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徽黃山最近道路解封，苗苗家村口停著的車每天都少幾輛，大多數人又要回到霓虹閃爍的地方。村口值守的村幹部撤了，年輕人搭起燒烤架子圍成一圈，理髮店也有生意了。一切似乎又恢復到原來。
苗苗從小就迫切想離開這裡，畢業後在陌生的城市獨自生活。疫情期間，她被迫帶著一隻貓回到山區老家，和父母共處兩個多月。這隻曾被父親驅逐的貓，卻意外改變了她和父親的關係。
疫情是很多人生命中的旁逸斜出，像她一樣，或多或少偏離既定軌道的人還有許多。疫情提供了一個縫隙，讓人們得以窺見更復雜的自我，他者和社會——
為紙質書奔走十年的出版編輯，在好幾頁沒有標點的意識流小說裡，重新找到做書的意義；支援一線的心理醫生，承接過太多生離死別的情緒，終於在兒子寫信告訴他家門口櫻花開時痛哭；剛畢業的新老師和不同的人討論公共話題，發現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處在中間地帶，她給不出答案。
這是一些人在疫情裡的瞬間，曾堅信不疑的東西松動過，生活被重新審視。
文丨 殷盛琳
武漢大學東湖邊（往年）。受訪者供圖
十年後，重新找到做書的意義
【出版人周昀，35歲，男，在武漢讀書7年，現居武漢】
2020年開頭這段時間，我時常會有不真實的感受。疫情就發生在我生活的武漢，從小喜歡的球星科比意外去世，一些我從來沒想過會離開的前輩大批地離職了。
這和預期完全不一樣。2019年底我想，等過完年回出版社，我們就有新書可以上市了。是一本韓國導演李滄東的短篇小說集，從對接韓方出版社，到翻譯，送審，籌備了3年多。初版4000多冊年前就印好送到庫房，2月3號開工，2月5號就可以發貨。還聯繫好了去韓國採訪李滄東，但計劃都泡湯了。
去年是我做出版編輯的第十年。之前我在一家有名的圖書公司工作，一直在北京漂著，2017年結婚想穩定下來，就回武漢成立了鹿書工作室，算上我只有3個人，是武漢大學出版社的一個部門，負責文學藝術類書籍出版。
我們在年底實現了盈利，這是我十年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從利潤中得到提成。以前也有年終獎，但年底核算都是虧損，年終獎總拿得不太好意思，以至於懷疑作為編輯存在的意義：工作一整年創造的利潤是負數，很難說服自己所做的工作對社會有價值。
十年前，我還在武漢大學讀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生，經常去圖書館看書，記得最初打動我，讓我決定進入出版行業的是哈耶克的一段話——大意是在美國街頭隨便拉出一個出租車司機，都懂得兩百年前開國者闡述的三權分立原則，他們可能本身沒有讀過，但這中間發生了很有趣的傳播，知識先被一些人接受，又傳播影響了他們。
這讓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影響到普通大眾。書是個很好的載體，出版業也是這個傳播鏈條裡重要的一環。
但意義感在這幾年不斷消退。圖書市場規模在縮小，武大旁邊的豆瓣書店在去年停止營業，上學常去的小書店差不多都消失了。文學藝術類的書本來就賣的不多，思想能傳播到多大範圍？ 後來索性不再指望工作帶來意義，能在這個行業繼續做下去，就挺好的。
周昀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去年我們出版了6種新書。我還在年終總結裡寫，“未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我們在歲末年初的這點小小的欣喜，或許只是大廈將傾時老鼠發現一塊蛋糕般的滿足。”
沒想到居然真的是這樣。“封城”之後我很焦慮，每天習慣性看手機，刷新聞，完全沉浸在裡面，不願意放下。死亡人數蹭蹭上漲的時候，每天早上醒來都覺得絕望。
