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去年天津宁河区一学校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周前学校形成"手拉手"结对帮扶，捐赠了价值7万多元的文具和图书，学校随即下发给学生，并让学生们写感谢信。
有两个学生写了嘲讽式的感谢信。
一名学生在信中写：
”我是一名来自于榆中周前学校的学生，非常感谢你们寄给我们的文具，但我们并不需要。你们在信中说我们很穷是吧，NO,NO，NO，你大爷我告诉你，我们这里不是山区！
我感谢你们出于好心，但也请无知的你们注意自己的思维。这次“手拉手”也让你们知道远方的我们。
我很自责，自责认识了你们。嗯，都不想骂你们了，浪费口水。好了，再见，再也不见！“
另一名同学则在信中写着：
”我们现在穷的只能努力住楼房，爸妈都在上班，我只能和朋友出去吃龙虾 ....... 你们在信上说我们这里只能选用砖头当板凳，对，没错，这周我给你们寄两块。“
面对这样得感谢信，捐赠者表示，对援助自己的"恩人"写出这样的文案，思想道德属实失败。
02
从榆中学生的回信内容，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天津学校捐赠的文具并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的家庭条件并没有贫困到需要别人资助文具和图书，天津学校的学生对他们的贫穷有深深的误解并且高高在上的态度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资助者在道德上天然占据着优势，而被资助者被迫处于低洼之地，感恩是对被资助者最低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问过，被资助者是不是需要捐赠者提供的物品，这些捐赠者想当然的捐赠对被资助者是不是真正的有帮助呢？
感恩，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又不花钱，又不费力，只是需要你态度谦卑一些，对恩人客气、恭敬一些而已。
但是，谁都愿意当施恩者，而不愿意成为被施恩的人，因为感恩这个事情就要求被施恩者在自尊心层面降低自我，如果捐赠的物品不是自己要求的，被捐助的人怎么会产生感恩心态？
03
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了解到我的家庭状况：父亲早逝，我上学的费用靠着老母亲养猪、放牛、地里刨食加上哥哥们的资助。
于是，老师帮我申请了学校的贫困资助。钱不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老师的爱心，他对我是真正的关心。
但是让我接受不了的是，学校在大广播里，将这件事情作为学校做的好事进行了全校广播。
穷人家的孩子面对物质上的匮乏，其实内心存在很多自卑，因此自尊心更强，更脆弱。当事情被广而告之以后，所有的同学都成了你道德的监督者，贫穷之外，我们还要将自己的道德监督权放在别人的手上。
04
那些独立、有自尊的穷人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富人的施舍和别人的捐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使用自己的能力获取资源的机会。
皇佑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富庶之乡竟然饿殍遍地，朝廷下旨赈灾。
范仲淹当时任杭州知州，他在发放救济、征集民间余粮的同时，却花了更多的精力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上。
他一方面以官府的名义组织赛舟活动，让全城百姓出城观看、游玩，自己还每天带头到西湖上设宴作乐。这一玩就是由春至夏；二是召见各寺庙方丈主持，鼓励各大寺院在灾荒之年，趁工价低贱，大兴土木。官府也趁机翻新修造官署和粮仓，每天雇工千余人。
监司(监察机关)就此上书奏劾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公则上书朝廷说明了原委——荒年最大的政务，就是让人吃饱饭！依靠官府和私家做工卖力气吃饭的百姓，加上为游玩的、做工的服务的经商做小买卖的、摆摊设点供应饮食的……每天少说也有好几万人。
据沈括记载，当年“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宋廷后来也将范公的“以工代赈”方法作为制度推行开来。
05
穷人需要机会，也需要捐赠和帮助，因为这是短期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但是，捐助为什么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呢，甚至产生那么多的问题？
一是被捐赠和被帮助的人，真的没有良心，得陇望蜀，永不满足。
一个贫困户在各项扶贫政策落实后，实现有房有地，吃穿不愁后，又跟扶贫干部要求，帮他找一个女人。他说：”我都40岁了，还是一个人，你们共产党有钱，给我弄个女人来！“
孙俪曾经资助过的大学生也是这样。
二是捐助者的心态有问题。
一些捐助者，在给别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只是从自己出发，给予的是自己认为对别人有用的，然后又妄想那些获得不是自己所需物品人的感恩，如果没有得到，于是拿起道德的武器。这个时候的捐助者，其实不是在帮助别人，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施恩心理而已。
三是我们的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榆中学校的学生是不是贫困到还需要文具和基本书籍？榆中学校的校领导应该了解到，天津学校的校领导也应该了解到，那些没有必要的捐助其实就不应该开始，那些虚假的感谢信也完成没有必要。
两封学生的嘲讽感谢信，炸出的不仅仅是学生的不懂感恩，更多的更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