比較久，不過那時候的莆田非常封閉落後，不像現在這麼有名。那次去福州，爸爸帶我去看火車，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火車。火車沒有讓我驚奇，但是在福州城的街道上我看到有女生騎自行車，卻讓我非常吃驚。我想，天哪！居然有女的騎自行車。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因為我生活的山裡，既沒有柏油路也沒有水泥路，只有砂石路，在那樣的環境裡，會騎車的人很少，印象中只有連隊的司務長有一輛，還有縣城郵遞員有一輛綠色的自行車。到那時候我就見過這麼兩輛自行車。後來我17歲（時）進城到了福州，剛去的時候特別不適應。因為同學們都穿得很洋氣，女同學剪著好看的短髮，騎著自行車從我身邊經過。我感到特別自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如別人，又土又笨。還是這一年，我去了趟江西，見到人生的第一場雪。我過去一直以為雪花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動畫片裡那樣是六角形的，是一片一片從天上落下來的。然而我在江西看見雪的時候哭了，原來雪花是軟綿綿的、毛茸茸的。而我原來在農村上學只能天天看見莊稼，上學和放學路上抓個青蛙、知了什麼的。農村的學校連食堂都沒有，只有一個巨大的蒸鍋，靠滑輪把巨大的鍋蓋拉起來。每天我們都要自己淘米，上課前把鋁製飯盒放到蒸籠裡蒸飯，因為學生多，一共有一兩百個這樣的飯盒。等到下課，你要能從這一兩百個飯盒裡迅速地識別出自己的那個。人在青春期的時候特別能吃，那種特大號的鋁飯盒我能吃滿滿一盒飯，沒有菜，就是抹一點兒豬油，然後倒一點兒醬油，一天到晚就是這麼吃。
畢嘯南：你覺得這是那個年代部隊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還是說全國幾乎都這樣？
王秋楊：我不知道全國是什麼樣子，但至少我周圍的同學都這樣生活。我能抹上豬油已經算是很奢侈的了，很多同學只能澆點兒醬油。
畢嘯南：有沒有搶錯飯盒的時候？
王秋楊：不會。一眼就能認出來哪個是自己的。儘管每個飯盒上都有用紅油漆寫的編號，但實際上你是靠直覺一下子找到自己的飯盒。你想想那麼多飯盒，學校校工從蒸籠裡拿出來就扔在地上，一地飯盒。我覺得這種本能是因為太餓了吧。然後自來水也要靠搶，熱水也要靠搶，什麼都要靠搶。每天只有早、晚兩次限量供水，我們宿舍搶水我打頭，後面的人把臉盆遞進來，接好水再讓人遞出去。
讀《三國演義》讓我有野心
畢嘯南：你認為你的家庭給你帶來了什麼 —無論是資源上，還是精神上？這在你後來的生活道路上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秋楊：我覺得爸爸對我的教育最重要，從小他就讓我能夠樹雄心、立大志。我有個哥哥比我大10歲，那時候“上山下鄉”去了，所以就只有我和爸爸在家。他每天帶我散步講《三國演義》，我讀得最早的書是《三國演義》，最喜歡的也是《三國演義》，後來重複讀得最多的仍然是這一本書。
畢嘯南：這應該算是你從小的啟蒙了，我最早讀的一本書是《紅樓夢》，這個真的會影響你一生的價值觀和性格的形成。《三國演義》帶給你什麼呢？野心？
王秋楊：我覺得讀《紅樓夢》和讀《三國演義》結果肯定不一樣。
你說得很對，我爸爸就說我從小就有野心。
畢嘯南：後來你就上了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
王秋楊：20世紀80年代末是思想開放的年代，那時候大量的國外翻譯著作湧進中國，我看了大量的書，受益匪淺。那個時候年輕人都傳唱一首歌，叫《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歌詞說“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前些日子同學聚會，有人突然唱起來，我眼淚嘩地就下來了。那是很美好的一個年齡，很美好的一個年代。
畢嘯南：如果讓你現在選擇生命中最美好的時間，是在杜鵑花下憂鬱的童年時期，還是在大學求學讀書的開放時代？人們傳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時候，我才剛出生，但後來聽說了很多那時候的故事，也看到很多人對那個年代的追憶和懷念。其實看這首歌的歌詞就能體會到，那時候的人對未來充滿了詩意的美好想象，並且這種美好還是和國家聯繫在一起的。