在武漢，死亡離我們真挺近的。我愛人的一位同事全家確診，正是醫療資源最緊張的時候，我們就在網上幫他轉發到微博求助話題裡，也發到各種群。
看起來在幫他，但心裡是讓自己有一點點希望：如果我們到這種境地，不會有人棄置不顧或者視而不見。
剛過完年那幾天，我在網上看到招志願者，接送醫護人員。我加了志願車隊的群，但又退出了。年輕時我會毫不猶豫，但現在對家庭有了責任。我安慰自己，不出去亂跑也是做貢獻，但還是有一些愧疚。
讀書是我的避風港。汪曾祺的《食物語言學》，還有《數學簡史》，以前我就挺感興趣，但覺得比較費腦子。這段時間在家沒事，跟外界隔絕，會更多地跟自己相處。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還是冬天，我就搬著小桌子到陽臺上讀書，陽光照在身上很暖和，人也能靜下心回到自己的世界。
之前我們出過一本俄國小說《愚人學校》，主角小男孩有雙重人格，腦子裡會幻化出另一個自己。時間和空間對他來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體驗。這本書不太好讀，是那種意識流的風格，常常好幾頁沒有標點，但讀進去之後，會發現你進入了主人公腦海，可以從他的視角感受他的一切。
某種意義上這跟我們現在的狀態有點類似，大家都被隔離在家，無法進行外向交往，或許也會用更多時間挖掘自己內心的體驗。
我會想，在這次疫情裡，如果這本小說恰巧被某個人翻出來看，能給他帶來某種安慰，是比“思想傳播”更重要的意義。
俄國小說《愚人學校》
我，貓，父親
【苗苗（化名），90後女孩，有一隻貓叫白白，座標安徽黃山】
因為一隻貓的闖入，我們家發生了一丟丟變化。之所以是一丟丟變化，那是在我父母看來，不過是多了一張吃飯的嘴。而在我看來，是莫大的包容與感激。
父母一直不同意我養貓，之前吵過兩架。從那之後我決定再也不帶白白回來。期間不記得有多少次父母勸我放棄養貓，我也就當聽聽。畢業後，我覺得在家鄉限制發展，就去其他城市工作。除了上班，我的小世界都在十平米的出租屋裡。離職，找工作，又離職。年前，我又一次失業。養貓的事只要（和父母）見不到面，而且我經濟獨立，（他們）就沒辦法抱怨了吧。
苗苗的貓。受訪者供圖
沒想到今年碰到疫情，原本打算讓白白在城裡留守，但是“封路”，加上失業，再三考慮，決定帶它回山裡。
到家我就把貓砂盆拿出來，貓也立刻鑽進被窩。家裡人在打牌，散場後，父親來我房間拖地，把貓砂盆拿出去了。我以為拖完地他會還回來。後來他轉過身冷冷地說道：把貓放廚房裡去。
我說它會叫的。他說，管它要不要叫。見我沒有要做的意思，他又命令了我一次。我還是很不情願。“聽到沒有，立刻馬上！” 他又加重語氣，眼睛直勾勾看著我。就在我糾結的時候，他把被子一掀，貓跳下床，他拿衣服趕，貓慌亂之下跑出去了。我一下就懵了，白白從來沒有在外面過過夜，那天還下雨！
2月10日晚，全家炸開了鍋。我嚎啕大哭，父親大發雷霆。他斥責我從來沒有關心過他，說渾身長滿淋巴結，隨時都有可能會“走”，控訴生我養我20多年，到頭來不如一隻貓。我才恍然發現，自己的確很少關心他，那個站在我面前背有點駝的父親。平日裡我們交談很少，他也只是藉著我和母親的聊天表達一下存在感。
那天父親坐在客廳一夜未眠，能聽到他坐在火桶邊動來動去的聲音。第二天一早，我聽到門口有腳步聲，停留了一小會兒又離開。
下午他們叫我吃飯，我沒動。晚上他們在客廳聊天，他們越是開心，我就越不開心。一個夜晚加白天過去了，也不知白白怎麼樣了。昨晚一聲慘叫是不是白白的？我睡在地上，眼淚都快哭幹了。
母親打開我房門，可能是有點心疼吧，把我扶起來。但父親覺得我在自虐，他又生氣了，怪我媽平時教育得不好。我發現和父母之間鴻溝真的很深，很不服氣說，“養孩子從來都不是叫他們聽話，而是讓他們成為有獨立想法的人。”
