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博士一年級的曾力過得有些鬱悶。每一天，至少有三個發微信來打擾他，有些還是多年不聯繫的朋友。一番不鹹不淡的寒暄後，每個人都會問出相同的問題：翟天臨後面那個人，是你吧？
翟天臨博士畢業那年，曾力碩士畢業。同為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兩人參加了同一場畢業典禮。穿著藍底紅邊碩士服的曾力恰巧坐在穿著黑底黃邊博士服的翟天臨後面一排。
曾力給刊發這張照片的新聞門戶網站發郵件，讓網站尊重自己的肖像權，把照片打上碼。網站編輯就此道歉並按曾力的要求做了。
可事情還沒完。過完年坐火車回到北京，出站口的檢票員看了一眼曾力的學生證，問道：“北京電影學院？翟天臨的學校吧？”
“有點像過街老鼠，北電的博士，”曾力說，“因為翟天臨的事兒，我都想退學了。真的影響很大，北電的博士都成了學術不端的代名詞了。”
曾力所學的藝術學理論和翟天臨所在的電影學，同屬於藝術學。直到2011年，藝術學都是隸屬於文學的二級學科，和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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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為翟天臨，外界對人文社科博士的刻板印象，還是枯坐在圖書館略顯幽暗的燈光下，帶著厚厚的眼鏡，彎著腰馱著背，悶頭看書。旁邊放著茶漬已經洗不掉的透明塑料水杯。如今，讀人文社科博士又被當成抄幾頁論文、混混日子就能畢業的“好營生”。
記者聯繫了十位人文社科領域的在讀博士/退學博士，希望能呈現人文社科博士的真實生活狀態，也試圖藉由他們的求學經歷回答一個問題：讀那麼多年，人文社科博士讀的是什麼？
文理不分家？
國內某知名大學讀古代文學在讀博士王麗曾在本科期間輔修過心理學。越讀到後來，她越覺得，文科和理科的研究方法兩者之間是相通的。
王麗主要研究的是古代典籍。她會從典籍的版本入手，先搞清楚這本書的所有版本，每個版本的情況、面貌是什麼樣的。這是基本的文獻學的方法。還有作者，“比如說我要寫的這本書，他的編者是宋代的呂祖謙，我就要先去找呂祖謙的生平。我要順著先看歷史，《宋史本傳》裡是怎麼說的。然後再去翻翻《朱子語類》和《宋元學案》。相關的一切材料我都需要儘可能多地去涉獵，最後用不用再說。”
王麗不會從頭看到尾把《宋史本傳》看一遍，現在的數據庫都能直接檢索出特定的段落。特定的段落就是一條材料，一條又一條材料累積起來，就形成了王麗的資料庫。
王麗說：“理工科具體的實驗操作方法我不懂，但是寫完論文我自己感覺特別像做數學，就是中學數學那種證明題。我先提出一個假說、一個論點，就是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然後我要找材料去證明我這個論點是對的、去證明別人說的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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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安在清華讀歷史。用她的說法，歷史學研究“說簡單也簡單，就是要把發生的事情還原到它具體的語境裡。要通過大量閱讀積累的資料，把事情搞清楚，再分析背後的邏輯動力。”要知道事情發展的脈絡、發展的態勢，那段歷史獨特的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背後的邏輯等等，從而找出一種敘事結構。這種敘事結構需要非常強的邏輯性和非常完整的體系感，“不能讓別人一堆就倒”。為了保持歷史學“偽裝中立”的立場，如果一個相對比較精英的話題，就得試圖讓底層來發言；一個普通的話題，要補充一些精英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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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專業的呂燦在讀博期間經常參加讀書研討會。老師會提前佈置一些文本，十個左右的博士生就此展開討論。就一個話題，每個人都要發表看法。“雖然大家讀的是一樣的東西，但每個人的解讀都不一樣。你要和同學爭論，說明為什麼你這麼想、為什麼你的想法是對的、為什麼別人的想法是錯的。這是一個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的過程。慢慢就有一點思辨能力了。”