王秋楊：你說得很對，那時候確實如此，甚至你可以說“八十年代”是特殊的。不過說到我自己，最美好的其實還是童年。童年的我是那麼無憂無慮，在陽光下、麥田裡、稻花香中……我一想到童年，還能聞到麥田裡的麥香和青草剛被割過後的氣味，味覺的記憶真是特別美妙，能讓人記一輩子。那個時候我就聽著起床號、聽著開飯號、聽著上班號過每一天，完全不需要看錶。爸爸對我特別寬容，甚至是溺愛。雖然他對我有很多期望，但也沒有嚴苛地要求我。所以我雖然是女孩子，卻像是人們說的“假小子”那樣野野地就長大了。我媽媽找我都要到樹上找，叫我下來吃飯。
畢嘯南：但你到了城裡開始感到自卑，這種心理或許對你後來的奮鬥有推動（作用）吧？
王秋楊：有的。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感到自卑，但是自卑也可以促使一個人去努力奮鬥。當然也有反例。但至少對我來說，自卑讓我更加努力，想要改變自己，想要擺脫當時的環境，想要走出去，這種慾望足夠強烈。
畢嘯南：你現在還有這種心態嗎？
王秋楊：有啊，比如你在街上看到別人把自己打理得很好，而你卻蓬頭垢面，你會覺得無顏見人。這種自卑任何時候都可能有。人不可以太粗糙，尤其（是）女人。
我是享受愛情的人
畢嘯南：你怎麼認識你丈夫的？
王秋楊：我們在部隊的一個劇組認識的。當時他在電影學院，我在廣播學院，他是編劇，我是場記。後來因為家裡反對，我們借了朋友在小西天的一個房子，不跟家裡來往。沒有了父母的資助，我們在經濟上無以為繼，常常是每天傍晚去菜攤淘一些賣不出去的剩菜，拿回家洗一洗做菜。大學頭兩年就是這麼過來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肯德基剛剛進入中國，我們隔很久去前門那家肯德基店吃一次，簡直就像去大飯店。
畢嘯南：兩年（都）過著這樣的日子，你一點兒委屈都沒有嗎？不僅僅是物質上匱乏，而且和家庭的關係也因此鬧僵。有句俗話叫“貧賤夫妻百事哀”，我相信愛情帶來的快樂肯定是有的，但也擔心這種快樂能不能經受起現實生活中各種其他事情的打擊。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愛情，好像經不起物質的衝擊，甚至在一些人眼中，愛情和愛人被貨幣化了。
王秋楊：不會。其實我是個享受愛情的人，我相信愛情是特別美好的一件事情。當愛來的時候，你就應該義無反顧，應該極端地投入，甚至腳都踩進油箱裡了，還是要一樣向前衝。那時候我覺得愛情就應該是這樣子，你答應了一個人，你應該跟他是一輩子，就應該是一往無前，就應該是心無旁騖。我覺得改革年代的人和現在的人可能不太一樣。那個時候人人都愛讀詩歌，偶像是顧城、海子這樣的詩人，那是很浪漫的一代人，有情懷、有理想，對生活有很多憧憬。人們的精神面貌特別好，特別積極向上，特別相信未來，特別努力奮鬥。我覺得現在的信息量太大了，誘惑太多。表面看起來這好像不是什麼壞事，但是人生只有這麼長，我覺得簡單一點兒可能會更快樂。
畢嘯南：一段愛結束了呢？
王秋楊：結束了就是結束了。愛情在就是在，不在就是不在。當愛不在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會有新的愛向你走來吧。
畢嘯南：後來你通過倒騰石油掙了一筆錢，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機遇是什麼樣的？
王秋楊：當時是全民經商。你走進任何一家小飯館，旁邊的人談的都是大生意，不靠譜的也多，就像是倒賣飛機輪胎、火車反光鏡什麼的。那是一個開始的時代，你不會覺得這些是會把你引入歧途的誘惑，而是時代給你的機會。我們做成了那筆石油生意，也是朋友的朋友、東一條信息西一條信息這麼搭上的，然後就這麼搭上了，很偶然就做成了。然後人家說分你們多少錢，當時就覺得， 天哪，這麼多！這筆錢幫助我們結束了經濟窘迫的日子。
畢嘯南：還是挺容易的？
