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優雅的過一生更要優雅的告別此生。)

一直以來,我們對生老病死常常持著迴避的態度,但衰老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怎樣面對生命的枯萎老去,如何與這溫暖世界來優雅告別,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事情。

作為一個見證過太多生命離去的作者,他告訴我們,思考死亡是為了更好地活著。

“告別”是每個人都繞不開的話題。衰老是我們的宿命,死亡總有一天會降臨。每一個凡人如何優雅地與這個世界告別,現代醫療又要如何安頓一顆顆不安的靈魂?

阿圖——醫界良心

這本書的作者是阿圖·葛文德,他是一個醫生,卻被評為全球十大思想家之一。這是一位玩跨界的人,在醫生裡他是最好醫院最好的醫生之一;在作家裡他是最牛的暢銷書作者之一。

最好的告別(優雅的過一生更要優雅的告別此生。)

作為影響奧巴馬醫改政策的關鍵人物,阿圖一輩子都在做外科手術,他解救了很多病人的痛苦,也眼睜睜地看著很多病人離開人世。當他看到臨終病人們所經歷的種種痛苦之後,不禁思索——人們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

這本書映射的是他的生命之思與醫學之悟,年過50的阿圖把目光聚焦於人類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與應對。真是應了孔老夫子的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

《最好的告別》被稱為每個人在50歲前必讀的書,獲譽無數 ,也被奧巴馬選入了2014年感恩節的購書書單。

最好的告別(優雅的過一生更要優雅的告別此生。)

一、挽不回來的搶救是種傷害

阿圖認為,最終救治的失敗,並不是醫學的無能,而是對生命進程的尊重。

我們把生命的餘日交給醫生,結果為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好處,讓治療攪亂我們的大腦、削弱我們的身體。既痛苦,又讓我們與生命中真正要緊的事隔絕。在極盡全力的搶救過程中,會花費整個家庭幾乎終身的積蓄,然而生活質量卻非常低。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 他們卻沒法跟自己的至親再多說幾句再多看幾眼,渾身插滿了管子,倉促地在痛苦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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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度過餘日?

阿圖在醫生的工作之外開始研究老年病。這些年來,隨著醫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過去老年人的離世和現在老年人的完全不同,過去的老人通常是自然的在家裡離去;而現在的老人幾乎都是在醫院裡離世,被治療攪得神志不清。老人們根本沒有機會跟最愛的人好好告別,一個眼神都成為了奢侈,留給家屬的只是醫生的一句“人走了”。

一個人能夠在家裡離去還是在醫院離去,其實也與人們的經濟收入水平密切相關。在人們貧困時,因為得不到專業診治,大多數人在家中亡故; 隨著經濟發展,醫療資源得到更廣泛的提供,人們患病時求助於醫療系統,所以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往往在醫院逝世; 而當國家收入攀升到最高水平時,即便罹患疾病,人們也有能力關心生命質量,居家離世的比例又增加了。

選擇在家裡告別,其實是一種奢侈的想法。

當子女們不願意放手時,他們會把希望寄託於一個又一個披著新技術外衣的治療,而有時候這對於老人是種折磨。大量數據證明,如果醫生能夠在最後病情不可逆的時候,勸說家屬用延緩痛苦的方法來對待,放棄生拉硬拽式的搶救,在老人離世之後,患者家屬患抑鬱症的比例會低很多;經過強力而非自然的搶救方式和死神做爭奪之後的離世,幾乎百分八十的患者家屬都會產生嚴重抑鬱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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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是一場屠殺

現在的醫生總是擔心自己做得太少,而不是擔心自己做得太多。過多的搶救干預行為,對於家庭毀滅性的打擊往往會更大,然而沒有人願意研究這件事。

包括在美國在內,很少有醫生願意研究老年病學,原先學這行的人大量轉行,因為負責人們認為它不划算,甚至連收支平衡都很難達到。全美有幾十家醫療中心縮減或關閉了老年病科室,大量老年病學專家流失。連阿圖自己去研究這件事的時候都發現能夠找到的資料和能夠談論這件事的人變得很少。

一般來說,當老年病的專家檢查一個老人的健康狀況的時候,首先是仔細地檢查腳。

每年在美國有百分之六十的老人因為摔跤而離世。為什麼老人的腳會出問題?人老了以後,無法彎腰夠到腳。不洗腳,代表著真正的疏忽和危險。很多老年人上身穿得整齊講究,但脫下鞋,你會發現他的腳很長時間都沒有洗過,生了腳疾。當腳疾被忽略時,如果老人摔一跤的話就很有可能引致死亡。如果把人的健康狀況畫成一條曲線,那麼其曲線看起來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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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老之前,人們的健康狀況是相對穩定的,與健康相伴,生活愉快地行進,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在某一天,疾病會突然襲擊,健康狀況會像推上滑雪口一樣迅速下滑。是的,老年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而我們,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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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麼是好的養老院

