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比赛被推迟到2021年，很多重要比赛被取消，训练设施被关闭，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都关注的足球领域。运动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就在这全球危机面前，一个本不应该受益的群体，成为了新冠疫情在体育领域最大的受益者。
灾难性的体育年
对于很多欧洲高水平的田径运动员而言，2020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先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了，紧接着在4月23日晚间，原定8月份在巴黎进行的田径欧锦赛也被取消了。欧锦赛组织者称：“在权衡了观众、运动员、官员和所有的潜在风险后，做出这个决定别无选择。”除了奥运会和欧锦赛，七场钻石联赛也被取消了。
被取消的还有2020田径欧锦赛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的收入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不同于中国的专业体制，欧美很多运动员是职业运动员，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从体育协会或者本国奥委会那里得到任何财务支持，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收入来自三部分：赞助商的赞助、比赛收入以及兼职做教练的微薄薪水。没有比赛，赞助商那里的收入就可以忽略不计，比赛奖金也泡汤了，训练场关闭则意味着无法再通过做教练的工作获得收入。并非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如职业足球或者美职篮那样受到关注，很多运动员的收入很低。
低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举个奖金的例子来说，体操在德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但与田径和游泳这样的奥运项目相比，德国体操运动员的奖金非常少：全能冠军能拿到4500欧元左右，器械方面的冠军只有2700欧元，与之相对的是，田径世界冠军每项能得到5.5万欧元，游泳冠军也有1.8万欧元。这也难怪中国体育迷很熟悉的德国体操运动员汉布钦，在为德国电视台担任解说嘉宾的时候说：“很多德国孩子从小就接受体操锻炼，但体操在德国只能被称作一种爱好，当年纪大了面临更多生活压力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弃体操。”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你根本玩不了体育。
中国体育迷非常熟悉的“小眼镜”汉布钦如今已经退役
汉布钦在接受采访时也大谈运动员的不易
收入大受影响，训练也无法正常化。不仅业余运动员被迫将训练场所转移到公园或者家中的健身房，专业运动员也受到疫情的影响。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德国美职篮球星泰斯在家里搞了一个小健身房，买了哑铃和自行车，在隔离期间也坚持训练。每天球队都会通过Facetime来检查每个人的训练是否得当，而且体能教练也会对其做出专业的指导。
泰斯这样的运动员其实是幸运的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团队化的待遇，很多人只能各自为战。德国三级跳冠军文策尔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目前德国所有的奥林匹克基地、健身房和体育设施全部关闭。幸运的是，他没有住在市中心，这使得他可以把跳跃训练、山地跑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更惨的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德国体操运动员，以奥运选手托巴为例，他说：“疫情之初，我并不关心，因为离我很远，但当意大利受到影响时候，我感到担忧。当时在汉诺威的训练场馆依然开放，但随着德国政府的禁令也关闭了。没有训练场的体操运动员，就像没有游泳池的跳水运动员。”
德国皮划艇选手霍弗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但如今他和团队的许多成员都处于居家隔离状态。皮划艇队的几名奥运选手是持有特别的训练许可的，但这个许可也有很多的限制，远不如新冠病毒蔓延之前那样自由。很多皮划艇运动员只能在家里的客厅里训练，或者在车棚顶上的皮划艇上划两下找感觉。奥运会的第一次资格赛被取消了，原定在复活节后一周的第二次资格赛同样被取消，还有5月的世界杯也无法如期进行，何时会重启，完全没有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制订训练计划也完全没有意义。
只能在车顶上划艇，是多么的无敌和寂寞
有时候，比赛的推迟不仅仅是改变训练计划以及收入受到影响那样简单，甚至牵扯到生命的延续。举例来说，有些高水平的女运动员，她们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怀孕，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的一段时间，原本是很多女运动员怀孕的最佳时间段，奥运一推迟，所有的计划都要被打乱，孩子至少要迟到一两年。很多女运动员是高龄孕妇，这加大了她们怀孕的风险。
谨防心理疾病
运动心理学方面的专家马克斯勒（Valentin Markser）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年因为抑郁症而卧轨的前国门恩克就接受过其治疗。恩克去世后，马克斯勒也一直是恩克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马克斯勒说：“有运动员对我说：‘除了运动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没有运动我什么也不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在金融领域，人们不会把所有的财富都放在一支股票上来投资，但在体育界，运动就是很多运动员的一切，他们必须依靠每天的训练，通过比赛和广告来获得收入，但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一切为之改变。”