王秋楊：以為很容易，結果後來再也沒弄成過，所以機遇很重要。不過那時候生活成本沒有現在這麼高，也沒有現在這種買房買車的壓力。那時候還是相信，只要有書就有詩和遠方。我覺得一個年輕人如果有太多擔心，恐怕也出不來。因為無知者無畏，我們就這麼折騰，畢業以後就下海了。因為父母家人，包括朋友都反對我的婚姻。我為了幫助丈夫實現他的夢想—他想拍電影，我們如果能夠下海賺上幾十萬塊錢，就夠投拍一部電影了，那時候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個。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喜歡經商的人，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商人。但是既然辦了公司，那就成了我的一份責任，必須做下去。開始賺了一點兒錢，然後又賺了一點兒錢，漸漸就一發不可收拾。到了今天，有人問我是不是可以退休，我想老闆是不可以退休的，因為那是你的責任。但是此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岸上來拍電影了。到現在他還在說想要拍電影，劇本都寫了好幾個，但我看恐怕還是沒有機會去拍，因為太忙了。
我下海沒套“救生圈”
畢嘯南：現在回想起來，從辦公司到現在，你最難忘的是哪一個階段？
王秋楊：是最開始在北京做今典花園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沒錢，好不容易從朋友那裡借了一筆錢，2000多萬元存在中農信，結果中農信面臨倒閉，眼看著錢要拿不回來了，當時真是急瘋了。我每天就帶著一幫蓬頭垢面的建築工人去銀行，挨個辦公室敲門，後來進了他們行長辦公室，我指著那行長的鼻子讓他還錢。這消息傳出來後，越來越多的人去要債，門口和走道里全是要債的人。最後中農信還是倒閉了，但是我的錢要回來了。後來中農信行長在公司大會上說，如果我們有一個像王秋楊這樣的人去要外面欠銀行的債，我們至於倒閉嗎？這話傳到我耳朵裡，我覺得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因為還有很多去要債的人，就老老實實站在門口等著，那些人都沒有要回錢來。
畢嘯南：我感覺你還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只是被推上那個位置，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王秋楊：創業階段很不容易，你顧不上自己的個性和麵子，只能每天很努力地工作。每天第一個上班開門，最後一個下班關燈，一週七天沒有休息。但這沒什麼可抱怨的，因為一切都是自己的選擇。當時有大量像我這樣的幹部子弟，下海都是套著救生圈的，他們可能會先去國企單位，或者說還領著單位的工資，但我和我先生都沒有，我們兩個真是赤條條地跳進了海里，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畢嘯南：你覺得一個女性創業有什麼特殊性嗎？比如更艱苦，或者有些佔據優勢的地方？
王秋楊：商場如戰場般無情，沒有男女之分。就像登山，山不會因為你是女人就對你優待。不過女性有自身的特點，可能會更細膩，在工作中可能起到更好的協調作用。那時候我主要分管行政和銷售。我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每天把銷控表和孕期資料都背在書包裡，隨時準備去醫院。最後一天，我去交通銀行跑業務，一邊談工作一邊在心裡數著我的宮縮間隔，一直到最後把訂單敲定，然後我開著車就去醫院生孩子了，當天就生了。
畢嘯南：你確實挺瘋狂的，為了談戀愛跟家裡人絕交，生孩子當天跑業務。
王秋楊：我覺得很自然。因為這件事情除你以外，沒有人更合適做。我生完孩子，也沒有坐月子，孩子的第一塊尿布是我到自來水下面去洗的。而且我覺得這些都沒什麼啊，都是應該的，沒有覺得哪兒不對。生活總是不斷（地）有新的目標在挑戰你，讓你把注意力永遠放在下一件事情上。所以我很少會往回看，如果回想，想到的大部分也都是愉快的事情。
登山是接受自然的眷顧
畢嘯南：然而今天的你，和從前的你，是否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王秋楊：是的。但我沒辦法說這個區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分界的，可能是在我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極徒步這些事情之後吧。當我再次思考生活，會覺得真是越簡單、越自然越好，再有就是感謝生命。我登山經歷了幾次生死關頭。還好，沒有被帶走，活了下來，就學會了放下更多，也更懂得珍惜。