在美國,有很多高齡老人試圖自己獨立生活,這些不服老的人們有的堅持自己開車,有的即使難以自理卻堅持不願去養老院。

1992年,阿圖妻子的姥姥愛麗絲84歲,她沒得過什麼大病,也沒住過院。仍和朋友一起上健身房,自己購物、做家務。兒女為了她的生活方便,提出要她搬過來一起住,但她卻無意改變自己自己居生活。

然而不久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有次和家人去山間度假時,愛麗絲沒來吃午飯。家人在別人的屋子裡找到了她;有一次她開車把油門當做剎車,所幸衝到籬笆牆上,被鄰居看見了。可是就算是這樣,她也不願意妥協。直到有一天,愛麗絲僱了兩個人修剪院子裡的樹並整理院子。她跟他們定了一個合理價格,但是工作完成後他們說她該給他們1000美元。她猶豫不決,在錢的問題上她很謹慎;但他們大聲嚷嚷並威脅她,被逼無奈下愛麗絲寫了支票,嚇得渾身發抖,同時也很尷尬。

她沒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耽擱了一天,那兩人傍晚的時候又來了,要求她付更多的錢。她和他們爭論,但最後還是寫了支票,最終的總價是7000多美元。又一次,她一個字都沒吐露。然而,鄰居聽見愛麗絲家門口有人高聲喧譁,叫來了警察。騙子被抓獲後,兒女很快提出陪愛麗絲一起去看看養老院。雖然只說去看看,但愛麗絲和兒女們都明白事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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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跟愛麗絲的想法一樣,很多老人不願離開幾十年的家去養老院,就是害怕成為養老院的“犯人”。

在美國,大多養老院的宗旨就是安全,護工們客客氣氣地照顧著你,不讓幹這個,不讓幹那個,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保障安全。當老人們進了養老院,當發現周圍的人都在等死,數著自己還有多少天時,她會無助、會害怕。沒有希望,與社會隔絕,這就是為什麼老人極度反對去老人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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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養老院可不可以變得更好呢?

阿圖發現一個叫威爾遜的人,在她19歲那年,她的媽媽傑茜得了毀滅性的中風,但當時威爾遜沒有收入,除了療養院,傑茜別無去處。

去後不久,傑茜不停地對她說,“帶我離開”。威爾遜不知所措,她與媽媽探討了很久老人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麼?她心目中的關鍵詞是“家”。家是老人的優先順序中占主導地位的唯一地方,她可以決定怎麼安排時間、怎麼分享空間、怎麼打理自己的物品。在家之外的地方,決定不了。這種自由的喪失是愛麗絲和傑茜這些老人最害怕的。

威爾遜考察了很多養老院後決定自己來發起改變。她和丈夫坐在餐桌邊勾畫新的老年之家。就這麼一步一步規劃、建房、跟政府周旋,排除了所有障礙之後,在1983年,開闢了名叫帕克之地的專為老人設計的新型“輔助生活中心”。這裡不是老人院,這裡是家,需要的時候可以立即找到幫助人員,其他人進門必須敲門。自由度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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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萬一有老人躺在裡邊一睡不醒怎麼辦?而帕克之地的理念就是即便發生了這樣的事,那也是這個老人自己的選擇。

要允許老人冒一點風險,因為這樣他起碼能有尊嚴地走完這段旅途。就是因為這種人文關懷,帕克之地到開業的時候幾乎瞬間就住滿了人,裡面沒有一個人被稱為病人,他們都是房客,並被作為房客對待。生活滿意度一直都很高。帕克之地越做越大,直到被一個大機構收購,因為害怕風險,大機構又把它變回了傳統的老人院。令人欣慰的是,還有人沒有放棄探索。

一個叫托馬斯的醫生接任大通紀念療養院醫療主任一職。從第一天開始,他就感覺到療養院的生活和他理想的自給自足的獨立生活相差太遠。考察一段時間後,他發現療養院缺失的元素乃是生活本身,他決定試著注入一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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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在大通紀念療養院引進了兩條狗,四隻貓,一百隻鳥,令人興奮的是,由此革命開始了。

“我們認為不能說話的人開始說話了,”托馬斯說,“之前完全孤僻、不走動的人開始造訪護士站,說‘ 我帶狗出去散步 ’。”……所有的鳥都被居民收養了,他們給每隻鳥取了名字。人們的眼裡有了光亮,他們甦醒了,活過來了!

威爾遜希望徹底取消療養院,托馬斯重建了療養院。但是他們追求的是同樣的理念:幫助處於獨立狀態的人們維持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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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圖與父親最好的告別

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活得有價值,意味著沒有厭倦感,沒有孤獨感,也沒有無助感。當人們探索什麼才是最好的告別方式時,也引出了一個艱難的問題:什麼時候應該努力醫治,什麼時候應該放棄治療?

