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91歲的詹姆斯·沃森被他的單位——冷泉港實驗室徹底掃地出門了。沃森可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他的成就也堪稱豐功偉績——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
更加不近人情的是，沃森因為車禍還在住院中。被冷泉港實驗室掃地出門，也意味著被整個科學界掃地出門了。什麼仇什麼怨，讓同行後輩們對風燭殘年、生死未卜的沃森老先生趕盡殺絕呢？
全因禍從口出！沃森被清理是因為在先前錄製的採訪中，再次發表了“黑人智商低是事實，與基因有關”的言論。在此之前他也曾多次發表過性別歧視、肥胖歧視、性取向歧視的言論，多次受到過警告和抗議。
消息傳到國內，很多人聽了並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沃森只是那個無辜的說出“皇帝啥也沒穿”的小孩，是被所謂“政治正確”干預學術自由的受害者。就算他的言論涉嫌歧視，“歧視就歧視吧，被人瞧不起一下也不會死人！”
錯了，歧視真的會死人的。
歧視為什麼可怕
“你是種族歧視者嗎？”沒人會認為自己是。
然而在國內，種族、地域、膚色、性別、性取向、生理障礙等歧視和偏見無所不在。XX懶窮笨，XX賤窮臭，鬼子棒子老毛子；X省人品差，X地出小偷，南蠻北侉鄉巴佬。強調對一個群體的刻板印象，用群體標籤來評判個人，就是歧視。
我們的歧視，往往是“天真無邪”的，自己意識不到。有一則國內的洗衣液廣告，洗衣機裡倒進洗衣液，黑人鑽進去白人出來，這在國人看來是個逗樂的創意。可是傳到西方，連中學生看了都會瞠目結舌，說是赤裸裸的歧視，黑人為什麼需要洗白？這一旦涉訴沒準兒會賠得傾家蕩產。
還有國航的某期機上雜誌，提醒遊客在某市繁華地段旅遊要小心黑人，也被直接指控為種族歧視。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我們不僅是對歧視別人沒有意識，也經常對被歧視缺乏感覺。例如，不少國外旅遊場所，只用中文提示禁止某些不文明行為，這也很難引起國人被歧視的警覺。
我們為什麼會對歧視無感？中國一直是華夏獨尊，只有在近代才被貼過“東亞病夫”的標籤，受過“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屈辱，但並沒有真正樹立起反對歧視的社會價值觀。我們對歧視言論和行為的淡漠是普遍的，甚至跟學歷、年齡、性別等的關係都不大。只有一個群體，就是海外工作留學生活的，尤其是低齡海外留學生，對此比較敏感。
歧視通過貼標籤製造不平等，這在私人閒談中沒有關係，一旦成為公開言論，就可能影響社會政策而傷及無辜，孕育社會仇恨。
我們曾飽嘗歧視的苦果。例如，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們開始在法律之外貼壞蛋標籤，開始是五種：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後來加了三種：叛徒、特務、走資派；再後來又加上第九種：知識分子，稱為“臭老九”。壞蛋們的家人也不能放過，因為：
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兒會打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幾年以後，貼標籤變成了害人害己的惡性循環。一群人中只要先揪出幾個最有文化的“臭老九”，然後依次就是讀書多的、識字的、經過掃盲的以及跟他們關係近的。何況除了“臭老九”，還有其他豐富的標籤資源可以選用，任何人都難以倖免。於是，整個社會就陷入了互相傷害的“艱辛的探索”中。
苦難源於歧視，但對歧視的警惕至今也未見得深入人心，公共領域中各種“非法律術語”的標籤還是經常能見到，而大家卻習以為常。
因此，西方社會對歧視的警惕並不是小題大做。如果黑人總體社會地位低下可以用遺傳智商低來解釋，那麼就不該為了追求社會地位平等而在他們身上傾斜教育資源了，甚至於應該採取一些就業和生育的限制措施。當做完這些事以後，新的落後者又會浮現出來，也該採取措施。長此以往，歧視的魔爪早晚會伸到自己身上來。
