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思想週報，我們關注疫情下美國脆弱的黑人社群，前不久土耳其放開邊境後希臘難民危機如何被病毒席捲，以及大衛·哈維討論疫情的新文章《對於冠狀病毒的集體困境，我們需要一個集體回應》。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對美國疫情的回應
隨著確診病例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出最高之勢，新冠病毒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愈發加劇，大多數城市經濟已經停擺，人們被要求閉門不出。疫病大流行帶來了諸多次生災難，也放大了社會本身固有的矛盾，種族主義就是其中之一。本週，RAMPANT網站邀請了美國幾位黑人反種族主義社會活動家，共同參與了一場關於疫情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圓桌討論——美國反黑人種族主義歷史遺產和不樂觀的現狀，如何共同塑造著疫情下的美國黑人的遭遇？
美國紐約布魯克林，人們排隊在食品發放點領取食物。新華社 圖
新冠病毒在美國很多城市造成的非裔病死率遠高於其他族群，呈現出了明顯的種族懸殊。時至今日，佔美國人口的13％的黑人，已經佔據COVID-19死亡人口的50％。LEFT OUT雜誌的Alyx Goodwin & Todd St Hill在圓桌討論中指出，過去兩週，一個接一個新聞報道告訴我們，新冠肺炎給很多城市的黑人社區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其中的一些城市和州早因忽視黑人社區而臭名昭著，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尤其是底特律）、芝加哥、紐約和新澤西。同時，由於病毒在監獄的迅速傳播，加劇了美國監獄系統的不人道處境（美國監獄裡黑人佔比非常高）。白宮的競逐者做的比平時多了那麼一點：中間派民主黨給予工人階級的，是陳詞濫調和麵包屑；而共和黨則給富人提供的則是無盡的緊急財政援助。維持這種現狀的公式，正是讓絕大部分美國工人階級，尤其是黑人，感到沮喪的。犬儒主義高漲，希望枯萎。整個人口被迫在這二者中做出選擇——待在家中保護自己和親人免受病毒感染，或者出門工作以拯救特朗普的經濟，黑人將持續承受失業率攀升的衝擊。在新冠爆發之前，黑人已經在苦苦掙扎。如果不處理被病毒加劇的種族懸殊，以及病毒帶來的新的衛生和經濟問題，在任何意義上回到“正常”都是不可能的。黑人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切地尋求可以帶來“希望”的行動。
#LetUsBreathe小組的黑人活動家Damon Williams指出，“反黑”（Anti-Blackness）一直以來都是一種締造死亡的現象。美國社會內生的種族主義結構，剝奪了黑人對食物、水、住所和醫療的充足獲取機會。這種暴力一直是社會常態。黑人的身體時刻處於關押、監禁、警監于軍事化社區的風險之中。無論是教育還是工作，黑人都經歷著非人化的條件。這一切破壞性的動力給黑人社群留下了創傷、暴力和心理傷害，也讓黑人在危機面前更脆弱。也因如此，任何一般性的危機或緊急狀態都會加劇它在黑人社區的消極影響。新冠大流行再一次讓我們很快地看到種族間惡毒的死亡差，理解這一歷史性悲劇的“人為”基礎非常重要，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平等的結果是一次又一次主動選擇與決策造成的，致使黑人生命超乎尋常的脆弱性被視作理所當然。這個病毒在Damon Williams看來可以是一個鼓舞黑人解放熱忱的時刻，危機帶來機會，激進性從未像現在一樣易獲得。整個社會的結構和侷限充分暴露了出來，權力代理人和決策者不得不展現自身。立法機構、公司、醫療和護理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並且這些機構的設計就不是為了保護黑人，或者提供黑人所需要的東西，這一點從未如此清晰。
來自紐約Legal Workers Rank and File機構的Haley Pessin進一步描述了黑人面對流行病的社會條件。流行病與經濟下滑，抹去了前十年的就業增長。然而，即使在大流行爆發前，黑人的失業率就一直是白人的兩倍。與此同時，在此前創造出的工作主要是低薪酬、臨時性和沒有工會組織的工作。結合種族主義的僱傭實踐和種族化的貧富差距，造成的結果是，黑人不成比例地被集中於低薪工作上，無法承受不工作帶來的損失，因而在面對流行病的時候更加脆弱。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各地，受災最嚴重的街區是那些主要由移民、窮人和黑人構成的街區，他們沒有在家遠程工作和實現社會距離的特權。在紐約市，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而Bronx街區居民的死亡率是富裕的曼哈頓的三倍。由於種族主義的住房政策，黑人經常住在離汙染中心更接近區域的那些不規範的、隔離的住宅中，也因此更容易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這增加了他們抵抗新冠病毒的風險。紐約成為美國疫情的震中並非巧合，考慮到它是最不平等、最種族區隔的城市。是這些先決條件造成流行病的風險繼續由那些面臨社會最嚴峻壓迫的群體來承擔。