開始登山是因為2003年看王石他們登珠峰的直播。最後他們登頂了，陳俊石把五星紅旗在山頂展開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熱淚盈眶。我想，我得做點兒什麼，不能再這麼待著了。剛好也趕上“非典”，工作都停了，我就約上另外一個女伴，兩個人自駕去了西藏，登上了我人生的第一座山峰—5396米的哈巴雪山。我發現有些人到了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高原反應很嚴重。但是我沒什麼，適應得比別人好些。而且我還具備登山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不怕走山路，因為從小在山裡早就習慣了。但實際上我最愛的是深處山中那種與世隔絕、接受自然眷顧的狀態，有一種回到童年的感覺。我很喜歡一句話：旅行是一種生活方式，探險是一種人生態度。所以我也很喜歡自駕旅行，去過很多地方。我覺得旅行對我而言確實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喜歡行走在路上、生活在路上的那種感覺。就是風景在你面前被無限打開，而且前方總是未知的探索。不論好壞，你不知道會邂逅什麼。古語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書讀得沒有那麼多，但我願意行萬里路。
畢嘯南：雖然你說登山對你而言相對容易，但這還是一件挑戰很大的事情，尤其當你挑戰的是世界七大高峰時。那麼最艱險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王秋楊：最艱險的一次是在大洋洲的最高峰察雅峰，（這座山峰）位於印度尼西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交界的地方，一般人很難到達。我們一共七八個人，走了一個星期才來到山跟前。那條路曾被評為世界上最美十大徒步線路之一，但因為我們那次遇險，現在這條路沒人再走了。那裡定居著食人族，當地叫獵頭族。當時我們還不錯，有嚮導幫我們協調，和各個部落談判。因為想要走到山腳下就要經過很多部落，每個都要談判，留下買路錢。然後我們的隊伍就一點點往前走，很幸運地到了山下，也完成了登山，結果下來的時候沒想到有一個背夫出了意外，食人族認為是我們把邪惡帶到了他們的部落才會這樣。然後說要把這個人送回去，如果出了問題他們要殺回來把我們吃了。我們被嚇壞了，背上能背的東西，其他的都扔下，丟盔棄甲地往當地一個美國礦山跑，一個巨大的礦山，就是電影裡螺旋向下的那種。我們的嚮導當時不建議往那裡跑。因為那個礦山相當於美國的飛地，由著名的黑水部隊保衛，外面拉的全是鐵絲網，上面寫著如果靠近就開槍。但是我們想，寧可做美國人的俘虜，也不能被食人族吃了啊，還是堅決往那裡跑。嚮導沒辦法，只好跟著我們一起跑。我們衝破了一道道鐵絲網的封鎖，一直跑到礦山尾壩，在那裡安營紮寨。土著人不敢穿過這些鐵絲網，他們知道守衛真的會開槍。我們在那地方躲著等待救援，礦山裡的水重金屬含量很高，讓臉和手都浮腫得厲害。當時有的隊員很絕望，哭得稀里嘩啦。我發現越是遇到麻煩，我就越冷靜。我接管了所有的聯絡和組織工作。我帶著一個衛星電話，但因為身處峽谷之內，衛星從頭頂經過的時間很短，信號只能維持5分鐘左右，我們需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迅速地把座標報出去。我們聯絡了中國登山協會的王勇峰隊長，他們聯絡了中國、美國和印度尼西亞三方，啟動了領事救援機制。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們每天跑到半山坡蹲在那兒等，就像電影《甲方乙方》裡盼著城裡的汽車來救他的大款那樣等著。最後來了兩輛黑水公司的車，我們高興得不得了。黑水公司要把我們移交給印度尼西亞軍方，途經一片武裝地區，他們的人都戴著頭盔，穿著防彈背心，我們什麼都沒有。有個安全顧問教我們，如果遇到槍擊要採取什麼姿勢，遇到其他情況要採取什麼姿勢，講了一通。我們問有這麼危險嗎？他說上星期剛打死8個人。印度尼西亞軍方是開著裝甲車來接我們的，交接的時候抓著我們的衣服領子，把人按得低低地快步走。印度尼西亞的車不熄火，接完人就開出去了。這個事情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我們都上了媒體頭條。本來這件事我不想讓父母知道，結果爸媽早上一打開報紙，頭版就是我的一張大照片。
