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採訪時，王慧剛剛結束天津生活廣播共享陽光節目的公益專欄《盲人數碼小課堂》的錄製。他從2013年開設這個專欄，已經有7年了。
王慧說話聲音洪亮，語速很快，一口天津口音聽起來有幾分相聲的味道。在採訪的過程中，說到有趣的話題時，他常常會爽朗地笑起來，笑聲透過電話聽筒，頗具感染力，讓人不由得嘴角上揚。
“心之光，為心執一盞明燈”
作為盲人，王慧最能體會視障群體的不便，對於他們的困難，他深有體會。
張大姐十多年前因病失明。她在母親的陪伴下坐在王慧夫婦面前，低著頭擺弄手套，王慧拋出的問題大多被母親回答，在母親的提示下，她才勉強回答了幾個問題，但是吐字緩慢。
她也曾經試圖走出家門，她在前、父親在後，儘管小心翼翼，卻仍然被車撞到。從那之後，從殘聯領回來的盲杖就被擱置在角落裡，閒置蒙塵。
王慧和高建華夫婦二人曾經到一位盲友家拜訪。一進家門，首先吸引高建華目光的是客廳裡擺放的“紙葫蘆”，那是一個用紙疊成的、花瓶狀的手工藝品。這位盲友的妻子說，那是老伴九年前失明時在家疊的。由於出門不方便，沒有娛樂活動，老人的生活無聊而閉塞。
他在黑暗中摸索著海報紙，壓出摺痕，裁成條，摺疊出成百上千的元寶狀的“零件”，最後拼接成“紙葫蘆”。
這一疊就是九年。
這些事給王慧帶來了很深的觸動，他深感視障群體與社會越來越脫節。
2019年6月14日，在王慧所在的街道——天津市南開區向陽路街道的幫助下，他的公益助盲項目“心之光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成立，成為了全市首家由個人設立的視障人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居委會主任張博介紹：“我們希望能在整個街域內為他提供一定幫助”。6月，居委會搬遷後，居委會將原活動室無償提供給王慧夫婦使用。從那之後，王慧夫婦就在這裡接受盲友們的諮詢，向公眾普及“無障礙”觀念。
在這個十平方米左右的體驗中心，王慧夫婦自費購買專門為視障群體準備的智能電器，包括電視、掃地機器人、空調等在內，都能通過手機聯網後語音控制。
“萬物互聯的時代即將來臨，這給了我們許多新的想象空間。”王慧想盡己所能，讓更多的視障朋友能夠邁入智能新時代。他說：“智能家居所解決的許多問題，都是原來很難完成的事情，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智能家居對於明眼人來說是‘錦上添花’，而對視障朋友而言就是‘雪中送炭’”。
對於雙盲人家庭周師傅和愛人邵阿姨來說，做家務是頭等難題。邵阿姨為如何將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而沒少費心。體驗過王慧介紹的智能家居後，她立即委託王慧幫忙訂購了一臺掃地機器人。一到貨，王慧夫婦就立刻從南開區的家趕往老兩口位於河北區的家，為他們義務安裝調試。
“心之光，為心執一盞明燈。無論何時，都請保有心中的那束光，因為將會有人借他穿越黑暗”，這是王慧為“心之光無障礙智能體驗中心”寫下的宣傳語。
“他失明是我們的幸運”
構建起視障群體和社會雙向溝通的橋樑是王慧一直努力的方向。
2008年，藉著天津市殘聯舉辦盲人藝術節的契機，王慧向工作人員提出：“表演節目我不會，我給大夥講講電腦知識吧”。於是，他的第一個電腦知識講授班就此向天津市的盲人朋友打開大門，王慧成了“王老師”。
十餘年間，他先後參與設計研發了多款助盲軟件，同時利用所有的業餘時間，為天津的盲人朋友普及各種數碼知識。他的課堂有時在各級殘聯、圖書館的教室內，有時在天津廣播的電波中，有時甚至會在盲人朋友的家中。眾多視障朋友的生存狀態因他而改變。
王慧的名字逐漸在天津的視障群體中傳開了，有的盲人朋友親切的稱他為“行走的愛心講堂”。
65歲的周師傅在九年前第一次聽到了王慧講解的電腦知識，在周師傅看來，“他是盲人，他理解盲人”。才聽了三次課，老人就學會了電腦基本的使用技巧，買了一臺電腦。他曾跟王慧開玩笑道：“你失明瞭是你的不幸，卻是我們的幸運。”
