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沒有把世界逼向團結，而是加劇了分裂。如今中國人看遍了發生在歐美國家比武漢嚴重得多的人間悲劇，這些事實和數據不斷刷新和重塑著中國人對我們自身抗疫的認知和評價。
中國無疑做得比美歐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嘆，美歐社會的承受力真的很強。他們居然能夠承受如此大範圍的感染和病亡，他們政府的支持率居然還是上升的。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真的是出不起一點錯。湖北紅會動作慢了些，不僅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一批紅會官員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沒事，英國女王出來講個話，或者專家描述一個非常可怕的場景，總統再定一個比那種描述好一些的目標，就能過得去了。
女王的演講安撫了英國民眾的情緒
和歐美國家比起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能不說太弱了，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內在關係出現了某種誤讀和失調，從長遠看非常不利於中國社會的動態穩定。中國社會必須更加實事求是，政府也不要“裝”得無所不能。讓一切都回歸真實，那樣的治理會更輕鬆，效果反而可能更好。這是一個重大課題，對它的破解不能長期拖下去了。
老胡想說的是，第一，統一輿論是比統一世界還要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永遠都要遠離這種想法，面對多元的現實，致力於多元基礎上的凝聚力和團結。
第二，在多元輿論構架下，釋放負面情緒有著天然的市場優勢。國家政治上的統一改變不了輿論的天性，那就是表達不滿、抒發抱怨極容易引起共鳴，這樣的創作將生生不息。因為這樣的創作和閱讀在人性中有著最豐富的鏈條和紐帶。另一方面，社會的安全與進步又很需要積極正派的東西來支持、推動。人就是一會昂揚向上，一會又失落惆悵。這樣的情況也會給集體情緒打上烙印。結果就是，市場上的正能量東西太多了，負能量的東西就會出什麼火什麼，但負能量的東西囂張過頭了，大家又會反過來對它施以討伐。
第三，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這使得營造一個契合中國發展、穩定的輿論環境是一件至關重要也極其艱難的事。中國的抗疫搞得這麼好，謾罵和嘲諷者依舊振振有詞。很多批判者認為批判本身就更有道義，而對這當中的複雜性嗤之以鼻。美國和西方輿論更是會站到中國的對立面，貶低中國是他們的國家利益使然。比如，這一次美國死這麼多人，不說中國瞞報少報了死亡人數，美國的執政精英怎麼向老百姓交代？
中國最大優勢就是在道路明確的基礎上致力於解決各種具體問題，不像有些國家國內不停折騰，爭奪對各種事情的道義解釋權。中國要繼續前進，就需要少搞上綱上線的爭論，繼續多解決實際問題。當然這不是說就不要爭論了，不要批評了，但是所有這一切需要適可而止。
第四，搞好輿論是整個中國的挑戰，可不光是宣傳部門的事情。他將考驗官方的能力和胸懷、知識分子的情商和責任感、以及整個社會的承受力。對各種問題儘量就事論事地提出意見，推動解決，這應是我們全社會共同致力於構建的一種習慣和境界。
不要以為老胡這是和稀泥理論。老胡是個實踐者，我用實踐者的眼光看這個世界，發現很多成功者和成功的國家都是把儘量少的時間和精力留給爭議和摩擦，把儘量多的注意力和資源投給了應當做的事情。沒有爭論的社會猶如一潭死水，但任何社會切不可“以爭議為中心”，對爭議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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