第二天下午，父母上山砍柴，我一個人在家。鬼使神差打開廚房窗戶，叫了幾聲“白白”。沒想到真的有回應！我趕緊換了鞋，朝屋後那座山跑去，原來它躲在草堆裡，剛好也遮雨。我一邊安撫一邊把它拉出來。肚子上都是泥，四肢也是，頭頂也是，都黃了一塊了。
那天，父母沒有再說什麼。 又過了兩天，早晨父親在廚房搬柴，見到我說，“貓躲在架子上，我早上一開門，它刷一下衝出來，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心一沉——看來是真的不喜歡這裡，打算離家出走了？
吃晚飯時我爸對我說，“沒事的話，出去找找咯”。我很生氣，故意說，“不想找，根本找不到，太難找了。”
那天晚上早早睡了。大概11點，我被迷迷糊糊叫醒，父親說“快起來，發現貓了”。真的是我最條件反射的一次起床，馬上跟著他出去。他說在前面的菜地裡發現白白，拿手電一晃，貓的眼睛一亮就知道它在那兒了。
苗苗的貓。受訪者供圖
在山裡住了近兩個月，網絡信號不怎麼樣，書也沒帶回幾本。父親帶著我種菜，砍柴，這是以前在城裡不會做的事情，也是和父親最親近的時候。他一直是本分工作的人，幹活，掙錢，其他的不想。
有天晚上父親跟我扒拉鄰里之間的事。說他年輕時出鄉到縣城工作，多年後回來，原先的山和地早分完了。我家的地是一位長輩去世前指明送給他的，去年房子建好才種上菜，如今擁有一小片菜園。
種香菇要用的柴是從別人家砍的。別人願意讓我父親砍想必他人緣還不錯。村民都說我們搬來後熱鬧很多，每天都要到我家門口聚一聚。
我想起上大學的時候，一箇中秋節，我和父母坐著長途火車去四川，接近30個小時。父親幾乎一夜未閤眼，用手捂著系在腰上藏在衣服裡的一包錢，裡面裝著我的學費。我頭朝窗，腳朝外，父親坐在我腳邊，有人經過蹭著我的腳，父親就瞪他一眼。
到了學校，他們在我宿舍過夜，那晚父母呼嚕聲此起彼伏，像是終於可以放心睡一覺了。據我觀察，做勞力的人到了中老年都會打呼嚕，即使年輕時沒有這個習慣。那是歲月的碾壓，人需要大口喘氣，才能繼續活著。
某天早上，隱約聽到父親喊了一聲白白的名字，忍不住在內心偷笑。那個嘴上對貓說著“不乖打死”的人，偶爾也會友好一下。我想他們可能是接受了我喜歡貓這件事，這是最大的變化。
鎮上人還是很少，大多集中在超市，菜店，滷菜店。店門口籃子裡有些青紅不接的草莓，一點兒也不誘人，雖然很想吃草莓，但最後沒買。寧可忍忍過段日子買好吃的草莓也不能隨便將就啊。網絡上都說要努力掙脫出去，我不知道要掙脫到哪裡去。我努力過，可一股力又把我拉回這裡。
可能外面也沒什麼好，是另一個困境。
武漢的創傷將是漫長的
死亡數字對醫護人員來說，是一種極度痛苦和壓抑，他們要看著鮮活的生命慢慢變成屍體。
我隨援鄂醫療隊2月下旬到的金銀潭。之前的一個月裡，很多醫生護士都是第一次面對高頻率的死亡，有些病房一天去世二三十人。醫護想了很多辦法，竭盡全力搶救，還是無法挽回生命，會有強挫敗感。不止一人告訴我，搶救畫面會印在腦子裡，無法忘記——患者去世像是溺亡，表情扭曲，無法發出聲音，喉嚨裡面呼嚕呼嚕地喊，“救救我，救救我”。
他們也會恐懼，不光來自於搶救場景，還有對病毒的恐懼。沒有人不怕死，怕也要上，每個醫護人員都生命所繫性命相托，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每個人都宣誓過的。
患者沒能救回來，27歲的麻醉師哭得傷心。同事們在隔離病房玻璃窗前舉起一張紙。攝 東方衛視記者黃伊罕
心理醫生也會出現心理障礙，但調節能力強一些。我們會有“同輩督導”，心理醫生之間會互相交流，避免過度沉浸。我會寫一些文章，日記之類的，把消化不了的案例或情緒通過文字釋放出來。
我們住在單獨的酒店，除了酒店和醫院，這一個多月哪也沒去過。每天最自由的時候，就是坐一個小時的專用公交上下班，可以看看窗外。下午5點左右回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用50度到60度的熱水持續洗半小時，我每次都會洗更長時間，洗得都蛻皮了。