畢嘯南：你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想過自己可能就命喪於此了吧？
王秋楊：是啊。而且登山總是有危險。有一次我遇上了體力透支和失溫，我的隊友們還有嚮導好幾個人把我從6000多米高的地方背了下來，一個人背幾十米然後換下一個人。我當時已經不省人事了，唯一能記住的就是大家在暴風雪中圍著我。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暴風雪裡死了14個人，有滑墜的，有凍死的，但我活了下來。我記得，把我背到一個地方放下來休息的時候，隊員們圍著我，有的搓我的腿，有的搓我的胳膊，我聽見他們都在哭。人在失溫的時候不覺得冷，也不難受。我對大家說對不起，連累大家了，我很好，我一點兒都不冷。我越這麼說，他們越難過，哭得越厲害。後來他們把我背到營地，七手八腳把我扔進帳篷，用幾個太空壺水杯幫我敷溫。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暴風雪已經過去，營地十分寧靜，我忽然覺得活著真好。
畢嘯南：所以你在每次登山之前都想過，如果下不來也就下不來了，是嗎？
王秋楊：當然了。不僅要籤生死協議，連遺囑都是早就立好的，登山真的是向死而生。
畢嘯南：所以你認為死亡是無所謂的？
王秋楊：我覺得生命的質量更重要。登山以來，我的隊伍裡沒有人走，但是我的朋友裡有人走了。人是很難過的，就覺得如果換成是你，可能走的就是你。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山（是否）眷顧你很重要，不是你在征服山—其實你征服不了山的，山那麼大，一直在那裡，而人們來了又走。
青藏高原上的公益事業
畢嘯南：那你現在主要的工作精力是放在蘋果基金上了？
王秋楊：2003年我最開始去西藏登山的時候，也同時開始了我在西藏的公益活動。那時候我們從北京開車往外走，每過一個檢查站都要量體溫，要問你是從哪裡來的。直到我們進了西藏，到了阿里地區，當地居然也在抗“非典”。但是他們全縣只有5根體溫表，一個縣醫院連闌尾炎手術都不能做。我當時就想要為當地人做點兒什麼。進藏之前，我給自己印了個名片，叫西藏原生態考察員，頭銜是自己給自己封的。當我需要參觀學校或者跟當地教育部門聯絡的時候，就把這個名片拿出來。人家也搞不清楚我是幹什麼的，但覺得頭銜挺大，對我也熱情接待。
當我們到了普蘭縣巴卡鄉，看到有一片房子簡直像是廢墟一樣，門口有一根升著五星紅旗的旗杆。我推門進去問，這是學校嗎？出來一位蓬頭垢面並且抱著一個孩子的男人說是。我說你們校長呢？那男人說，我就是。我當時受到很大的震撼。
在這個土坯的小房子裡，他抱著孩子，給全校學生燒飯。我去宿舍看孩子，他們頭上都長著蝨子，鞋子沒有一雙不是破的。而教室的牆上用漢字寫著唐詩—白雲生處有人家。這種反差實在是太強烈了。當地的孩子甚至問我有沒有見過樹，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沒有見過。我一下就想到自己17歲才見過雪，所以特別感動。於是我就想給當地建學校，開始以為就像希望工程說的，50萬塊錢就能建所學校，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50萬塊錢在當地什麼也做不了。因為那個地方山高路遠，平均海拔4700米，山下賣300元一噸的水泥到山上就可能要賣3000元，所以建築成本非常高。後來我跟我先生通了幾次電話，每次我拿起電話就哭。他就問我是不是錢不夠。我說是。後來我們的計劃從5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為當地援建了三所小學、一所中學。這是我們在阿里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因為我不放心，所以是自己找的施工隊，親自參與施工。我們一趟趟上去，解決各種問題，直到把房子建好交給當地。到現在，我在西藏阿里的公益做了14年，一件事連續做14年也是挺不容易的。在那裡想找個員工都很難，因為志願者很難上到那個海拔高度。
畢嘯南：為什麼你會把自己的公益事業放在這個地方呢？