我們也不必焦慮，我們的社會必將逐漸啟蒙，大家一起反對歧視是必然的。
真正值得擔心的是，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不同人群來自遺傳上的不平等是客觀存在的，那麼——只有承認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社會問題就不再是共同反對歧視的問題，而是社會要不要接受殘酷真相的問題。
這，才是沃森老先生遭遇趕盡殺絕事件後面，科技與社會的內在衝突。
對群體智商的研究
關於智商測試，華人樂見下面這個結果——東亞裔平均智商最高，依次是白人、南美裔和黑人。這種曲線叫“鐘形曲線”，在數學中叫正態分佈，橫座標是智商值，縱座標是人口比例。
1994年，就以《鐘形曲線：美國人生活中的智力和階層》為名，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某智庫學者查爾斯·莫雷，聯名出版了飽受爭議的這本書。書籍出版前的一週，第一作者赫恩斯坦去世了，在學術上不太專業的莫雷獨自應對來自學術界和社會的所有批判。
《鐘形曲線》厚達800多頁，其數據主要來自美國官方項目“全國青年跟蹤研究"（NLSY），這個項目從1980年開始，對1萬多名美國人進行測試和定期追蹤。每個參與者都完成了入伍資格測試（AFQT），就是一種智力測試。然後追蹤每個參與者的社會表現（包括學歷、收入、婚姻、犯罪等）。
這本書的內容看起來是嚴謹和理性的，作者首先描述了基本前提：人類的認知能力存在差異、差異可以被智商測試比較準確地測量、人的一生智商基本穩定、智商測試本身不帶歧視和偏見、認知能力的遺傳影響在40％到80％之間。同時做了狡黠的聲明：一個群體的智商絕不代表其中每個個體的智商，要把群體和個體區別開來。
緊接著，他們描繪了20世紀美國社會的“精英化”變革——美國孩子長成後的社會地位，在20世紀初更多地被家庭經濟狀況決定，而後來則更多地被他的認知能力決定，認知超群的精英階層正在從社會中脫穎而出。
作者利用大量的數據迴歸分析認為：
個人的發展差異與智商緊密相關——與家庭經濟狀況相比，智力可以更好地預測個人的人生結局，包括貧困、輟學、失業、婚姻、救濟依賴、犯罪以及在選舉中投票的可能性。
種族的發展差異也與智商緊密相關——與發展環境條件相比，種族智商差異更加決定了種族的發展水平。換言之，如果按照種族智商差異調整數據，社會現狀根本沒有看起來那麼不平等。
於是他們給出了社會政策建議：
社會總智商需要進步——如果智商低的人有較高的出生率，那麼長此以往會拖累整個社會。如果出現大量的低智商移民，也是如此。
資源要向“精英”傾斜——在社會福利和教育上對低智商種族的傾斜，根本無法提高他們的智力水平，應該堅持“精英教育”。
作者還對美國社會的未來表示悲觀，美國“精英化”進程已經不可逆轉，唯一的出路是種族有自知之明，依據智商各安其命，塑造社會和社區的“新道德準則”。
學術戰爭硝煙瀰漫
在社會領域，《鐘形曲線》受到了各種形式的強烈抗議，還至少受到過兩位總統的批判——克林頓和後來成為總統的奧巴馬，他們都沒有讀過這本書就斷定它是一派胡言。有意思的是，奧巴馬的人生就是高智商、精英教育的典範。
在學術界，《鐘形曲線》的出版就是一場學術戰爭的動員令。儘管第一作者已經離世無法應戰，但依然有少數科學家（例如沃森）為他們補充科學依據和主張“學術自由”的權利。已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教授詹森的研究認為：智商與很多具有遺傳性的生物特徵相關，例如視力、大腦電活動、神經傳導速度以及大腦的葡萄糖代謝水平。
更多的科學家站在對立面，斥責《鐘形曲線》為垃圾科學（Junk Science）。其中首推著名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他的鉅著《人類的誤測》就是為批判《鐘形曲線》而作。他批判一切生物決定論，認為它們又傻又壞——壞在總是給社會帶來災難，傻在本身的邏輯充滿謬誤。除了古爾德的著作，批判《鐘形曲線》的學術專著和文章儘管汗牛充棟，還活著的作者莫雷卻既不認錯也不認輸。