孫師傅失明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電腦，在王慧月餘的培訓下，如今早已退休的他也能夠上網瞭解社會動態。“以前只能聽廣播，王老師來了，我們能看的世界就大多咯！”
2013年，隨著王慧被越來越多的盲友熟知，他應節目編導的邀請，在天津生活廣播開設《盲人數碼小課堂》。也正是在那時候，智能手機開始普及起來。
王慧認為，智能手機對明眼人來說僅僅是生活、工作中的一個工具，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他說：“你看書可以用手機看，你也可以看紙質書。你買東西可以用手機支付，也可以用紙幣支付。但是對於盲人朋友來說，手機是至關重要的。”手機能夠解決視障群體生活中大部分問題。因此，王慧便在“小課堂”裡向盲人朋友講解智能手機的應用知識。
對於很多盲人朋友來說，智能手機的應用，能夠帶給生活顛覆性的改變。
曾經，去超市買生活用品是劉阿姨最頭疼的事。面對超市貨架上品種繁多的商品，它們的品牌、包裝、價格等信息，即便是明眼人也經常挑花眼。對於視障群體，這些信息更是無從知曉。但是自從學會了手機網購，劉阿姨可以輕而易舉地根據讀屏軟件的提示，瞭解到商品的各種信息和選購數量。
已過不惑之年的張大叔，由於後天失明，認識的盲人朋友比較少，在家抽菸發呆是他打發時間的唯一方式。在他通過王慧的“小課堂”學會了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後，用手機發布交友信息，如今已經尋找到能夠相伴終生的人。
王慧的微信裡有一個“電子閱讀交流群”，他的“學生們”在群裡分享自己看到的好書，有的時候會有盲友們組隊，領取微信閱讀“無限卡”。
“原來都是電話，現在大夥都改到微信上去”，王慧說。自從建立微信群之後，每天群裡都有上百條語音，群聊裡充滿了歡聲笑語。
2017年，在殘聯提供的場地裡，王慧組織成立了盲人數碼文化沙龍。沙龍每次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王慧在線下就某個話題與盲人朋友們展開討論或進行介紹，比如聊到“購物”話題，王慧會把京東、淘寶、美團等購物平臺進行對比，幫助盲人朋友們分析不同平臺的優勢劣勢。
王慧認為，現代的信息技術填平了信息獲取的鴻溝，彌合了殘障造成的隔閡，而他所作的工作就是讓盲人朋友瞭解並應用這種信息技術，從而享受信息技術帶給生活的便利。
“當8500萬殘疾人全面融入到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環境中的時候，當我們對殘障不再陌生而不解的時候，全面無障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害怕那些漢字從我記憶中消失”
大學剛畢業時，王慧曾經到盲校面試過老師的崗位，但學校以他視力不合格為由將他拒之門外。
王慧也曾經到律師事務所面試，律所主任很敬佩王慧，但最後他小心翼翼地詢問王慧如何完成工作、是否只能通過別人轉述文字內容和口述自己的想法。直到王慧向他展示了自己筆記本里的文檔，現場演示了看案卷和打字都沒有障礙，律所主任恍然大悟。
在王慧看來，社會對視障群體普遍的不瞭解或瞭解得不夠深入是造成視障人群生活不便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反問道：“你回想一下，從你小學算起，小學、初中、高中，你們年級應該沒有一個視力障礙或者殘疾的學生吧？但實際上，咱們國家殘疾人數佔全國人數的百分之六。”
求職被拒的經歷讓王慧意識到，殘健全面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教育和就業方面。他想通過學習法律知識，從法治層面去推動和保障殘疾人權益的進一步落實。他認為，現階段大部分人對視障群體主要是在道德層面的關愛，然而對於視障群體權益的維護，更應體現在法律層面制度性的保護。
2018年9月，王慧作為天津首位視障考生參加了法考元年的“全國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並於當年順利通過客觀題的考核。次年10月，他又順利通過主觀題考核，成為天津首位被司法部正式授予法律職業資格的盲人。