她的博士資格考試備考範圍是一份兩百本書的書單。三個月準備時間。三輪考試，每輪考一天。一輪考試一道題，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五點，一篇五千字的論文。呂燦說：“反正這個過程已經很崩潰了。等你寫完以後，博士資格考試委員會的幾位老師還要給你評語，要討論你這一天五千字寫的是什麼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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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第一輪，“整個人都不好了”的呂燦決定退出，轉到了人機交互專業拿了碩士學位。她並沒有強烈的跨界感，“兩個專業都需要思辨能力和控制文本的能力。我們學文的，都講究一個語言的邏輯性和敘事性。”
但同時，如今在美國一家科技公司做交互設計的呂燦能感受到自己和工科生的差別。呂燦戲言，“文科生最大的特點就是愛‘嗶嗶’。”程序員不會問為什麼要這麼設計，他們只要一個確定的結果。老闆讓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去幹。文科生不一樣。文科生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然”：到底要不要做、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我一定要有一個理由在背後支撐我，不然我一邊做就會一邊懷疑。如果產品的質量我自己都不敢保證，我怎麼去和客戶談？”因為這個原因，呂燦經常和老闆“吵架”。
呂燦覺得，她屬於文科生裡不那麼愛“嗶嗶”的。有的文科生，天天和同事“撕”，一直撕到d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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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社會科學？
馬利安曾體會到人文背景和社科背景的博士思維方式的不同。她是一個兩百多人的女博士微信群的群主。在群裡，大家經常討論社會問題。比如，鳳凰男的話題。學歷史的人會覺得鳳凰男只是一個標籤。這個標籤是一種信號——碰到類似背景的男性要保持警覺的信號。而學社會學或者學人類學的，就會認為這樣的標籤直接傷害了整個一個群體。馬利安說：“學人類學的，就會以一種冷峻的、超然的視角看問題；學社會學的，會有明顯的框架感。我們歷史學是經驗性的，而她們是理性的。”
在北大學習政治學的王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會問事實是什麼。把事實搞清楚之後，再分析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件、事件發生的原因是什麼。解釋明白後，就能把結構性的因素摘出來。他的博士題目是研究中國的族群多樣性對於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的數據與資料多來自統計年鑑。王振說：“先搞明白事兒，再嘗試理解，到這一步來說已經夠了。社會科學也只能止於此了。至於解決問題，那不是學者能做到、也不是學者會考慮的問題。”
曾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人類學博士的李燕也表示，剛開始學人類學的時候，老師就一再告誡，“不要妄圖提什麼解決方案，搞得像政府調查報告一樣，只需要把發現的問題給分析解讀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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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性”地觀察研究對象，田野調查是社科類學科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
人文地理專業博士生卡古拉研究的是不穩定勞工。具體說是政府政策對創意產業不穩定勞工的影響。用的理論是福柯的治理術。研究對象是廈門油畫村的油畫產業工人的生活軌跡和地理流動。雖然沒有做滿一年田野調查，卡古拉還是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城中村和畫師們同吃同住。
人類學認為，人的每一個小行為都關聯到整個社會的大結構。研究人員需要通過直接觀察獲得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前期的田野調查，做得越細越好。一開始，畫室的老闆只讓卡古拉打打雜、掃掃地。慢慢地，卡古拉也拿起了畫筆，做學徒學畫畫，搞起了創作。再後來，她能接單給畫室賺錢了。其他畫師做飯也會帶上她的那一份，“我跟他們說不用管我，他們說不過是多加一碗米而已”。在鄉村大排檔，白酒黃酒紅酒也饞著喝過。用田野調查得來的資料，“把理論框架鑿實，然後解釋。然而大部分時候理論都被田野常識顛覆掉了”。
卡古拉的作品出現在亞馬遜上|受訪者提供
卡古拉覺得，做田野特別孤獨。白天一個人在田野，沒著沒落的；晚上回到住處，開始寫這一天的觀察筆記，還是一個人。回到學校，還得天天得追著導師，求導師給點意見。
孤獨憂傷的笨學生
在北大學考古的小婷也是如此，她的導師“能不管，絕對不管”。小婷研究的是隋唐時期的漕運。導師不清楚她找了什麼材料，對她找到的材料也不熟悉。而且，導師手下的博士很多，從史前到元明清都有。“他只有一個大概念，應該怎麼寫，可以怎麼寫，或者告訴你去看哪幾本書。”
