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小小劉，
我從週五晚上就在為這封信打腹稿，思緒已經跑在鍵盤前面，情感的波濤一遍又一遍拍打在英吉利海峽的沙灘上，發出“想你們”的信號。
今天還是老李同志的生日，想必此時他已經拆開了你提前給他買的香水，以後又能出門“燻死人”，他此時應該是笑的，如果臉上沒有，那肯定也是在心裡偷笑。
看到你們國慶假期的生活：逛花鳥市場，給魚缸添置新“租客”，給小烏龜換“大房子”，去森林公園鍛鍊，吃完飯後去遛彎……
這些是我在你們身邊時曾想要逃避的“日常”，它們看起來好像不能給生活增添多少意義。休閒對於而立之年的我像是奢侈品，而現在我卻格外想念那些經常旁觀卻少有參與的“日常”。
還記得那個週六嗎，我們早上六點就去奧森健走，我頭一次全程跑下來，因為穿少了，只能自我發熱了。之後我們到家附近的永和大王吃早飯，下午還要去看剛上映的速度與激情9。我記得你一邊喝豆漿一邊說，覺得很幸福，真希望時間就停在這裡。
我靜靜感受我們三個人形成的集體磁場，這個我馬上要離開、即使再次回來也將會時常離開的磁場，因為這樣才能為它帶來新的能量。也許這就是屬於我這顆粒子的命運。因此，即使想念，也明白當下的非日常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我的日常，幸好還有你經常在微博上提醒我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那個永遠為我發出電磁波的磁場，我的家和家人。
也許你覺得我又遇到困難了，因為當風浪來臨時，避風港才是小舟想要最快到達的地方。的確，當人站在懸崖上，只要稍微強一點的風也許就能將之推向深淵。現實中，這個懸崖很多時候是我們在與他人比較中慢慢升高的。以前在德國工作時，周圍都是外國人，工作經驗有多有少，即使是相似背景的中國人，也分屬不同部門，從小習慣衡量高下的尺子消失了，自然輕鬆很多。
現在回到學校，先不說校園裡有多少中國人，專業裡就佔三分之一。在同一門課上，當你還在琢磨老師的問題時，別的中國人就能快速回應，很多都是剛剛本科畢業，二十出頭的青春面龐。這種反應和理解上的差異無形中又讓我把尺子時刻帶在身上。並且，以前處在座標系外的外國人，現在你們坐在一條船上，也就能看清楚別人划動船槳時鼓起的肌肉是多麼健壯。行駛在一片陌生的學術之海里，從社會縫隙中吹來的各種朝向的風：年齡、語言、學識……裹挾而來。
不過也許這片海洋其實是一個游泳池，那些我假象的鯊魚水蛇其實並不存在，我也是一個本身會游泳的健將，只是此時在學一種新的泳姿，和其他先到這個泳池，或者已經有基礎的人相比，當然會感覺吃力。但是當我們來到真正的
大海，走進社會，我那些暫時隱退的“夥伴”們又將重新出現，舊友新知，陪我一起再次遠航。我也可能是一個剛到異國的廚師，學術對於我來說像放了很久都已經長毛的食物，現在需要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尋找和認識本地食材，學習當地人做飯的方式。但最後評斷好吃與否的不是食客，而是自己，要炒出一桌自己滿意的菜。最容易和稀泥的是自己，眼裡最揉不進沙子的也是自己。看似是在和周圍環境掰腕子，其實對峙雙方從來都是以前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為的則是將來的自己。
好了，還是聊聊正式上課的第一週吧。我見到了學術導師Debroah，她是來自南非的人類學家，研究種族隔離下人與人以及人與國家的關係，很有意思的是她辦公桌上的電腦鍵盤是“裂”開的，這種需要額外訂購的鍵盤能讓她在打字時展開雙肩。
她見我們時穿的就是牛仔上衣，不像系主任Laura一樣，每次見都是得體的正裝。這種穿著打扮上的隨意是否能減少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距離，特別是在骨子裡刻著階級兩個字的英國？
Debroah在第一次見面時就問我們對畢業論文有什麼想法，她作為學術導師一年內要和我們開三次會，指導論文進度。第一次正式會議安排在下週二，至於論文要寫什麼，我想一定會和中國有關係，也許是中國在非洲或者東南亞的發展援助項目？
說到系主任Laura，她是我選的《人類學：理論和民族誌》這門課的老師。該課去年的老師恰好是Debroah。上屆同學看了我打印出來的第一節課講義後說，和Debroah講得完全不一樣。雖然是同一門課，不同老師都會樹立屬於自己的論點。從Laura第一節課講的內容看，我很慶幸今年遇到她。
她提出我們生活在post-truth（後真相）時代，fact（事實）和truth（真相）的邊界愈發混淆，超級大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什麼樣的事實進入公眾視野。而人類學這門學科採用的參與觀察方法，讓我們走入人與人的互動現場，從真實的生活經驗中產生情景化的知識，為的是理解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無法用大數據簡化或者模型化處理，因為理解社會現實只能身處社會生活之中才行。