王秋楊：當我第一次走到那塊土地上的時候，就覺得很親切，當地人都把我當成自己人說話。朋友們都說，我只要一到阿里，就容光煥發起來，人的狀態特別好。2017年6月我又上去了一次。孩子們站了兩溜，當我從他們面前走過的時候，孩子們都管我叫阿媽，岡措是我的西藏名，意思是雪山和湖泊。我特別感動，回想起這麼多年的不容易，內心百感交集，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我們在那邊還援建了一個藏醫學院。我覺得這個項目特別好，它既是文化的又是醫學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教育的。此外，我們給當地每個村都建了一個醫務室，方便周邊居民看病。我們還發放藥品，提供醫療器械。
畢嘯南：你的運營模式是怎樣的？一直是你個人在投入嗎？
王秋楊：蘋果基金是私募基金，剛開始就只是我在投入，每年不低於500萬元。後來做著做著，關注和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包括搜狐、噹噹都給我們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現在是最大的面向藏區的非公募基金會，2017年被民政部評為5A級的公益組織。我現在就是以此為事業，希望最終能夠把它做成公募性質，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因為一己之力只是杯水車薪，只能做很少的事情。但是我做得很深入、很紮實，不像有的基金會只管掏錢，不管後面的運作使用，很多項目就都這樣失敗了，變成了浪費。我的公益，所有環節都是我自己做。同樣的錢，別人可能可以做十所學校，然而我只做一所，但是我持續關注它每一年的變化和需要。我希望蘋果基金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有更多人的參與，更加專業化，能夠幫助到更多人。我現在已經不是理事長，我的名片上印的是北京蘋果慈善基金會創始人，這是我現在唯一的身份。我沒有別的名片。一開始，我們的口號叫“關注普通人的基本幸福”，更多地關注醫療和教育。現在我們還要做古經書的博物館、藏醫學院，而且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前兩天我們為孩子的冬裝籌款，發帖子馬上就募到了錢，冬裝一下就都有了。所以現在我們更多地想要分享成果、傳遞幸福。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好，實際上做公益是很幸福的事情，只要是做過的人都會有這種感受。做公益以後，我越來越發現自己想要省下每一分錢給藏區的孩子，覺得自己任何奢侈的消費都是多餘的，甚至是可恥的。總之，（我）希望自己生活簡單一點兒，把錢用於比你更需要的人和地方上。
畢嘯南：這反映了你的人生追求。我覺得你談得特別好，內容特別豐富。從一個山裡面的青澀少女，到城市，到高原，到死亡的邊緣……你是一個經歷非常多的人。從這裡我有一個最直觀的感覺，就是後面的這一切經歷，都倒映著最初那個想要走出大山的女孩子的影子。一個女孩子，胳膊下面夾著一本《三國演義》，從遠處的山丘中間走來。你看，這個形象的層面就非常多，有部隊的歷史，有中國的傳統影響，也有身為女性的你往前進步的姿態。而後的你就是一直（在）突破空間和心理上的封鎖和高牆。但這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你能返璞歸真，從繁華迴歸到了簡單。真正應了一句話，人生的三個階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你真的應該感激你生命中出現的一座座山。
從來處走向高處
一個女人，酣暢淋漓地愛過、縱情忘我地恨過、瘋狂投入事業成功過、挑戰生命極限登頂過世界之巔，最後洗盡鉛華、返璞歸真，投入公益十餘年，應該算是塵世中最好的人生之一了吧？在《女性領袖人物》這檔節目開始錄製前，我給很多朋友打電話、發短信請他們推薦合適的人選。當時清科創投的王仲輝大哥推薦了幾個人，我一眼就看準了王秋楊。後來才知道，正是王秋楊和她的丈夫張寶全一起創立的今典集團打造了我經常光顧的今日美術館、二十二院街、紅樹林酒店等城市座標。
