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20世紀一位最重要的英國政治家。曾四次擔任英國首相）決定在1970年世界盃期間舉行大選時，他一直在擔心英格蘭代表隊的表現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然後，在投票的前四天，三獅軍團被淘汰了……
當哈羅德-威爾遜看到博比-查爾頓在1970年世界盃四分之一決賽中被替換下場時，這位首相就開始懷疑比賽已經結束了——無論是對英格蘭還是對工黨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再次當選的希望都是如此。
當年的6月14日，在萊昂殘酷的正午陽光下，英格蘭以2-3輸掉了與西德的四分之一決賽，儘管他們是賽前更被看好的一方，並且在比賽的前68分鐘裡通過阿蘭-穆萊利和馬丁-彼得斯的破門取得了2-0的領先優勢。和許多權威人士的看法一樣，威爾遜也認為比賽的轉折點在於拉姆齊爵士（時任英格蘭主帥）的首次換人，當時英格蘭依然以2-1領先。
正如他在後來對香克斯說的那樣：“我認為比賽的錯誤就在於將博比-查爾頓換下。這相當於給予了德國人一個信號，即他們接下來需要做的就是加緊進攻。”
四天之後，在投票日的早上，泰晤士報頗具預見性的問到：“先生們，突然想到一次神奇的逆轉，哈羅德-威爾遜還能在比賽的最後20分鐘保持2-0的領先優勢嗎？”
在所有的民意調查中，只有一次是工黨領先，然而，最後4.7%的民意支持率倒向保守黨，終結了威爾遜六年的首相生涯，愛德華·希思（英國軍人、政治家，1965年至1975年英國保守黨黨魁，1970年至1974年英國首相。）領導的保守黨出人意料地組建了新政府。
即使在今天，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也無法解釋威爾遜是如何失利的。然而，威爾遜卻認為是英格蘭的失利導致了自己的失利。
1975年，威爾遜和香克利一同前往利物浦，在路途中他們進行了一次長談。威爾遜說：“人們厭倦了他們的政府，就像球迷們厭倦了一支球隊。事情就是這樣。當我聽說我們（英格蘭）以2-3輸掉比賽時，我想這一定會產生一些影響。我也確實聽到很多選民說，‘哦，球隊輸球后我什麼都受不了了。’這對選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然並不是決定性的。”
1970年4月，當他的核心內閣在契克斯莊園開會討論下次選舉的時間時，這似乎就是他所指望的。正如當時的英國國防部長丹尼斯-希利在其回憶錄《我的時代》中以一種幽默的口吻所述:“今年6月，英國足球隊將捍衛自己在阿根廷世界盃（實為墨西哥世界盃）上的地位。”
希利甚至沒有意識到英格蘭代表隊將要在墨西哥為捍衛雷米特杯而戰鬥。可想而知，他對威爾遜的擔憂——“如果我們在投票日之前被擊敗，政府會遭難”——感到無動於衷。然而，威爾遜卻把世界盃，以及比賽時間視為決定性因素。打了幾個電話後，他發現比賽將在晚上進行，這讓他鬆了一口氣。
身處契克斯莊園的部長們同意在決定全國大選之前，先等待5月份的地區選舉結果。而當地區選舉結果顯示對政府的支持後，威爾遜定下了大選日期：6月18日，此時正值世界盃的高潮時期，更重要的是，也是在北方的許多工黨支持者集體去度假之前。
正如他的財政大臣羅伊·詹金斯後來所說，威爾遜將自己的職位部分地押在工黨和英格蘭隊之間的“神秘共生關係”上。這在現在聽起來可能有些荒謬，但在威爾遜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對足球及其政治用途表現出了敏銳的意識。
1966年，他試圖說服英國廣播公司(BBC)讓他在中場休息時與全國觀眾分享他對世界盃決賽的專業分析。在一個許多名人還沒有學會用足球來突出他們的街頭信譽的時代，首相的建議被忽視了，
當曼聯在1968年贏得當年的歐洲冠軍盃（歐冠前身）時，威爾遜嘲笑他的下議院領袖理查德·克羅斯曼對足球的冷漠。在他的日記中，克羅斯曼寫道:“哈羅德顯然覺得這讓我無法成為一名偉大的政治領袖，因為領袖的標誌就是看足球比賽或者至少在電視上看比賽。”
這樣的信念來源於威爾遜自己的生活。他一直是一個足球狂。1981年4月，在與香克利作為嘉賓共同出席格拉納達的電視節目時，主持人曾問到：“哈羅德爵士，我常常在想你對於哈德斯菲爾德的支持是一種權宜之計嗎？”威爾遜回答說：“哦，不，這是與生俱來的忠誠。”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位前首相透露，他仍然隨身攜帶著“一份名舊報紙上的小卡片——我確信這家報紙很久以前就已經不存在了——還有一張1926年哈德斯菲爾德球隊的照片。”那是最後一支贏得聯賽冠軍的爹利犬（哈德斯菲爾德綽號，他們在1923/24、1924/25、1925/26連續三年奪得當時頂級聯賽冠軍）。
隨後威爾遜向主持人展示了他的一連串具有紀念意義的藏品，講述他的母親給他一鮑勃（十進制貨幣制下的5便士）去乘坐有軌電車，買一個豬肉派或一份薯條，之後還能剩下6便士給他買票，他還補充說：“由於看球的人很多，我必須在10點到達那裡（球場）。”
當時的威爾遜只有10歲，但那些比賽日的氛圍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談話中，香克利形容足球高於生死，而威爾遜則把足球比賽描述為“一種宗教，一種生活方式。”
一些政治家並不相信足球運動對於民眾的強大吸引力，認為足球像宗教一樣，是工人階級的另一種鴉片。
然而威爾遜並不僅僅是喜愛足球運動，他依靠足球成為一名政治家。他對哈德斯菲爾德的熱愛，加上他那值得信賴的菸斗和雨衣，使他成為了一個平易近人的人。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他的駕駛遊艇、演奏風琴的競爭對手希思，事實證明這種對比對他贏得選票很有效。他通過足球的語言與同事、媒體和公眾交流。
1964年，當威爾遜成為13年來首位工黨首相時，他是當屆政府中唯一曾在內閣有過任職經歷的成員。他後來這樣解釋自己的角色：“我主罰點球；我擔任門將；我踢角球；我從邊路突破。”
簡而言之，他必須做所有的事情，因為除他之外其他人沒有任何經驗。他還引用了《利物浦郵報》一篇把他比作足球經理的文章，說：“經理應該坐在哪裡？在替補席上！我要提醒我的替補隊員們，我你們和場上的球員一樣出色。”
當1970年失敗的痛苦稍微減輕後，威爾遜將這個結果稱為“降級”。在1974年2月的選舉中，希思所在的保守黨最終比工黨少了4個席位，他試圖與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也遭到拒絕。威爾遜對此評論說：“這就像裁判已經吹響了終場哨，一方卻拒絕離開賽場。”
回到唐寧街10號，在聯合政府談判失敗後，威爾遜組建了自二戰以來最有經驗的內閣之一，他決定改變自己的角色。“我將成為他們所說的拖後中衛。我不能說我會成為一名清道夫，因為除了足球，沒有人會理解我。”
威爾遜的這些修辭表述影響力他的同事們，以至於他的教育部長和政府司機一道經常偷懶去看《Match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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