运动心理学专家马克斯勒（右），左为前德国国门恩克的遗孀
任何强化体能训练的中断，都意味着整个有机体与新陈代谢和激素都将随之改变，运动员通过训练使其保持在一定平衡，但现在这个平衡被打破，对运动员的心理和生理都将造成很大的负担。就像运动员受伤不能再训练一样，运动员的抑郁情绪会增加，这使得运动员不但可能出现身体疾病，还有可能出现精神障碍。
德国原本就是抑郁症的大国，在新冠肆虐期间，运动员无法正常训练，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这是必须避免的。当然，具体到每个运动员，情况可能会各有不同，运动员的个性和他们的精神敏感性决定了他们多久才能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不过首要问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谨防心理疾病。
恩克于2009年11月10日卧轨，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杰出的表率
很多运动员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堪称所有人的表率，德国标枪运动员罗哈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标枪项目的冠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只能和“每个正常的健身爱好者一样”进行训练，幸运的是，至少罗哈勒能从事一些户外练习。
3月份的时候，罗哈勒还在土耳其的训练营中，但由于疫情的关系，他的标枪在贝雷克迟迟无法运到训练营。随着疫情的恶化，他选择了尽快离开土耳其——他甚至都没带自己心爱的标枪，就像一名扔了武器的逃兵，但如果不如此，他甚至会错过返回德国的航班。幸亏朋友们的帮助，罗哈勒的标枪如今已经到达耶拿，然而他却无法使用它。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比赛原定于4月中旬在多哈进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得不取消了。
奥运冠军罗哈勒
2017年5月5日的多哈钻石联赛上，罗哈勒掷出了93.9米的个人最好成绩。1986年国际田联为了保证看台观众的安全，将标枪重心向枪尖方向移动了4厘米，罗哈勒的成绩，是改“枪”之后田径史上的第二佳绩，不过如今他的队友维特2017年在卢塞恩已经投出了94米44的距离，他将成为罗哈勒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大竞争对手。
奥运会取消了，原定8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欧锦赛也被取消，对此，罗哈勒表示：“你试图有良好的计划，但问题是没有规划也是一门艺术，你必须保持好的心态。”当然，作为世界田径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批评国际奥委会缺少与运动员的沟通，在奥运会决定推迟前不久，国际奥委会依然告诉运动员们“你们应该继续坚持训练。”
作为德国杰出运动员的代表，罗哈勒参与了德国联邦卫生部“我们留在家中”的倡议活动，在电视节目中，他向孩子们传授健身技巧。“鼓起勇气”是他的座右铭，在目前的特殊的情况下，他并不认为运动员应该有豁免权：“我支持目前的禁令，这非常好。如果禁令解除，我也会尽快找回状态，而在此之前，我和我的标枪一起休息。在家最好，其他一切地方都不安全。”
93米9，是罗哈勒个人最好成绩
罗哈勒有个个人想法，那就是在疫情减缓的情况下，给所有顶尖运动员两个月的训练时间，然后将比赛压缩到2个月的时间内密集进行。训练准备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定期训练，很容易会导致在第一次比赛中受伤。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能重返训练场还是未知数，罗哈勒和很多运动员只能冀望在6、7月份能重新投入训练，或许比赛能在8-9月进行。至于是否会如足球比赛那样空场进行，国际田联目前尚无明确方案，但罗哈勒本人明确的表示：“对我来说，没有观众的体育运动就不是比赛。”
月入450欧元——尝试全新的生活
意大利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马格伦也为很多职业运动员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名27岁的自行车手与市长通了电话，获得了特别的许可，摇身一变变成了自行车快递员。现在他为人送冰激凌或者披萨，每天送20-30次，能自由骑行50-60公里，不用受禁足令的约束，这当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却已经使得训练环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善，至少不用被完全关在家里。
自行车运动员马格伦如今成了外卖员
马格伦并不是唯一在新冠疫情期间尝试全新生活的职业运动员。德国网球选手克拉维茨2019年和搭档米斯一起夺得了法网双打的冠军，是德国体坛的风云人物。但疫情期间他无法完全正常训练，只能在慕尼黑Lidi超市当理货员和兼职保安，拿每月450欧元的基本工资，在德国如果月收入低于450欧元，则这部分收入无需上税，算作Minijob。
克拉维茨（左）在超市理货
在这家超市，他甚至没有资格成为收银员，只能和同事一起清理货架：“我将香肠和奶酪的货架摆满，然后整理空箱子，我们称之为‘筑巢’。上周我在入口担任保安工作，用消毒剂喷洒购物车。”克拉维茨必须每天5点起床，从6点半开始到超市摆货架，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之前梦寐以求的，而作为职业运动员的他，以前一起床就只能去训练。
克拉维茨目前有特别的许可，他可以到网球馆进行专业训练，但由于没有比赛可打，他每周只到那里训练3-4次，目前其双打成绩在国际网联排名第9。相关数据显示，克拉维茨2019年的奖金收入就高达104.3万美元，但他却从月收入450欧元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
克拉维茨和队友米斯夺得法网双打冠军
意外的受益者