事情就是這麼湊巧，就在王仲輝推薦了王秋楊不過十幾分鍾，我在朋友圈看到高西慶老師分享的照片居然是他和王秋楊在西藏的合影。歪用一句古詩，這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我和秋楊姐很早便建立了聯繫，但專訪卻是倒數第二個錄製的。因為她實在太能跑了，要逮著她，真是挺難的。看她的朋友圈，不停地穿梭在天南海北，而且往往是一些我聞所未聞的世界角落。不過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西藏。
其實起初我在是否專訪王秋楊的問題上有些猶疑，主要是考慮到她的父親曾經是北京軍區司令員，而王秋楊又是依靠房地產行業起家。我當初的疑慮，想必大家此時已經明白。只不過當我真正瞭解王秋楊以後，這種疑慮就瞬間消失了：“我17歲進城到了福州，剛去的時候特別不適應。因為同學們都穿得很洋氣，女同學剪著好看的短髮，騎著自行車從我身邊經過。我感到特別自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如別人，又土又笨。還是這一年，我去了趟江西，見到人生的第一場雪。我過去一直以為雪花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動畫片裡那樣是六角形的，是一片一片從天上落下來的。然而我在江西看見雪的時候哭了，原來雪花是軟綿綿的、毛茸茸的。”王秋楊說，她父親從小對她的要求就很嚴格，禁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身份。後來她到北京上學，為了愛情和家裡斷絕往來，每天去菜場淘一些賣不出去的剩菜度日。
王秋楊的故事都在文章裡，雖然不是全部，但也足夠打動人心。聆聽她的故事，能夠感受到她身上有一股“敢想敢做”的氣魄，也有江湖俠女的風範，甚至還有一些調皮的部分，比如她為了在西藏參觀遊覽方便，竟然給自己印了張假名片。在王秋楊的生命中，“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小時候，山阻擋了她走向外界的道路，後來山成為她攀登和奉獻的對象，甚至差點兒讓她把命留在那裡。“山”也成為理解王秋楊生命特質的鑰匙，她的果敢和承擔、她的叛逆和包容似乎都可以通過“山”得以解釋。
她講述自己在登山時遭遇暴風雪導致失溫昏迷，幾個人輪流從6000多米的山上揹她到山下營地的經歷，而在那一次暴風雪中，有14個人遇難。她說，第二天醒來時，天氣晴朗，忽然感到活著真好。我為這小小的感嘆心動，因為她的感嘆裡有鮮活的生命力。我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來處，這個來處是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確定的，沒有更改的可能。王秋楊來自大山和軍營，對此不論好壞喜惡，她都沒有辦法選擇。正如我認識的很多人，他們有的來自農村，有的來自西部地區，有的來自所謂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辦法……但一個人出發的原點，並不能決定他抵達的終點。貫穿王秋楊的經歷，有一個關鍵詞：“野心。”這份野心讓她常常感覺到對生活的不甘心、不滿足。她不甘心自己永遠生活在被大山圍困的縣城，不滿足自己生命的經驗永遠被限制在當下的環境中。我相信，正是這份對更豐富人生的飢餓感，促使她走出大山，登上一座座高峰，嘗試一件件新的事物。我也確信，正是因為從小深刻體會著這種飢餓的感受，才會讓她把自己的公益事業放在荒涼的青藏高原之上。因為童年的她和那裡的孩子們分享著同一種對世界的好奇和渴望出走的感受。
如同鮮花的蓓蕾，每個人的生命都渴望綻放，與其說這種渴望是一種“野心”，不如說是一種對生命的“負責”。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輕易掐滅自己的好奇心，不要輕率地否定自己的可能性，不要為創造和奮鬥的激情設定閾值，生命的精彩就在於它擁有多種可能性。哪怕你已經深陷絕境，也不要失去信心，因為沒有人是獨自面對生活的，強者如王秋楊也需要隊友們輪流將已經昏迷的她背下高山。
在漫長的生命中，一個人總會不斷地轉換助人者和被人幫助者的角色，無論你此刻是正在幫助別人，還是在接受別人的幫助，只要你不放棄生命綻放的責任，你就已經站到了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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