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抗疫的關鍵時刻，一些人不集中精力應對疫情，反倒起鬨要求向中國“索賠”。
3月16日，共和黨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宣稱，中國要為美國疫情“買單”；接著，3月18日，美國律師、前司法部檢察官克萊曼（Larry Klayman）發起集體訴訟，要求中國賠償20萬億美元；4月5日，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也妄稱，中國已違反國際法，英國應向華索賠3510億英鎊。
對於這種“索賠論”，當地時間4月14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接受媒體線上採訪時表示，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流傳的所謂“因新冠病毒而向中國索賠”的說法令人“毛骨悚然”，是不可接受的。
對於拉夫羅夫的言論，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我們對拉夫羅夫外長的有關表態表示高度評價”。
趙立堅還說，在國際社會攜手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們也聽到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一些媒體、一些人歪曲事實，製造和散佈關於中國和俄羅斯的不實之詞。作為新時代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中俄將更加堅定地站在一起，攜手應對發展道路上遇到的阻力。
他又強調，中方願繼續同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開展防控和救治經驗分享，加強國際防疫合作，攜手應對共同威脅和挑戰，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趙立堅的這番回應，既直接又間接，借評價俄羅斯外長的話，來表明中國立場。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注意到，這也是這段時間以來，外交部第一次回應“索賠”論。
事實上，除此之外，在今天的發佈會上，還有兩位記者就所謂“追責論”提問。“追責論”或許比“賠償論”的負面影響和實質危害更大。
繼拿“武漢病毒”說事後，美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再次批評中方沒有及時通報新冠肺炎疫情，並表示應在合適時機對有關方面追責。
對此，趙立堅今天回應稱，近來美方官員不斷散佈類似不實言論，對此中方已經詳細列舉事實，全面戳穿了美方謊言。我們奉勸美方官員把精力用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上，而不是試圖到處“甩鍋”、轉移視線，這隻會欲蓋彌彰，無助於緩解美國國內的疫情，而且嚴重干擾中美抗疫合作、損害兩國關係。
除了蓬佩奧在嚷嚷“追責”，昨天，一家負責為特朗普總統競選連任籌款的委員會發出募資請求，呼籲民眾支持特朗普連任以幫助其向中方追責。
趙立堅說，有關言論完全不負責任。疫情是人類的公敵。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是受害者，不知道“賠償論”、“追責論”從何說起？世界衛生組織多次表示，汙名化比病毒本身更危險。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通過梳理發現，早在3月28日，以色列駐華大使何澤偉在接受《耶路撒冷郵報》採訪時就表示：歐洲、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都暴發過疾病，僅因為疫情在中國暴發就讓中國承擔責任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我認為，中國的抗疫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戰爭。如果中國沒有阻斷疫情，全球的情況會更糟糕。他們在前線，他們不僅是為了中國戰鬥，他們想減少病毒的傳播。
而針對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的報告，央視記者近日聯繫英國首相府詢問政府的表態，唐寧街作出這樣的回覆：
英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新冠肺炎病毒是全球性挑戰，各國齊心協力應對這一共同威脅至關重要。英國政府正與國際各國緊密合作，保護公民免受虛假信息的侵害，使人們獲得真實的信息來保護自己，挽救生命。
英國政府發言人的回覆，沒有直接指明該報告，卻非常巧妙地表示，英國將與“其他國家”緊密合作避免“虛假信息”，保護生命才是當務之急。
可以說，抗疫是當前國際社會的頭等大事，而只有加強國際合作、團結一致，人類才能取得這場戰役的最終勝利。各國政府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僅靠傳播虛假信息，對挽救生命、抗擊疫情於事無補。
那麼最後，從法律上來說，“索賠論”“追責論”能站住腳嗎？
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國家高端智庫）所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肖永平在接受《羊城晚報》採訪時表示，所謂“索賠”的主張在國際法上完全站不住腳。
肖永平認為，第一，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尚待確定，國際法上也無病毒起源地國家責任的任何規定。即使未來確定了病毒起源地，既無法律也無先例要求病毒起源地國承擔其他國家的防疫損失。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其產生具有偶然性。從本質上說，突發大規模流行疾病疫情，屬於世界公共衛生事件，在法律上屬於“不可抗力”，因而不存在疫情首發國的“國家責任”問題。例如，在2009年“豬流感”全球大流行中，美國被確定為病毒來源地，墨西哥是疫情首發地，美國未要求墨西哥承擔賠償責任，其他國家也未要求美國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和“不作為”的客觀事實。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發佈疫情信息，毫無保留地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並盡力為各方提供援助。國際社會的公論是，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正是由於中方採取強有力防控措施以及中國人民做出的巨大犧牲，才為國際社會抗疫爭取了寶貴時間。
第三，根據國際法，國家責任的產生，在受害國的損失和責任國的不法行為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係。中國對美國沒有實施國際不法行為，中國的防疫行為與美國可能的損失之間也沒有任何因果關係。此外，儘管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規定，締約國只負有向世衛組織通報的義務，中方還是及時並持續向美方作了通報。美國很早就獲知中國的疫情信息，並一直獲得持續的更新信息，完全有機會採取有效措施防控疫情。“中國責任論”只是美國個別政客的“甩鍋”“推責”。
值得一提的是，12日，美國傳染病專家、白宮疫情工作組成員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節目採訪時說，“假如我們更早行動的話，毫無疑問結果會好一些，會拯救更多生命。”此外，有美國政府官員透露，2月21日就向特朗普建議，應該採取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政策，但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一直遭到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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