所有的批判和反駁中，唯一讓莫雷認為難以對付的，是弗林對智商的深入研究成果。
弗林效應
詹姆斯·弗林多年研究智商測試的歷史變化，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後來被稱作“弗林效應”——人正在迅速地變得聰明。不僅如此，人的思維方式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從“具象思維”變成“抽象思維”。
數百年前，曾經有學者記錄下對俄羅斯農民進行的口頭問卷調查：
問：德國沒有駱駝，漢堡是德國的城市，請問漢堡會不會有駱駝？
答：那要看漢堡夠不夠大，夠大就有駱駝。
問：冰雪常年覆蓋的地方，熊會是白色的，北極常年冰雪覆蓋，請問北極的熊是什麼顏色？
答：熊嘛，都應該是棕色的。
問：鴿子和魚有什麼共同點嗎？
答：沒有共同點。鴿子是飛的，不能吃；魚水裡遊，能吃。
這就是我們絕大多數祖先思考問題的方式。
僅僅在幾十年前，標準化考試會問很多知識題，比如德克薩斯州的首府是哪裡？而今的標準化考試卻會問很多歸因題，比如為什麼美國很多州的首府並不是最大的城市？從中國恢復高考以來的試卷變化，也能看出同樣的趨勢。
具體在智商測試領域，很多智商測試現象都沒法用遺傳學去解釋，例如——
現在一個智商平均水平（100分）的成年人，如果回答50年前的智商測試題，將獲得130分以上，比當時85%以上的人都聰明；
平均智商越低的人群或者地區，一旦開始上漲，就漲得非常快；
不少發達國家的智商水平，目前已經觸及天花板了。
遺傳基因因素在智商中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相比之下，最相關的因素可能是營養以及現代生活帶來的日常大腦刺激。
過去的聰明人住在圖書館裡，必須博聞強記、寫得一手好字，現在的聰明人利用電腦網絡工作，要的是捕捉信息構建邏輯的能力。現代人快速變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靈活萬千的智力分包模式，使得智商本身成為了一個嚴重漂移的事物，也使得依據智商的群體標籤變得索然無味。
這也構成了現代人新的焦慮——我們跑得太快了，可以從長輩那裡學到的，以及可以教給下一輩的東西，都在越來越少。
科技僭越人文
弗林效應，至少給《鐘形曲線》的種族歧視設上了一道“智商是什麼”的門檻。然而現代科技對社會倫理的衝擊，絕對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越來越隱蔽。
當代社會是在推翻皇權、教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皇權教權社會也講自由和平等，但是限制在天子和上帝膝下。如今的自由和平等可是貨真價實的——大家都是人，社會怎麼辦大家要商量著來。自由平等的社會倫理解放了思想，產生了學術自由，啟蒙了科學技術和社會哲學， 才形成了今天的社會模樣。
可是，被人文社會倫理啟蒙產生的科技，目前正在挑戰社會倫理。沃森的種族智商言論以及《鐘形曲線》的智商研究，之所以會掀起如此強烈的學術紛爭，就是因為科學正在衝撞現代社會的倫理燈塔——自由和平等。
不僅僅是種族智商研究，生命科學、人工智能、腦科學、信息技術等突破，都屢屢觸動現代社會的倫理燈塔，拷問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科技對人文的一場系統性的僭越。
自由平等的人文社會倫理的產生是科學的（如同我們前面幾十篇文章的討論），如果面對未來科技依然“真金不怕火煉”，那麼只要社會對倫理有信仰、只要堅持學術自由，真理總是可以辯得分明，它們的危害並不那麼大。
真正的危險在於——如果“人的不平等和不自由”才是科學的，那麼我們近幾百年復興的“自由平等”人文社會倫理，將不過是一場短暫而溫馨的美夢。
我們就用本文開啟對可能破壞社會的“危險的科學”和“垃圾科學”的一次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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