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黑人被迫生活在250年的奴隸制和接下來的150年制度化種族主義的社會條件之中。National Alliance Against Racist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的活動家Frank Chapman指出，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發明，就是為了解釋奴役是作為黑人天生劣等的一種反映。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創造了黑人大批量無業，惡劣的住房條件，大規模被驅逐和止贖（foreclosure，取消抵押品贖回權），不充足的醫療服務，以及近來因學校關閉而被順勢剝奪的公共教育權。聯邦政府在檢測、治療和住院方面對黑人社區缺乏回應。無家可歸者缺乏安全的安置庇護。不人道的監獄更是定時炸彈。
政府命令人們“待在家”，然而很多黑人都在服務產業中工作，郵政、公共交通部門，更不用說醫院、雜貨店、快餐店等。他們必須上班。而那些在最近倒閉的企業就職的人則被迫失業，他們還可能是最後一撥能從政府那裡領取到失業證明的人。同時，他們將面臨大規模驅逐和止贖，這將會讓2008年發生的住房危機相形見絀。
Haley Pessin強調“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意義，在與僱主、州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試圖讓人們重返工作，或讓那些不可或缺崗位上的工人在無保護的情況下工作進行鬥爭外，要將種族正義放置於鬥爭的前沿。鬥爭必須超越重返“常態”，因為“常態”對於普通工人階級而言早已不可忍受，對於黑人而言更經常是致命的。運動需要和其他最受壓迫的群體團結在一起，尤其是無證件的移民，被監禁的人。如果政府有1.5萬億美元救助銀行，那麼就該有錢來確保所有人獲得公共醫療、住房和安全。黑人不是大流行的被動受害者，黑人工人在大流行期間不可或缺崗位上佔比過高，將會在工作場所鬥爭中起到關鍵作用——要求尊嚴、安全和不為老闆的利益而死。Damon Williams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逐漸意味著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運動中創造了祖先是非洲的人與美洲原住民人的連結，人們認識到黑人與原住民的共同之處多於他們的不同，這種團結也為運動打開了連結拉丁裔社區的大門，後者同樣更多認同被殖民者，而不是殖民者。“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隨著美洲本身複雜的歷史語境而轉變自身，在這個時刻，更要加強黑人與所有在公共健康危機面前無招架能力的，像黑人一樣的被壓迫者共同建立解放事業的責任。Alyx Goodwin & Todd St Hill同樣指出，近來黑人社群在進行的租金罷免、民間互助、債務罷免等運動的美麗之處，在於人們不只是為了自身而抵抗，他們是為了社會中所有脆弱的群體。
希臘難民營：歐洲極右翼與病毒的雙重圍攻
隨著二月份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佈以歐洲沒有足額執行2016年協議中的金錢援助為由放鬆邊境管制，允許難民進入歐洲，愛琴海上接近土耳其海岸的萊斯沃斯島（Lesbos）就變成了歐洲和土耳其在難民問題上的對峙前線。在陸地邊境上，希臘派出軍警，使用催淚彈和橡皮子彈驅散難民，而在海上，希臘則用巡邏艇逮捕難民，再強制遣返。
希臘和土耳其邊境的難民。新華社 資料
希臘最大的難民營正位於萊斯沃斯島，島上的莫里亞（Moria）難民營在數年前歐洲爆發難民危機後就接受了大批難民。這處軍事設施改造成的難民營本來計劃接納2800人，如今這裡的居民數超過了20000人，這些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非洲、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
萊斯沃斯島如今也變成了歐洲極右翼“身份認同主義”（identitarian movement）運動的一個地標。“身份認同主義”運動本世紀初發軔於歐洲多國的白人民族主義思潮，它強調歐洲血統的危機意識，也是“反吉哈德運動（counter-jihad movement）”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者鼓吹穆斯林將要接管歐洲了。據多家網絡媒體報導，隨著難民危機開始，從德國、奧地利、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的“身份認同主義”網絡中的極右翼人士都組織來到萊斯沃斯島，他們幾個月來陸續組織反難民的示威活動， 並攻擊島上幫助難民的非政府組織。
Versoblog本週刊出文章，介紹了新冠疫情危機下希臘難民營中的境況。在疫情下，難民營中的生活極為不適合防疫。首先是生活空間太小：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三平米空間內，不可能保持社交距離，人們還要排隊取食物和水。其次是，在希臘政府的封鎖令下，難民無法離開到鎮上的提款機取款，而聯合國高級難民署（UNHCR）此時暫停了平時發放的現金補助，這讓許多難民無法到島上超市購買必要的生活用品。據介紹，如今有非政府組織援助派發了肥皂，解決了基本的清潔問題。
相比很多歐洲國家，希臘政府的防疫措施更為嚴格。3月23日，希臘就頒佈了非常嚴格的封鎖令，離開家的人需要攜帶證件和相關的解釋文件，這一禁令還在不斷延長。嚴格措施的結果是，萊斯沃斯島上的疫情暫時可控。但是在希臘本土，雅典西北的Ritsona難民營和東北的Malakasa難民營則先後爆發了疫情。很多人曾經呼籲希臘政府為了防疫疏散難民營。但至今為止希臘政府鮮有行動。
大衛·哈維：當前的危機可能是解放的機會