东京奥运会的推迟，使得许多服用兴奋剂被禁赛的选手成为了意外的受益者，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结果，但规则为他们参赛铺平了道路。没错，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成为了新冠病毒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奥运推迟的最大赢家。许多由于禁赛而不能参加今夏东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服用者，因为禁赛期已满，甚至有机会参加必要的奥运资格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有能力争夺奖牌。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所有在之前东京奥运资格赛中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也将自动获得2021年奥运会的入场券，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实际上奥运赛场依然有40%的参赛名额未能分配，这就为兴奋剂禁赛者提供了机会。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应该禁止服用兴奋剂者参加东京奥运会，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主席班卡说：“禁赛与具体的体育赛事无关，只与它是否被执行有关，与它被执行的时间有关。一旦禁赛时间过了，被禁赛者就能重新参加比赛，我们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延长禁赛。”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举例来说，如果一名运动员被从2020年1月开始被禁赛，禁赛期一年，那按照之前的日程，他（她）将肯定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但是现在奥运被推迟了，如果奥运资格赛在2021年的1月2日开始，他（她）又通过了资格赛的选拔，他（她）参加东京奥运会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这显然对很多运动员是不公平的。
国际奥委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明确表示，根据现有规则，兴奋剂禁令是以时间为依据的，而不是具体的体育赛事。”国际奥委会已经多次希望引入规则，让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禁止参加下届奥运会，但这从未得到洛桑国际体育法庭的支持。
之前国际奥委会有自己的“大阪规则”。这一规则其实就是说，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被禁赛6个月或者以上的运动员，不得参加下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正在努力使得体育运动更纯洁和可信。
但2011年国际体育法庭废除了“大阪规则”，法庭将这一规则描述为“无效和不可执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体育法庭是应美国奥委会的要求来进行判决的，后者认为“大阪规则”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法》与《奥林匹克宪章》的相关规定。原因是：一名运动员因为兴奋剂禁令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将奥运会能否参赛作为附加参考是不正确的决定。国际体育法庭认为，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可被视为是对运动员的再一次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当然，美国奥委会也因为推翻国际奥委会的“大阪规则”而成为受益者，被禁赛的400米跑明星梅里特以及短跑明星加特林都能够参加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后者获得了100米跑的铜牌，又帮助美国队获得了4乘100米接力的银牌，而原本他是没有资格参加伦敦奥运会的。
加特林2012年在伦敦夺得两块奖牌
对于那些服用过兴奋剂的运动员来说，洛桑裁决是一场胜利，但对国际奥委会来说，这是他们同兴奋剂做斗争的过程中遇到的新挫折，此后国际奥委会曾考虑过重启大阪规则，但都以失败告终。
相关的反兴奋剂法规，一般是以4年为一个周期设定的，也正是考虑到奥运周期。然而，突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一设定，由于禁赛是以时间为基础的，而与具体赛事无关，这必然会导致一些特定的人群受益。
国际田联的相关数据表明，仅仅在田径领域，就有214名服药者将受益。诚然，奥运推迟，会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年龄的原因而退役，但其中的40人依然处在世界一流水准，这包括土耳其运动员布鲁特，她是2012年奥运会1500米亚军，但此后因为服用禁药在2016年被剥夺了奥运奖牌，并被禁赛4年，她将于今年5月20日重获自由，目前她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参加东京奥运会。同时受益的还有美国游泳运动员德怀尔，这名两次获得奥运接力冠军的运动员被禁赛到2020年8月20日。
被剥夺了奥运奖牌的土耳其女将布鲁特
2016年里约奥运，德怀尔（右）还曾和孙杨同时领奖
幸运的是，这样尴尬的事情在举重项目中不会发生，而举重恰恰也是此前兴奋剂事件频出的重灾区。根据东京奥运规则，如果想获得举重项目的参赛资格，运动员必须在18个月的3个周期内，每个积分周期参加积分赛两次，并从3个积分周期共6次参赛成绩中，选出4次最好成绩计算积分，以积分来确定资格。第一周期从2018年11月1日到2019年4月30日，第二周期是2019年5月1日到2019年10月31日，第三周期是2019年11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目前来看，受到疫情影响的主要是第三周期的比赛。
76名举重运动员将在原定的奥运时间内被禁赛，如果2021年夏天东京奥运如期开幕的话，禁赛的运动员将减少15人，但德国反兴奋剂官员瓦特说：“幸运的是，在现有的规则下，这些解禁的运动员肯定拿不到足够的积分，他（她）们不可能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这对奥运会来说，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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