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日本锦袍的故事

洪武四年（1371）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日双方以日方商人持明朝所给“堪合”随进贡使团来华的形式进行着官方贸易，还有大量的两国（后来变成了多国）商人进行着走私贸易，所以有很多日本商品流入了明朝，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白银——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他商品还有刀剑（武士刀嘛）、扇子（朱元璋写过一首诗叫《倭扇行》）、漆器、春宫图（没错，而且还很贵，一般人买不起）等。丝织品同样也是两国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不过本文要提到的这两件日本锦袍，都不是花钱买的。

不是买的？难道是日本人白送的？

就是白送的。而且特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两件锦袍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加藤清正。（所以我曾经怀疑过这俩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但是由于是在没证据，还是作罢了）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初。那时候，李如松刚刚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夺取了平壤，之后又在碧蹄馆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前线打的热闹的时候，我们日方的男二号加藤清正（至少从战争爆发到这个时间点来看，男一号是小西行长）可是在顶风冒雪呢。

咸镜道义军郑文孚、李鹏寿部围绕着咸镜道重镇、也是日军防御体系的最北端吉州，三个月打了三场仗，朝鲜史称“北关三大捷”。不管这“大捷”有多大吧，总之是给第二军团这只负重前行的骆驼背上又加了好几把稻草。

二月十七日，得知平壤战败的秀吉下令加藤清正向汉城撤退。加藤估计是早就准备撤了，马上收拢兵马（甚至早在二月四日，朝鲜人就发现了日军南撤动向），迤逦南行。那可是朝鲜的二月份……估计第二军团的七千人死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场长途行军。

到了二十三日，咸兴以北已经没有了日军的存在，日军在咸兴集结之后，合兵南下。

（题外话，《帝国最后的荣耀》一书是这样写这段的：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道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然而二月四日上报的是咸镜道观察使尹卓然，时任平安道左防御使也不是李镒，而是郑希玄）

加藤是要撤回汉城这事，日本人知道，明军和朝鲜人可不知道。平安道和咸镜道之间可就隔了一道山，而且明军主力已经前出，万一加藤翻山西进，空虚的平安道单靠一万多朝鲜军（平均战斗力比鹅强点）和几千明军可守不住。不管是直取平壤还是攻击明军补给线，带来的都是无法承受的后果。要知道，当时的明军，补给已经岌岌可危到需要李如松写旗牌骂尹斗寿、柳成龙，户部主事艾维新把朝鲜知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义州牧使黄琎等多名高官抓过去打板子的地步了。（这是真·父母之国的做派）所以两军都开始加强后方。明朝这边不光从开城调了一批明军北上，宋应昌还打算把下一批援军中的南军，分一半防守后方；朝鲜这边也派李镒率兵北上，国王李昖更是打死也不南下，表示“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上，万一踰越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猗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二不可也。”（这段话和朝鲜当时请求明军进军的话合起来看，颇为讽刺。死道友不死贫道之态度，跃然纸上。）

武卫是要的，文攻也是要的。这时候，袁黄派出了帐下一位谋士前往加藤处。此人名为冯仲缨，胆子倒还不小，带着二十几个人和几个翻译就过去了。加藤倒是很傲气，摆了个大阵势来迎接，想给冯仲缨个下马威。不料冯仲缨丝毫不怕，反倒是反客为主，怒斥起了加藤：“诸酋恃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义受天朝封二百余年（即足利义满，其受封在1403年，至今印仍存于日本），汝辈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加藤虽然觉得那个已经亡了的室町幕府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了，但是还是在一旁听着。

冯仲缨又说：“如今朝鲜战场上最风光的是谁？小西行长啊！打王京是他，打开城是他，打平壤还是他，而今你们撤退，他居然开始抢先和我们联系，想在和谈这事上瞒着你搞垄断。这话咱俩偷偷说，他小西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弄臣，怎么能和你比？你赶紧回汉城把抓的朝鲜王子放回来，我也好说话搞和谈，咱总不能让大明册封你们日本的盛事，被一个弄臣在里边搅和吧？”

这话可说到加藤心坎里去了。加藤心说，给秀吉报功是石田三成的任务，他在里边上下其手以后不知道把小西那个药贩子吹成什么德行了呢。反正也是撤退，不如卖明军一个面子，以后搞起和谈也好说话。

加藤非常感动，脱下身上的锦袍给冯仲缨披上，还和他约定了开拔撤走的日期。言讫，二人依依惜别。

若干年后，已经成了老头的冯仲缨还珍藏着这件日本锦袍，在和一群年轻人侃大山的时候，把它拿了出来。座中有一人名唤钱谦益（对，水太凉那个），把这件事写成了文章，收录在了自己文集《初学集》里面。