這不止對自己負責，還得對團隊負責，醫生就是移動的傳染源。來武漢之後，我們平均每個人都長胖5斤左右，因為一日三餐配送分量太足，又沒地方運動。和隊友商量好回去之後再減肥——在武漢，吃也是在戰鬥，吃的多，長得胖，才能抵抗病毒。不在武漢的人真的好幸福。
之前有個護士大姐來諮詢室求助，整個人蜷縮在簡陋的沙發椅中，一直流淚。
她參與救治的16歲男孩跟她孩子一樣大，男孩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分到不同病房。每次查房，男孩都會問爸爸媽媽的情況。但沒多久，男孩父親經過插管搶救還是撒手人寰，她不敢告訴他。男孩一直在期待疫情過後爸爸帶他去復旦大學參觀，去曦園朗誦，去相輝堂聽演講，那也是他爸爸的母校。
父親去世一週後，男孩母親也走了。每次查房，這個護士都得繼續瞞著。直到2月29號下午，男孩生命體徵急轉直下，心電監護儀一直響，漸漸變成一條直線。這個護士還在不停按壓，看著男孩的眼睛，老覺得能再睜開。
在心理諮詢室，大姐哭著重複，“我還能再努把力，我還能再加把勁，可是…” 我老忘不了，回去之後把這個事寫成了一篇文章，開頭第一句就是她說的這句話。
很多人的家人在疫情中離開。一個70歲的老年女性，兒子在疫情裡去世，兒子之前離婚，留下一個13歲的孫子，她不知道兩個人以後怎麼生活。小孩現在一個人呆在家裡，一日三餐靠社區志願者安排。
老太太恨很多人，比如當時接診她兒子的醫生，她說出院後要找那個醫生算賬。我們要給老太太做認知治療，讓她明白把悲痛投射到醫生身上是不對的，那時沒人知道是新冠肺炎，也不能全怪醫生。說起孫子她才不那麼悲觀，我就跟老太太說，如果奶奶也沒有了，孩子怎麼辦？
在金銀潭，人去世後直接從醫院拉到火葬場，不讓家屬見面，管理非常嚴格，追悼儀式也沒有。這些願意把痛苦說出來的，算是好情況。雖然傷口暴露了很痛，但也是一個清洗過程，怕的是把它埋在心底。
武漢的創傷將是漫長的。人在重症、危重症時無暇顧及情緒，只要命保住就好了。但隨著症狀轉輕，患者可以開始玩手機，就會出現焦慮。
他們對未來悲觀，內心有非常多問號——是否能完全康復？是否能正常工作？是否會被歧視？有個康復病人回到社區很多人躲著他，甚至有人拿酒精噴他，和動物園裡被圍觀的動物一樣。這些視頻又被還沒出院的患者看到，加重他們的恐懼。
這一個多月在武漢，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一課。我以前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工作上，要帶課題組、做研究，那是我唯一的愛好，臨走那天晚上也一直在工作。
沒有想到要在武漢待那麼久。報名支援我是先斬後奏，給我爸爸打電話說要去武漢，他哭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哭，好像我回不來一樣。
兒子這兩天給我寫了封信，告訴我家門口的櫻花也開了，和武漢一樣，他很擔心我。我也哭了，在酒店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我這個爸爸有點不太稱職，兒子之前一直想去迪士尼，我不是出差就是在忙別的，沒有時間陪他，這次回家我要兌現這個承諾。
張晨隨身帶著兒子水杯，寄託思念之情。受訪者供圖
一堂畢業後的“社會課”
【尹豔（化名），初中語文教師，23歲，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曾經想做一名記者，現居合肥】
“非典”時我還很小，沒什麼記憶，以前我都不知道還有“殺傷力”這麼大的傳染病。讀了《瘟疫與人》之類的書，才意識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這樣的疫病，和地震、洪水來臨一樣，人力很難抵抗，只能儘可能挽回損失。