同學也提供不了太多幫助。每個人研究的年代和器物都不一樣，一個人的領域就只有自己懂。小婷覺得，理工科的博士雖然會幫老闆打工，但老闆其實已經預設了一個方向給學生，學生只要把方向細化下去就行了。試驗不會做、做不出結果，還有師兄師姐幫襯，而人文社科的博士，“題目自己想，材料自己找，觀點自己提，導師頂多在旁邊提幾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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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個接觸過的人文社科博士都提到了“孤獨”。一天學習多長時間、一天讀多少材料、寫多少字的論文，都可以；在圖書館、在自習室、在宿舍還是在咖啡館，無所謂。一個學期見導師兩三面一點都不罕見。宅在宿舍一年都沒人管，寒暑假一天不休息天天做研究也沒人知道。反正也不需要去實驗室，不需要什麼專業的設備。
古代文學在讀博士王麗覺得，讀博士就好像一個人自己走在沙漠裡面，渴了只能自己找水喝，餓了自己找東西吃。“真的要一顆要一切要靠自己的心”。她的導師也是一樣，由於對她研究的年代不熟悉，無法給她具體的指導。
歷史學在讀博士馬利安認為，做學術就好像大航海時代的航行。自己划著一艘小船，不知該去往何方。最好的導師是能為你劈開迷霧指引方向的燈塔。次好的導師是能讓你在疲憊時暫時停泊、恢復元氣的港灣。“能遇到‘港灣’已經非常不錯了，畢竟不靠譜的導師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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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博士們常提到的詞是“笨”。“我太笨了”、“我怎麼這麼笨”、“我太自以為是了”，是博士們用來形容自己的話。
不像理工科，試驗結果沒做出來就是錯的。人文社科的狀況是即便論文寫出來了，研究者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是對的。沒有及時反饋，使得不少研究者都陷入了自我懷疑的泥潭。馬利安這樣描述她自我懷疑的過程：你研究一個東西，是有預設的。找到一段材料讀完，在讀的過程中你會進行反思，你的預設是被證實了還是被推翻了，當然也有可能沒被證實也沒被推翻。在讀材料的過程中，你會不停地反思，反反覆覆推翻自己、否認自己。“很常見，也真的很痛苦。”
有時候，挫敗感是對比出來的。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的博士生亦辰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浪漫主義末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品的作曲技巧和特點。讓她特別挫敗的時刻，是有一次她接待從劍橋來的專家。她特別強調，“不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是劍橋大學，做純音樂理論的那種。”當談起雙方的研究課題，亦辰發現，她還在用筆和紙，靠在譜子上寫寫畫畫來分析作品。而劍橋的專家用的是人工智能。他們把經典作品的譜子輸進電腦裡，再用電腦分析人工智能發出來的聲音。亦辰說：“我還在研究score，人家研究的是sound。我當時就想不明白我繼續做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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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就算論文被同行認可得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也不代表就有所謂的學術成就。
一位博士曾如此形容：“大部分的博士論文，不過是東撿一點理論，西刨一點素材，講一個過得去的故事。就這樣也是勤勤懇懇、埋頭苦幹好幾年的成果……福柯躺在那裡，大家都去扒一點，厲害的能搞到一隻手，一隻眼睛，剩下的絕大部分都只能摳到一點腳皮。”
可能讀博士的人都是在學術這條路上披荊斬棘過來的，不是每個博士都能甘心接受靠摳“福柯的腳皮”過活的人生。
人類學退學博士李燕就曾質疑過研究本身的意義。她認為，現階段社科領域內宏大的理論不可能出現了。“每年生產出來的論文其實挺乏味的，閉著眼睛都知道用的什麼流派。要麼福柯要麼馬克思，套一套，增加一些田野的case。只不過是細節，統統塞進去就行了。論文的高低，就看誰故事講的好。”
孤獨、自我懷疑、學術理想的破滅，都滋養了抑鬱情緒。在接觸的十位博士中，有九位博士都曾受到抑鬱症或者抑鬱情緒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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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離開的