我還特別喜歡Laura跳出經典尋找經典的思路。她說這種情景化的知識不是侷限在涂爾幹、韋伯、馬克思等傳統經典中，也包含著那些聚光燈沒有打在頭頂，但仍在站在舞臺之上的人類學家，他們大多都來自所謂的“第三世界”，同時經典也來自當時社會正在經歷的社會運動，也包含著作為人類學家信息人的當地人……是一種去殖民化的經典。我想到了在北京胡同裡、在雲南梯田間帶我理解真實世界的那些“信息人”，他們就像幫助登山者攀登珠峰的夏爾巴嚮導，是成就輝煌卻最容易被光芒遮擋的人。相信未來一年在Laura的引導下，我將遇見更多這樣的經典。
最期待的《發展人類學》我竟然錯過了第一節課。一屋子人早晨九點就坐在教室，左等右等老師不來，起床氣和被放鴿子的憤怒瀰漫整個教室。半小時後，老師匆匆趕到，因為倫敦地鐵出故障，她也沒有飛天掃把，第一節課就這樣戲劇化地取消了。下午三點多發郵件說課程改在四點鐘開始，我那時在外面見朋友，這回換我沒有飛天掃把了。不過好在學校每一門課都有課程錄像，方便同學複習回看，這也讓那些九點上課起不來的人可以按下鬧鐘多睡會。
學術之路上探索得磕磕絆絆，但城市人文探索卻進行得很順利。中午我邊吃香蕉邊坐車跑去和公益機構的人聊天，這家機構專門
關注老年人，機構前臺都是一位老爺爺。它們提供陪老年人外出辦事情、記憶咖啡館防止失智、公園散步等等服務。接待我的人也是一位上年紀的女性志願者，她說主動打電話尋求幫助的女性比男性多很多，看來男性們還是不習慣開金口。倫敦很多外面看起來漂亮的多層公寓，其實裡面被分成一個個的小單間，而且沒有電梯，這很不利於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外出，因此他們會請志願者定期上門拜訪。我希望能借此開啟自己象牙塔之外的人類學之眼，通過與普通英國人的互動，瞭解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
這種互動有時是主動尋找，有時是經朋友介紹，像是這位請我吃午飯的英國投資人。做投資的人忙，在倫敦做投資的人更忙，我坐在前臺足足等了他20分鐘，因此這頓飯他請客我絲毫沒有任何歉意。作為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他說倫敦和英國其他城市以及歐洲大陸的城市都不一樣，這裡的速度和紐約、北京、新加坡一樣快。十年前的倫敦和現在完全是兩個樣子。我眼中看到的也是被圍起來的工地，這點讓我感覺很“親切”。
倫敦每一屆市長一定都是對商業持友好態度的，否則選上來五年之後任期一到也會被踢下去，當然，也有像鮑裡·斯約翰遜這樣一不小心反而被踢上去的。友好態度緣於這座城市很多公共設施都是企業出錢。比如鮑里斯在任期間大力推廣的共享單車，就是西班牙的跨國商業銀行santander贊助的，每輛車上都是santander醒目的標誌，但是當地人都管這種車叫鮑里斯自行車。這真是政府和企業互作嫁衣、民眾得利的共贏案例。
有時，這種瞭解民情的機會就是迎面撞上的。比如有一天突然豎在我上學路上的廣告牌，是街角畫廊關於朝鮮宣傳畫的展覽。我猶豫著腳步越走越遠，但最後還是折返回來按下了畫廊的門鈴。很巧的是策展人和我是同一年去的朝鮮。他也去過北京，去之前對北京的現象是滿大街都是來做生意的外國人……屋子裡掛著
二三十幅他從朝鮮帶回的宣傳畫，裝裱在畫框裡的每幅畫都要300英鎊以上，誰在為這中間的利潤空間買單？我想是對東方“馬可波羅”般的想象吧。
生活中，我面對的是英國地圖，在學校裡，卻是一副世界地圖。
學校這周是“去殖民化”主題周，我參加了紀錄片I am the revolution （我就是革命）的放映會。影片講述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三個國家裡女性冒著生命危險反抗政治和社會壓迫的行動。
我忘記是在這三個國家裡的哪一個，總之一個婦女說村莊裡昨天有女性被殺死了，原因就是她做飯丈夫不滿意，她回嘴說，我又不是你的傭人。真的很難想象吧？不平等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充滿這個世界，無影無蹤卻也形影不離，有人因它披金戴銀，也有人因它命喪黃泉。
再比如“邊界”造就的不平等。我們院系的兩位老師，一位研究格魯吉亞和土耳其，一位研究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兒童，他們在學校標誌性建築“顛倒的地球”前帶我們批判地思考這件藝術。
藝術家本來想啟迪人們換個角度看世界，為什麼又延續著傳統的配色和人為劃分的國界？當我們眼盯著陸地時，是否意識到佔最大面積的海洋也被陸地的邊界限定了。例如生活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海上游牧民族巴瑤族，和陸地一直處於平行線的關係，但是人們帶著刻板偏見地認為每個人都要歸屬於一片土地，只有這樣才能有國籍，有公民身份。那些沒有國家歸屬的人如遊魂一般遭人鄙棄。當邊界的概念被不平等地強行植入巴瑤族的生活時，他們的命運也就此改變了。
我很喜歡這種戶外講課的方式，課堂本身就應來源於生活，我也很開心這一年大部分時間將要讀的著作也都是來源於真實生活的民族誌。那麼，我現在就要扎進過去的真實中去理解當下的真實了。
國慶快樂，老李生日快樂，下週見！
閱讀更多 南緯1度的肯山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