上週，大衛·哈維在《雅各賓》發文《對於冠狀病毒的集體困境，我們需要一個集體回應》，認為當前的危機中蘊含著替代的（alternative）可能性，與其恢復到這場危機開始之前的樣子，不如集體去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
哈維是在紐約的冠狀病毒危機中寫這下篇新文章的。現在是一個很難知道如何應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反資本主義者會上街遊行、示威和鼓動。相反，在這個需要集體行動的時候，哈維卻處於個人孤立無援的尷尬境地。但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情況下創造歷史，因此我們必須想出如何最好地利用所擁有的機會”。
大衛·哈維
哈維的條件相對來說是比較優越的，可以在家繼續工作，沒有丟掉工作，還能拿到工資，所要做的就是躲避病毒的侵襲。因為年齡和性別被歸為易感人群，所以不建議與人接觸，這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思和寫作。他認為，與其糾纏於紐約的特殊性，不如就可能的替代方案提供一些反思，並問：一個反資本主義者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哈維援引了一些馬克思對勞動者的自由和解放的看法。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活力，在科學技術的動員下，變得依賴於永恆的創新。馬克思在自己的時代就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858年寫下了一切。而人工智能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當代版本。其明顯的效果將是取代勞動者，事實上，從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想象力、技能和專業知識的應用能力來看，人工智能將解除和貶低勞動者的地位。
更進一步，馬克思指出了崩潰的資產階級秩序所蘊含的東西，它也可能對勞動者的利益有好處。這就是：資本——“在無意中——將人類的勞動、能源的支出減少到最低限度。這將有利於解放勞動，也是解放勞動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自動化或人工智能這樣的東西的興起，為勞動的解放創造了條件和可能性。所有這些科學和技術都在提高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一個勞動者，看管著機器，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生產出大量的商品。馬克思還認為，財富不是對剩餘勞動時間的支配，而是整個社會中每個人在直接生產所需的時間之外的可支配時間。
正是這一點，導致資本主義產生了“個性的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包括勞動者的個性。哈維強調，馬克思始終認為，集體行動要推動的是個體的自由發展，而這才是集體行動的終點。認為馬克思是為了集體行動壓制個人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
這一切的前提是“必要勞動的普遍減少”，即社會日常生活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量的減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將意味著社會的基本需求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滿足。這樣一來，就會有充裕的可支配時間，使個人潛在的藝術和科學發展的潛力得到釋放。起初，這將是少數人的特權時間，但最終將為每個人創造自由的可支配時間。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將以每個人有多少可支配的自由時間來衡量，人們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
馬克思認為需要有一個集體運動來確保這樣的社會能夠被構建，打破資本主義階級權力的行使。
現在，由於冠狀病毒的影響，經濟崩潰了。許多人都困在家裡，有了很多可支配的時間。不能去上班，不能做我們平時做的事情，時間該怎麼處理呢？當然，如果有孩子，那麼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總的來說到了人們有大量可支配時間的情形。
另一件事是，人們現在正經歷著大規模的失業。最新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大約有2600萬人失去了工作。通常情況下人們會說這是一場災難，當然，這是一場災難，因為當你失去了工作，你就失去了通過去超市買東西來再生產自己的能力。很多人失去了醫保，還有很多人難以獲得失業救濟金。由於房租或房貸到期，住房權岌岌可危。
美國的大部分人口——也許佔所有家庭的50%——在銀行裡沒有超過400美元的盈餘資金來應付小的緊急情況，更不用說像現在這樣的全面危機了。這些人很可能很快就會流落街頭，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會被餓死。
那些被期望去照顧越來越多的病人、或提供最起碼的服務以維持日常生活的再生產的勞動力，通常是高度性別化、種族化和民族化的。這就是站在當代資本主義前沿的“新工人階級”。它的成員要承擔兩個負擔：一，他們是最有可能通過工作崗位感染病毒的工人，二，也最有可能由於病毒所造成的經濟裁員而失業，沒有經濟來源。