在考試過程中，司法部為視障考生提供了相應的合理便利，王慧可以使用屏幕朗讀軟件來操作電腦進行答題。在監考人員的陪同下，王慧通過讀屏軟件聽題，五筆打字答題。聲起聽題，聲落答題。偌大的考場只有電腦讀題聲和打字時鍵盤的聲音。
這是一場“有聲的”考試。
在備戰法考的過程中，王慧也是通過屏幕朗讀軟件來閱讀海量的學習資料的，但他認為這並沒有成為他參加法考的阻礙，“學習的過程沒有本質的區別”。
為了提高學習效率，他將讀屏軟件的語速調到600字每分鐘，相當於正常語速的3倍左右，遇到聽不明白的地方就倒回去反覆聽，“就像正常人在閱讀中會反覆閱讀一樣，讀屏軟件也是同理”。
為了提高文字輸入的準確性，王慧在2019年學會了五筆輸入法。
其實，打字對王慧來說原本也並非難事，他用拼音打字的速度不低於明眼人。但是在考試時，用拼音輸入法快速打字往往容易打出錯別字。
王慧記得有一次自己打“全面依法治國”，旁邊的明眼人朋友看到他打成了“顴面依法治國”，這件事讓他難受了很長時間，“我覺得在主觀題閱卷過程中，老師如果看到這麼低級的錯誤，根本不會想到寫這個答案的是盲人，而是會認為這個人答卷怎麼這麼不認真，肯定對給分有負面作用。”
王慧認為，這種負面作用不僅僅體現在考試中，對今後參與法律工作時也有很大影響，“撰寫文檔的準確性也是首先要保證的”。
他日思夜想，自己後天失明，對於常用漢字比較熟悉，那麼有什麼辦法“能夠讓我和看著打字一樣呢？”
最終，王慧選定了五筆輸入法，“因為五筆輸入法重碼率非常低，我幾乎不需要選字也不會打錯。”
2019年4月，王慧給自己制定了新的學習目標：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會、掌握、熟悉使用五筆輸入法。
其實，在王慧的心裡，選擇學習五筆輸入法還有一個原因。人對圖像信息的記憶可以維持十年左右，“而我已經失明十多年了，有些漢字在腦海裡已經逐漸模糊，我很害怕有一天這些漢字真的徹底從我的記憶中消失。”
遇到生澀或印象模糊的字時，王慧便喊來妻子在自己的手心畫出字形。隨著妻子的手指在掌心一筆一畫地書寫，那些逐漸遠去的字形在王慧的腦海中又漸漸清晰了起來。
備考生活在忙碌中充實無比。那段時間，他常常是早晨四點就起床聽音頻複習考試。一天晚上九點，王慧抽時間出去理髮，妻子發現他靠在理髮店的椅子上睡著了，理髮師的推子還在頭上平移著。高建華在朋友圈中寫道：“心疼這個早晨四點鐘起來學習、現在理著發都能睡著的胖子。”
2019年5月，王慧被授予“全國自強模範”榮譽稱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會見。隨後，他又成為全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火炬手，並作為參演嘉賓登上了殘運會開幕式的舞臺。
“完全失明後徹底解脫了”
王慧，1984年8月出生於天津市南開區，右眼天生失明，左眼高度近視。即便如此，他和同齡人同步完成了小學、初中、高中的學業。
高中時，他頂著2000度的鏡片，哪怕是坐在教室第一排，也難以看清老師在黑板上的板書，“老師在講臺上面講課、寫板書時，我就用草稿紙根據老師的描述複寫板書”。
最讓王慧頭疼的就是立體幾何，粉筆勾勒的複雜的幾何圖形在王慧的視線裡都像一團亂麻。每次下課後，他都趴在黑板上，仔細研究老師的板書，回憶梳理上課沒聽懂的內容。久而久之，班裡擦黑板的任務就被王慧承包了下來。
2003年，王慧以高出一本線30分的成績被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國際政治專業錄取，成為榆中校區的第三屆學生。從小沒出過南開區的王慧想走出去看看，“中國這麼大，幹嘛老侷限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對於兒子的想法，父母表示支持。
王慧猶記得初到學校報到時的情景。那時從天津到蘭州沒有直達的火車，須得先從天津至北京、再從北京轉蘭州，第一次來就遇到了火車晚點，到達蘭州站已是半夜。一出站，居然還有一輛校車守候在火車站前，學校接站的老師和同學問候著新來的同學們，“一下子就有了找到家的感覺”。
