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國便有尊師重教之傳統，而老師亦應有因材施教之美德。放眼如今的學校，任何一個老師隨意曠課、遲到，立馬便會受到學生舉報。
但是，在民國時期，有一位神奇教授，上課教學十分隨意，曠課更是家常便飯。
此人便是有“瘋子”之稱的黃侃。
一、桀驁不馴，教授上課看天氣
民國時期，大師輩出，黃侃亦是大師中的大師，在經學、文學乃至哲學上都頗有造詣。正是因為他的這種造詣，許多大學都搶著請他前去上課。
在私立中華大學任教之時，黃侃經常光領工資不上課。一到上課時候，他總有各種瑣事要處理，或是睡個午覺、或是澆澆花，無一例外。
久而久之，這樣的黃侃終於激起學生怨憤。於是，這一天黃侃破天荒前往教室上課，但是他沒有說一句與知識有關的內容。一進教室，黃侃二話不說先發了一通脾氣，隨後便說：
“你們是何等動物？非要我來上課？你們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說是我的學生，還怕沒得飯吃？看哪個不派你事做？”
自此之後，黃侃再沒去上過課，私立中華大學的學生也不敢再要求。的確，以當時黃侃的名聲，只要是他的徒弟，找工作絕對不是難事。但以這種方式說出大實話，未免太不給學生留情面。
相比私立中華大學，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就親和許多。對於平常的排好的課程，只要在他的約定範圍內，黃侃基本都去上。但對於南京這個城市來說，黃侃的約定就顯得有些過分了。
任教之前，黃侃與校方約定，上課有“三不來”：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即只要是這三種天氣，黃侃均不去上課。而在南京，刨去這三種天氣，一半的課程或許就已經作廢。
有一次，陽光明媚，黃侃卻也不去上課，有人來請之時，他瞥了一眼說：
“時間到了，錢還沒到呢。”
原來，學校沒有按時給他放薪水，以黃侃的性子，自然要罷工。
二、拖欠工資，開著火車去請願
其實，在民國時期，拖欠大學老師工資的事情，時有發生。因為名氣大，黃侃倒是可以以罷工威脅。但對於有些普通大學老師而言，他們無法罷工，便只能選擇最俗氣的方式——聚眾請願。
1946年，上海交通大學的教育經費被挪用，老師工資遲遲發不出來。一開始，老師們選擇忍耐，想著或許上頭一時週轉不開。
但隨著拖欠工資的時間越來越長，老師生活越來越緊張，學生們也只能一天吃幾根油條。
哪裡有壓迫，哪裡便有反抗。思量再三，這群學生決定派幾千名代表前往南京請願。然而，請願還不曾開始，消息便已經洩露。上頭將鐵道的有關人員全部調走，希望以交通阻礙他們的請願行為。
但是上級忘記了，這是一批交通大學的師生，又怎麼會被交通難住。於是，這幾千人自己將火車頭與貨運車廂，將其接在一起，自己開著車直奔南京。
一路上，這列3000多人的貨車車廂，成了一道亮麗風景線。在聚眾請願的歷史上，上海交通大學被載入史冊——開著火車的“請願大軍”。自此以後，可能再也沒有誰敢輕易挪用上海交大的教育經費。
三、月薪太高，教育經費不堪重負
不僅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在北洋政府統治期間，也曾發生過拖欠老師工資事件。當時，許多老師為此紛紛辭職，前往東北大學。
當時的東北正在張作霖統治期間，他重視教育，在拖欠老師工資的大浪潮之中，東北大學獨善其身。為此，胡適還寫了一封辭職信，不等當時的校長蔣夢麟批准，他便已經離去。
不過，雖然大學老師經常被拖欠工資，但中學老師一般鮮少出現此種情況。歸根到底，應當是當時的大學老師工資太高。
在當時，一個普通大學老師的工資在200到400不等，像胡適這種身兼幾個職位的，有時候能夠達到800。再來看當時的物價，大米4分一斤，牛肉3角一斤。對於普通人家而言，幾百元足夠一家人吃上小半年。
因此，教育經費的大頭便在大學之中，一旦教育經費被有心人挪用，必然只能先從大學老師的工資裡剋扣。
可惜，大學老師都是有文化、高素質之人，要想拖欠他們的錢，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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