美國當代的工人階級——主要由非洲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和職業婦女組成——面臨著一個醜陋的選擇：在照顧別人的過程中遭受感染，保持關鍵供應形式（如雜貨店）的開放，還是選擇沒有福利（如足夠的醫療服務）的失業。
長期以來，這些勞動力已被社會化為表現良好的新自由主義主體，這意味著如果出了問題就責備自己或上帝，但從來不敢提出資本主義可能是問題所在。但是，即使是新自由主義者，也可以看到，當前對這種大流行的反應有問題，而且他們必須承擔維持社會秩序再生產的不成比例的負擔。
哈維認為，需要採取集體形式的行動，使我們在應對COVID-19的過程中擺脫這一嚴重危機。需要集體行動來控制它的蔓延，這樣才能最終讓人們作為個體解放出來，以喜歡的方式生活，因為現在不能做喜歡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可以用來理解資本的意義。它意味著創造了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大多數人不能自由地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因為實際上是在為資本主義階級生產財富。
馬克思可能會說的是，好吧，也許那2600萬失業的人，如果他們真的能找到一些辦法獲得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買到他們生存所需要的商品，租到他們所需要的房子，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追求從異化的工作中獲得群眾性的解放呢？
換句話說，難道通過簡單地說，有2600萬人需要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從事一些他們之前可能從事的相當糟糕的工作，就能走出危機嗎？還是去問：有沒有什麼辦法來組織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讓每個人都有飯吃，每個人都有一個體面的住處，暫停拆遷，每個人都可以免租生活。這個時候，不正是可以認真思考創造一個替代社會的時候嗎？如果有足夠的韌勁，有足夠的底氣去應對這個病毒，那為什麼不同時承擔起資本的責任呢？與其說我們都想回去工作，把那些工作找回來，把一切恢復到這場危機開始之前的樣子，或許應該說，為什麼不通過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來走出這場危機？
我們為什麼不把目前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擁有的那些元素——驚人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解放出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變革和組織形式，真正創造出與以往任何東西都完全不同的東西呢？
畢竟，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人們已經在嘗試各種替代性制度，從免費向貧困地區和群體提供基本食品，到免費醫療，通過互聯網提供替代性的准入結構，等等。事實上，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已經暴露無遺——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右翼和資本主義階級如此急於回到以前的原因。
這是一個思考另一種選擇可能是什麼樣子的機會的時刻。這一刻，替代的可能性實際上是存在的。哈維認為，不應該只是以一種自以為是的方式作出反應，說： “哦，我們必須立即找回那2600萬個工作崗位”，也許應該考慮擴大一些已經在進行的事情，例如組織集體供應。
這在醫療領域已經在發生，也在開始通過食品供應的社會化、甚至是熟食供應的社會化發生。現在在紐約市，有幾家餐廳系統還在繼續營業，它們靠著捐款，實際上是在為那些失去工作、行動不便的大眾提供免費餐食。
與其說，“好吧，好吧，這只是我們在緊急情況下做的事情”，不如說，這個時候可以開始告訴那些餐館，你們的任務就是讓民眾吃飽飯，讓每個人每天至少有一兩次像樣的飯菜。這裡已經有了這個社會的元素：比如很多學校提供校餐。所以應該繼續這樣做，或者至少要從中思考。這個時候，不是可以用這種社會主義的想象力來構建一個替代的社會嗎？這不是烏托邦式的。
如果現在失業的2600萬人必須回去工作，那麼也許應該是每天工作6個小時而不是12個小時，這樣就可以慶祝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裡，對生活的意義有了不同的理解。這才是真正的崛起，也許這才有可能使美國真正的偉大（讓“再次”爛在歷史的塵埃裡）。
這就是馬克思一再強調的觀點：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不斷宣揚的虛假的自由和解放相對應，真正的個人主義和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這樣，人們每天只需要工作6個小時，其餘的時間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使用。
總之，這不正是一個有趣的時刻，讓我們真正去思考一個替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活力和可能性嗎？但是，為了走上這樣一條解放的道路，首先要解放自己，看到一個新的想象與新的現實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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