那一年，榆中校區校門外從蘭州市通往榆中縣的高速公路剛剛竣工，命名三夏公路（現興隆山大道），“我一入校就加入了學校廣播電臺新聞部，我們學生記者去採訪過有關高速公路的事，所以印象很深刻”。
大三的時候，由於長期用眼過度，一次感冒誘發青光眼突發，眼壓過高導致視神經萎縮，王慧高度近視的左眼也徹底失明。
面對突如其來的失明，王慧出乎意料地淡定：“從來就沒用雙眼看過世界，左眼也看不清，完全失明後，我倒是覺得徹底解脫了”。
休學養病一年後，他復學返校，迴歸到學習狀態。
回憶起失明後在學校的日子，王慧很是感動。面對一位殘障學生的復學申請，母校更加包容地敞開了大門，“給了我人生新的基點，讓我能夠從容地走出黑暗的困頓。大學的氣度就在於此，兼容幷包的氣度”。
靠著用MP3錄製的老師上課的音頻和高建華讀筆記的音頻資料，王慧用兩個月時間完成了畢業論文的撰寫。
2008年6月，王慧順利畢業了。
“王慧就是我的選擇”
高建華和王慧是2003級國際政治專業的同班同學。高建華家在河北承德，那時來蘭州也得從北京中轉。
雖然兩人在大一來蘭州報到的時候就乘坐同一列火車，之後又坐上了凌晨迎新的最後一輛校車，但在大二之前，兩人相互間的瞭解並不多。高建華只知道王慧在參加社團組織、學生組織、辯論賽等活動中很積極，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而王慧也僅僅是知道有高建華這麼一位同學而已。
2005年左右，電腦使用還沒有普及，高建華對電腦操作不太熟練，在火車上聊天中高建華得知王慧對電腦操作相對熟悉，之後遇到相關問題便找王慧幫忙，一來二去，兩人產生了感情。
最初，高建華的家人並不看好他們的愛情，“我爸媽當時就認為我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可我覺得王慧就是我的選擇”。王慧對高建華父母的態度表示理解，但他當時並沒有試圖去改變他們的看法：“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強行糾正，我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也不具備這樣的可能性，我能做的就是儘量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2009年，高建華揹著父母偷偷和王慧領了結婚證，“當時真沒覺得有什麼，他人好，又聰明，這是我看中的地方”。
王慧多次在北京同仁醫院做眼底手術，每次都得全身麻醉。手術後醒過來時，他都會感受到妻子睜著眼睛坐在床邊，握著他的手，“覺得心裡特別踏實溫暖”。
在日常生活中，高建華對王慧給予的不僅是照顧關愛，還有無條件的信任和支持，“他總是相信我對任何困難都有克服的辦法”。
而在王慧的鼓勵下，高建華也於2009年到2012年先後攻讀獲得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大學思政課教師。
至今兩人結婚已10年有餘，王慧也徹底得到了高建華父母及親戚朋友的認可，大家遇到有關電腦、數碼、法律等方面的問題都會問他。
2017年，兩人的兒子嘟嘟出生了。高建華給兒子讀繪本時，王慧每每都靜坐在一旁陪伴，兒子也總會把學會的故事奶聲奶氣地講給爸爸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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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 | 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
文字 | 校報記者 吳佳睿 任妍
主編 | 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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