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評銜受蘇聯模式影響很大。在制定評銜框架時，蘇聯顧問建議比照蘇聯的軍銜制，對女軍人的授銜條件和人數進行嚴格限制，為此中央軍委早在1952年12月就召開會議，做出了陸續轉業復員十萬女軍人的決定。
1955年授銜儀式
到1955年評銜時，國防部在部長彭德懷的主持下，又出臺了一個名為"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文件。該文件不僅硬性規定大部分女軍人都必須限期退役，而且還使用了"處理""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等詞句，這意味著她們即使還未退役，也只能是被"留用"的"工作人員"。
如果說十萬女軍人復員的決定尚屬大勢所趨，國防部的文件從名稱到內容、措辭，都讓一部分女軍人感到難以接受，也因而對彭德懷產生了意見。
1955年授銜儀式上的女將軍李貞
由於做了這樣近乎苛刻的限制和規定，一大批同樣對新中國建有功勳的女軍人在評銜前就陸續離開軍隊，或到地方院校學習，或直接復員轉入地方。這其中也包括一些很早就參加革命的著名女革命家，如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張琴秋等。
蔡暢和鄧穎超是共產黨內的"老大姐"，兩人都是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老黨員。康克清上井岡山時只有十八九歲，她也是井岡山時期真正能打仗的兩名女戰士之一（另一位是譚震林的前妻蔣秀仙）。張琴秋曾任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團團長兼政委，為紅軍時期唯一的女高級指揮員。
鄧穎超
這些女軍人的貢獻並不比男軍人差，但她們在戰爭中所需要承受的痛苦和付出的代價，卻往往超過男軍人。例如張琴秋在西征時不僅失去了自己剛剛分娩的孩子，還落下了嚴重的婦科病，從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據統計，首次參加評銜的女軍官不足五千人，佔授銜軍官人數的百分之一還不到，其中被授予少將軍銜的只有李貞一人，女校官僅有幾十人，儘管事出有因，但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李貞
李貞出生於湖南瀏陽農村的一個貧困之家，童年十分悽慘，六歲不到就被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從做童養媳的第一天開始，她就要起五更睡半夜，洗衣燒飯，提水砍柴，什麼髒活苦活累活都得幹，婆婆和比她大四歲的小丈夫稍不順心，就是一頓打罵。因不堪忍受，李貞曾經想跳河自殺，是左鄰右鄰把她拉了回來。
殘酷而又近乎絕望的現實生活，使李貞磨鍊出了大膽潑辣、敢作敢為的性格。大革命風暴驟起，她毅然剪掉辮子，參加了婦女協會，以後又入了黨。
李貞夫婦
入黨才一個多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李貞回家隱蔽，族人勸她自首，還說這是為了救她。李貞氣得兩眼冒火："一年前，我做小媳婦那麼苦，你們為什麼不來救我？今天，我是為著要活，而不是為著要死！"
李貞拒絕自首，就此參加了游擊隊，成了一名女游擊隊長。有一次，她和幾個隊員被敵人逼到懸崖邊，為了不被敵人抓到活的，她帶頭縱身跳下了懸崖。其他隊員都犧牲了，她卡在崖邊的樹叢中，儘管僥倖活了下來，然而還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同張琴秋一樣，她流產了，不但即將出世的孩子夭折，而且她也從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李貞
1933年，時任紅六軍團組織部長的李貞隨軍突圍西征。西征過程中，部隊作戰失利，被截為數段。李貞擔負著尋找前衛部隊的任務，可是當天下起了暴雨，山上草深路滑，很難找到下山的正常路徑。這時，她看到別人的挑子裡有一個洗臉盆，靈機一動，就坐上臉盆朝陡坡下滑，滑到半山腰，人跌了個筋斗，李貞顧不上渾身疼痛，爬起來繼續向山下跑，終於及時找到了前衛部隊。後來，這段坐臉盆下山的故事也在軍中被傳為了佳話。
李貞
李貞曾參加抗美援朝，任志願軍政治部秘書長，回國後任防空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軍銜與幹部級別的比照標準上有一條，"正、副、準軍級，多數可評為少將"，僅就這一條而言，她即有被授以少將的資格。
李貞既是共和國的第一位女將軍，同時她和丈夫、被評為上將的甘泗琪也是唯一的一對將軍夫妻。在授銜儀式結束後舉辦的酒會上，他們是現場的"將軍明星"，將帥們都不停地與這對夫婦碰杯互致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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