不过这篇名为《东征二士记》的文章估计是为老者讳，行文颇有不实之处，日常黑李如松及其手下的辽东军也就罢了，文末还添了一段冯仲缨的副手金相（“二士”的另一个说的就是他）率军两千，斩杀九十多日军的故事。这数字听上去还不算夸张，不过据朝鲜方面记载，这些日本人的首级，是他以“天朝使节”的身份从朝鲜人那儿要来的……

第二件锦袍，同样是一个姓冯的人所有。这个故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它被记载在一篇叫《观冯生所藏倭王锦袍歌》的诗里，诗的作者没有钱谦益那么有名，在明史上也只有三百字的篇幅。作者叫王志坚，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通经史，善诗文，崇祯六年（1633）在湖广学政任上去世。

他笔下的这个故事，要从宋应昌离职说起。

碧蹄馆战后，李如松和石星都成了坚定的主和派——前者是看到明军情况不利，加之自己真的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才觉得日军其实挺强的；后者则是认为战争太险，所以一心求稳。而宋应昌推动和谈的态度和李如松类似，认为和谈是权宜之计，部队不能撤，早晚还要打。他的主战欲望，甚至比李如松还积极点。不过这么做，在言官眼里可就是两头不讨好了。主战的看到宋应昌上书说“和谈可行”，骂他汉奸；主和的看到宋应昌上书说“兵不能撤，早晚要打”，骂他启衅——这喷法，倒是和某些二进制大脑的知乎用户差不多。

宋应昌被骂走后，石星换了个叫顾养谦的人接任经略。这哥们任上，办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明军大部队统统撤走。

第二件，连哄带吓唬，逼着朝鲜人写了封奏折，替日本“代请封贡”。顾养谦这招特别损，意思就是连受害人都原谅了，那咱们还多事啥啊？

第三件，就是把日本谈判代表内藤如安扣在辽阳，等朝鲜的“原谅书”一到，就带着秀吉的降表上北京。

内藤如安这人，东亚各国人民谈到他都要画个括号说几句他的名字问题。他本名内藤忠俊，是三好家家臣松永长赖的儿子，入继丹波内藤家，故改苗字“内藤”。“如安”是他皈依天主教的教名Joan的音译。后来成为小西行长家臣，受赐苗字“小西”，又因为官位是从五位下飞驒（这字念tuo不念di）守，故自称“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明就里，简称为“小西飞”。所以“小西飞”这仨字，一个字都不是他的。

可能有人要问了，丰臣秀吉好好的为啥投降呢？

答案说出来吓你一跳——这降表，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代圣贤立言”，俩人自己在小作坊伪造出来的。这事非常精彩，暂且不表。

然而内藤如安还没动身，顾养谦就先被骂下台了。言官刘芳誉等人几个月来反复弹劾，甚至拿出了许仪后送回国的重量级实锤，说日本人虽然表面恭顺，但实际上打算明年再打过来，这些全是缓兵之计。顾养谦这下子彻底被锤下台了，石星只好换了另一个叫孙矿的人接任。

主战派声势高涨之际，朝鲜的“原谅书”到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所有人都懵逼了。石星借机忽悠万历皇帝，把内藤叫来京城。

内藤为了和谈成功那是嘴比蜜甜，什么好听说什么，指天划地发誓再也不侵犯中华上国云云。于是乎见到日本人如此恭顺，万历高兴了，大家都高兴了，表示封贡之事可行。大势已定，明朝派出以临淮侯李宗诚（李文忠之后）为正使、左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副使的使团，带着沈惟敬和内藤等人，开赴日本，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使团抵达釜山港，就驻扎在釜山港小西行长的军营里。某天，李宗诚出门的时候，碰到两个在日本军队里混饭吃的华人。他们表示和谈是绝对的不可能，日本人还是会打过来的。李宗诚可被吓懵逼了，回去之后他叫上几个心腹，扮成送信的，撒腿就跑。

堂堂大明的册封正使、钦封侯爵，居然就这么跑了，这在大明小三百年的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事咋处理的咱按下不表，单说这边和谈要黄，加藤清正倒是开心的紧。和谈的几年时间里，小西行长出尽了风头，就连这边日军撤退也是小西拿着秀吉的鸡毛……啊不对，令箭指挥诸将。加藤听说小西这头终于出事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表示“我当进兵庆州，诘问彼将，问其所由也”，明摆着是想彻底搞砸和谈。

明朝这边——或者说石星和沈惟敬等人可就不淡定了。因为他俩早就和和谈绑在了一条绳上，谈成了可能有功，谈不成估计就是老歪脖子树或者西市刑场见了。于是他们赶紧派人去安抚加藤，免得他把这事搅和了。

这次出使加藤究竟有谁，史书语焉不详到几乎没啥记载，为了更好表达，我干脆把全诗抄在下面，以飨读者。

这次出使究竟有多大功效，难说。但是一个月后加藤清正就撤回国内了，也许也有这位“冯生”的功劳在里面。而这件日本锦袍，又成了一段传奇故事的见证。

關鍵字: 东征二士记 观冯生所藏倭王锦袍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