同學告訴我，一位曾經教過我的老師感染了，我的心不用手摸就能感受到那速度，砰砰地跳。後來老師康復了，可能是比較年輕，30多歲的男老師，長得特別帥。但（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的妻子在疫情期間（因其他疾病）去世了。
戴教授是一個每天都很快樂的老頭，從來沒提過太太癌症的事。在校園見到他騎個自行車，很瘦但直挺挺的，風風火火的。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在照顧太太，背地裡應該也是辛酸的吧。我挺恍惚的，第一次覺得死亡離那麼近。
大學時我特別想做記者，但有前輩告訴我，“早就不是那個時候了”。去年我畢業著急找工作，就回家做了私立初中的語文老師。
疫情期間我一直呆在家裡，會忍不住想，這份工作是不是特別沒有意義？我一直期待參與社會，如果當了記者，可能已經在武漢採訪了。做老師除了在上課就是在改作業、處理學生的事。現在線上教學，有些孩子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給吃給穿，其他方面管不到，我真的有種他要廢掉的感覺。
跟同事交流，他們會說這是新老師才有的困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教，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前程。
在辦公室，她們總聊追星和美妝，很少會討論社會話題，我也不怎麼能插上話。也很少轉發文章，感覺朋友圈不再只代表自己。我的朋友圈非常平靜，但私下和以前的同學討論了很多。
疫情好像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發現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處在中間地帶。
尹豔在東湖邊（上學期間）。受訪者供圖
這種感受非常複雜。比如一開始武漢很混亂，微博上很多人罵城市管理者。我覺得事發突然，很多人可能從來沒遇到過，不能要求立刻做得完美，各方協調溝通也需要時間。但另一方面，在網絡上求助的人是特別痛苦的，就是一床難求，如果發生在我身上，肯定會有被遺棄的感覺。
還有個困惑，人和人價值觀不同是不是真的沒法溝通？
大學的一個老師在武漢“封城”前兩天去了意大利，在國外確診，剛剛治癒回國。大學室友把消息轉發到群裡，我看到非常生氣，覺得這老師肯定提前知道了消息，怎麼能這麼沒有責任心呢？但我室友辯解說，可能並不知道消息，是很早之前就離開武漢的。
我和她爭了幾句就沒再說話，和宿舍討論不一樣，隔著屏幕總覺得有隔閡。我總覺得她們天然站在老師的立場，幫著找藉口。後來我把截圖拿去跟一個高中同學討論，他很直接地問，“你是不是有點‘仇視’特權，覺得別人是憑著資源提前躲開了？” 我覺得挺準確，憤怒的根本原因就是這個。
或許疫情結束，大家回到日常生活裡，會把這期間的碰撞和思考通通忘記。我可能也會忘記很多事情，但有些我會記住。如果有一天遇到非要說真話的事，無論代價如何，我肯定要說。
武漢的春天特別美，以前這個時節，我們會避開人流，到晚上偷偷穿過馬路，去對面的武漢大學看夜櫻。離開武漢後，最懷念的地方就是武大。每次不開心的時候，我會溜達到武大去，不看地圖，毫無目的走一走，東湖很大，有陽光的時候湖面特別好看，亮閃閃的。
希望疫情結束後還能去湖邊走一走，什麼都不用想。
尹豔曾在武漢大學東湖邊拍攝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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