阿圖經過大量案例研究發現,經過放化療和過多醫療干預的患者壽命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延長,反而採用姑息療法的患者往往活得比放化療的患者更長。姑息療法與醫學搶救治療的優先順序正好相反,醫學搶救治療以治病為先,以延長壽命為先;而姑息治療則以病人的舒適度為先,根據病人身心情況來調整治療手段。很多人在進行化療以後身體和精神快速崩潰,醫學搶救治療的負面效果幾乎難以避免。

在阿圖的父親70歲出頭的時候,被檢查出脊髓長了腫瘤。阿圖立即找了兩位最有經驗的神經外科醫生諮詢,一位醫生提議儘快開刀把脊柱切開拿去腫瘤,並且告訴他們手術的代價是幾周之內可能四肢癱瘓,但沒有別的選擇。另一位醫生建議,應該等到阿圖的父親自己覺得情況不能忍受、想要考慮治療時才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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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分三種類型:家長型、資訊型、解釋型。

第一個醫生就是家長型,以醫學權威來指示患者做決定,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醫患交往模式。資訊型就是醫生把所有數據和事實告訴患者,該怎麼做由患者裁決。越來越多的醫生對病人的瞭解少之又少,而對科學的瞭解越來越多。事實上,這兩種類型的關係都不是人們想要的,我們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握和裁決權,同時也需要指導。

阿圖認為,他和父親遇到的第二個醫生就是解釋型醫生,這種醫生的角色是幫助病人確定他們想要什麼。解釋型醫生會詢問:“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你有些什麼擔心?”得到了答案之後,他們會告訴你哪種方法能幫助你實現優先目標。其實,這也是一種共同決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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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阿圖跟父親商量,雖然查出了脊柱瘤,但依然可以自由地打網球、給自己的病人做手術。就這樣,這種相對健康的狀況保持了整整四年的時間。所有人都覺得這種幸福就像天上掉下來的一樣。而如果一開始就讓父親做了手術,那他可能早已癱瘓在床。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阿圖的父親都開開心心地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直到有一天開始出現破綻——他打網球的時候,球拍開始從手裡飛出去,手指的抓握能力喪失了。父親非常沮喪,他甚至不再喝酒了。阿圖隱約覺得,他們來到了岔道口。他曾目睹幾十位病人經過同樣的岔道口。嚴重的危機逼在眼前,艱難的談話總要開始:“爸爸……你覺得手術時間到了嗎? 如果情況惡化的話,你的目標是什麼?為了阻止病情的惡化,你願意做哪些取捨?“父親只說,“是該做手術了。我只希望,不要讓我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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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圖尊重了父親的選擇,送他去做了手術。手術之後恢復得還不錯,又生活了好多年。直到最後病情到了不可逆的狀況,把父親接回了家,採用了不讓父親痛苦的姑息療法。

當父親疼得厲害的時候,阿圖就幫他打嗎啡,如果還疼就再打。他帶著父親到院子裡坐,一家人越來越珍惜最後相互陪伴的時間。有一天午後,阿圖聽到爸爸的呼吸聲越來越弱,直到悄聲無息。有一段時間他們覺得爸爸已經走了,過了一個多小時,他的眼睛睜開了,露出微笑,家人們坐在周圍聊著天。過了很長時間,真的沒聲音了,檢查後才發現,才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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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阿圖一家印度教的傳統,用火化的方法安葬了父親,把骨灰撒進了聖地恆河。儀式結束之後,阿圖按照習俗還得喝幾口恆河水。恆河水對於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來說是神聖的,但同時也是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阿圖雖然已經預先服用了適當的抗生素,但後來還是得了賈第蟲。他覺得這樣的儀式把父親同比我們自身大得多的事物連結在了一起。這是一個完美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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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死亡是為了活得更好

思考死亡是為了活得更好。那些理由不僅僅是在生命的盡頭或者是生命衰弱時才變得緊要,而是在人的生命過程中都緊要。

無論什麼時候身患重病,身體或心智因此垮掉,最重要的問題都是同樣的:你怎麼理解當時情況及其潛在後果?你有哪些恐懼,哪些希望?你願意犧牲什麼,不願意做哪些妥協?最有助於實現這一想法的行動方案是什麼?

近幾十年,姑息醫療的誕生把這種思考帶入對垂死病人的護理中。生命是一條單行線,生老病死的進程不可逆。正是如此,末期病人和老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好在社會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亟待解決,我們正在為生命的末期關懷開闢安寧緩和醫療的新路徑。

我們相信,到那一天,生的愉悅與死的坦然都將成為生命圓滿的標誌!

結 語

當獨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維持時,我們該怎麼辦?在生命臨近終點的時刻,我們該和醫生談些什麼?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對於這些問題,大多數人缺少清晰的觀念,而只是把命運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影響世界的醫生阿圖•葛文德結合其多年的外科醫生經驗與流暢的文筆,講述了一個個傷感而發人深省的故事,對在21世紀變老意味著什麼進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本書富有洞見、感人至深,併為我們提供了實用的路線圖,告訴我們為了使生命最後的歲月有意義,我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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