有的人堅持下來了，有的人選擇了離開。
延期了一年的王麗選擇堅持，她願意當學術金字塔的底層民工。“學術研究不可能一下子來一個特別大的突破，反正我覺得這種事情不太可能降臨到我頭上，所以我很安然地接受自己扮演修修補補的角色。”王麗提到，文學理論中有一個理論說的是文學的“無用之用”——文學能夠給人一種情操上的感染、一種審美上的體驗。這就是文學的意義。在她看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研究的意義。學術研究是對人類知識邊緣的探索，是一種智性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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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博士前做過程序員的政治學博士王振是記者接觸的十位博士中唯一一位沒有受到抑鬱困擾的博士。他清楚地知道，就算畢業後順利找到理想的教職，他的收入很可能比剛畢業做程序員時要低。他依然選擇留下。“有時候我在想這是不是一個篩選機制，故意用低薪來排除掉那些對學術不夠熱愛的人。我說實話，做學術真的需要很大的精神回報，就是說你得覺得這事兒很有意思。”
曾在博一認為自己太笨學不會邏輯學而萌生退意的哲學博士青行燈，也選擇留下。她覺得，做學術研究“非常非常有趣”。研究完了手頭的“謎題”，可以立刻進入下一個“謎題”，就像小孩子玩玩具一樣。“這個玩具的所有玩法都玩了一遍，立刻能換到下一個新的玩具”。至於“苦讀書”的意義，她認為，一方面，和理論物理、理論數學一樣，哲學等學科提供的是一種未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說人文社科的研究沒有現實意義，“有多少人做的工作真的有意義？人工智能那麼火，解決了任何社會問題嗎？讓更少人免於貧困、讓更多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了嗎？如果能靠做學術研究養活自己，又自得其樂，有什麼可指摘的？”
人文地理專業的卡古拉堅持讀完了博士後，沒有選擇投身學術研究。她覺得，自己的論文不會給畫工群體帶來任何幫助。每年都有學生去城中村發問卷做調查，好一點的帶禮品去、沒錢的空手去，除了浪費時間，沒有任何意義。還不如幫助他們賺錢來得實際。由於對高等教育的失望，卡古拉畢業後投身了中學基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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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專業的李燕退學工作後，才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人類學、社會學的重點在於分析問題跟結構問題，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工作最重要的是發現問題後要解決、要改良。她去到一家公司，先發現的總是公司存在的問題。
與此同時，李燕覺得，多年的學術訓練讓她對價值觀很看重。她在去年年底辭去了上海大型知名互聯網公司用戶研究的工作。辭職前，公司遊戲直播的數據特別不好、流量很低，項目的產品經理請用戶研究部門幫忙看看是否還有付費的空間。李燕現在還記得產品經理當時的原話——“我想看看我們用戶還能不能榨出血來。”
公司遊戲直播的用戶大多是三四線城市的小孩子。李燕通過後臺打電話給用戶做訪談，電話的另一頭卻都是操著方言的樸實中年男子。接起來，就是破口大罵，“你們公司騙我家孩子！”、“還我X萬塊錢！”李燕從對方的嘶吼中聽出了絕望。她怕那幾萬塊錢是一個家庭的救命錢。
儘管當時正值互聯網寒冬，上司也一再挽留，李燕還是裸辭了，“這個事情對我來說是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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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了幾年，李燕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希望找到“一個價值觀允許良性賺錢”的公司。她也有重回學校讀博士的打算。上一次讀博士，她選擇做消費人類學這一應用型研究，因為當時模模糊糊的初心還是想解決問題。可工作後李燕才發現，問題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太複雜了，牽扯到的利益方太多了。光有好的想法和辦法是不夠的。反而回到源頭去研究和記錄問題，可能更有意義。
（受訪者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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