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女性主義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各種社會話題中。這個永遠值得討論的命題,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反映在生活當中。但是站在女性視角卻又能突破性別限制,以更人性、更人權的視角去理解別人和自己,才會有另一種意義。
由白光劇社出品、鄧樹榮導演帶來的全女版《安提戈涅》, 同樣是一部突破性別鴻溝,用作品本身立足戲劇這種近乎真實的形式,去展現不同的立場衝突。
《安提戈涅》是古代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寫出來的,至今在哲學界還有爭論的一部作品。整部劇是以安提戈涅與克瑞翁的矛盾為中心,圍繞安提戈涅的“神的法律”和克瑞翁的“人的法律”之間,何者更為重要而引發劇情。
故事發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垮臺之後取得了王位,俄狄浦斯的一個兒子厄忒俄克勒斯為保護城邦而獻身,而另一個兒子波呂涅克斯卻背叛城邦,勾結外邦進攻底比斯而戰死。
戰後,克瑞翁給厄忒俄克勒斯舉行了盛大的葬禮,而將波呂涅克斯暴屍田野。克瑞翁下令,誰埋葬波呂涅克斯就處以死刑,波呂涅克斯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條”為由埋葬了她哥哥,於是她被克瑞翁下令處死。
與此同時,克瑞翁遇到了一個占卜者,說他冒犯了諸神。克瑞翁後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時,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兒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站出來攻擊克瑞翁而後自殺,克瑞翁的妻子聽說兒子已死,也責備克瑞翁而後自殺。克瑞翁這才認識到是自己一手釀成了悲劇。
而由此劇引發的後人的討論,包括了民主與專制,人權與神權,倫理道德與法律制度,和這些更為宏大的命題比起來,如果僅僅用女權主義的角度來解讀,反倒是狹隘。
作為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安提戈涅》有著鮮明的古希臘時代烙印。在古希臘悲劇文學中經常看到的崇尚神律,宣揚個人意志與民主。甚至在西方,安提戈涅對城邦法的控訴被稱為"安提戈涅之怨",這種悲劇性的怨恨卻成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源頭之一。
撇開這些深刻複雜,也許窮盡人類歷史都無法探討清晰的宏大命題,迴歸到鄧樹榮導演的這部戲,全女版陣容是無法在筆者看來反而是為了打破女性命題,沒有男女性別對立的對話,反而可以更注重劇情。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不需要有性別,安提戈涅更不需要被標榜成女英雄。事實上,劇情本身也並不複雜,開場時也曾介紹,全劇希望以極簡的方式表現劇情。回過頭再次思考的時候,筆者的關注點投射在了導演和演員的表演形式上。
導演鄧樹榮知名的劇場導演、演員及戲劇教育家,「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創辦人及藝術總監,曾於2004至2011年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任教,並於2009至2011年任 戲劇學院院長。鄧樹榮導演是簡約美學及形體劇場的倡導者。他深受梅耶荷德「假定性戲劇」、葛羅托斯基「質樸劇場」、太極以及瑜伽的啟發,認為劇場是一種透過自我發現去感受生命的方法,他嘗試結合東西方劇場的精粹,確認身體才是最核心的表達工具。他擅長以形體劇場的方法演繹經典文本。媒體稱他為「簡約劇場鍊金術士」及「香港最具才華的劇場導演之一」。
迴歸《安提戈涅》這出戏,面對經典劇目,鄧樹榮導演選擇讓六個年青女性在不知名的空間各自閱讀希臘悲劇安提戈涅作為切入,劇場和劇本的力量把她們連結在一起。她們想像自己從當代進入了古希臘的城邦,扮演著裡面的各個人物。
作為看過在大麥超劇場演出的筆者,選取了自己感興趣的點。首先,有幾度6位演員的動作極為一致,互為疊影,展現出來強大的身體控制力。其次,由於演員分飾多角,一些巧妙的對立在這裡建立。然而全劇的對立不正是神的旨意(筆者更傾向於理解為人天然之情感)與克瑞翁所代表的城邦法律之間的衝突麼?最後,克瑞翁的憤怒的哼聲和全體演員都有的捂住一隻耳朵的動作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呢,都令人想要深入去了解。
觀劇體驗之所以永遠不同,是觀眾在看戲的時,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射在自己的觀劇理解上。結合筆者自身的學習經歷,站在現代的社會視角,克瑞翁的選擇無可厚非,賞罰分明;安提戈涅的選擇也無可厚非,親情無價。
那衡量的標準是什麼呢?衡量的標準恰恰是你做選擇的緣由是否能說服你自己,而你自己又是否能承擔作出選擇之後的結果。鄧樹榮導演的簡述裡有這麼一段話:“人一出生,就必然經歷社會化的過程,是我們擁有某種身份,最後變成某種立場,現實生活時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們無法改變自己及/或別人的立場。”
筆者認為,導演通過讀劇本的方式讓演員帶動觀眾入戲,又在幾個節點再次拿出劇本,並在以讀完劇本的形式帶動觀眾再次出戏,這樣反覆的提醒現實與劇場之間真實與虛擬的對比,也是希望能夠激發觀眾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順應劇情。
“文藝作品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能夠發揮想象力的經驗,是我們去自我提升,儘管我們未必具備能力去即時改變現狀,但我們會因為熱愛文藝而去嘗試瞭解不同立場的人,亦正因此,我們會發現,我們每一個都可能是許仙,潘金蓮,馬克白,以致安提戈涅。”
然而,我們不必成為安提戈涅,我們是我們自己,我們認清了這個世界的規則,就好像安提戈涅瞭解了城邦的法律,卻依然選擇尊崇內心。我們也依然選擇,去擁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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