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1960年10月下旬，當時我在上海市委做副秘書長工作。一天，接到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從濟南打來的電話，要我第二天乘火車速到濟南，什麼工作都不要交待趕快去。我當時也不知是什麼事，所以沒做任何準備，第二天就匆匆出發了。到濟南後，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張子明去火車站把我接到老交際處（現華僑賓館）安排住下。那時，華東局正在山東濟南召開擴大會議，糾正山東省委領導工作中的“五風”錯誤，決定調整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並調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同時，決定從上海、江蘇、浙江各調一名地、市委書記加強嚴重困難地區的領導。當時華東局領導指定上海調我，到青島任市委第一書記。其它是江蘇的孫加諾調昌濰地委任第一書記，浙江的楊心培調聊城地委任第一書記（1961年2月恢復德州地委時任德州地委第一書記），還從河北調了段毅任濟南市委第一書記。就這樣，我從上海又回到了山東。1960年10月24日，華東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我即從濟南趕赴青島正式到任了。
一、生產救災刻不容緩
上任伊始，擺在我面前最嚴峻的形勢就是普遍的饑荒。那時青島的災情非常嚴重，糧食自1959年開始就大幅度減產，1960年全年糧食總產量只不過12.8億斤，是建國以來最低的一年。嚴重缺糧使農村人口平均每人全年口糧不足190斤，即墨縣年人均口糧僅有125斤，秋收未完就有20幾萬人靠統銷糧度日。10多萬人患上了浮腫病、乾瘦病。我到農村看看，那些老頭兒們餓得沒有一點勁兒，就躺在牆根下曬太陽。外出逃荒要飯的農民是一批接著一批。城市居民的日子也很難啊！雖然成年居民每月有24斤糧食定量，可是副食品供應不上，沒有肉，沒有蛋，沒有菜，光靠那點糧食怎麼能填飽肚子。沒有辦法，老百姓就挖野菜，擼樹葉子，掐地瓜蔓來充飢。那時候凡是能吃的樹葉子都擼光了，榆錢、洋槐花、酒糟都是好東西，集市上的地瓜蔓都賣到1.6元1斤。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上百萬人口吃不上飯，你想當領導的心裡是啥滋味啊！所以我來青島後，市委研究一定要把生產救災這個中心工作抓好，各級領導都要把解決人民吃飯的問題，當成刻不容緩的首要大事，集中精力抓緊抓好。
為了幫助老百姓渡饑荒，市委抽調了一批機關幹部到各公社蹲點，象嶗山郊區的馬戈莊、河套、棘洪灘，當時都有我們的機關幹部。他們挨家挨戶瞭解情況，動員社員開展互助活動，組織社員開展生產自救。政府也千方百計搞點魚、海菜等等東西去幫幫。我那時天天跑點，沙子口、中韓、北宅等所有點都去過。有一次，大概是去的沙子口一個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田裡的莊稼有的長的很茂盛，有的就稀稀拉拉的。我就很奇怪地問村幹部怎麼回事？他們支支吾吾地解釋說是為了渡荒，把部分田分給了社員自己種自己收。所以凡是分給社員的地，莊稼都長得很好。這說明他們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包產到戶。我聽了也沒批評他們，只說讓他們作為渡荒的臨時措施，不能固定化。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機關幹部表現很好。那時，市委號召機關幹部不要到農村搞“小秋收”挖野菜，廣大幹部都非常約束自己，不去與農民爭任何吃食。下去蹲點的幹部更辛苦，他們每天跑東跑西，帶領老百姓搶種瓜菜，回到宿舍還得自己做飯，不給老百姓增負擔，糧食不夠吃，就去弄些海菜、青牛毛菜來，擱上點苞米麵捏吧捏吧，用幹玉米皮捲一捲蒸著吃，那海菜、牛毛菜不容易消化，基本上是吃進去什麼樣，拉出來什麼樣，就這樣他們也不叫一點兒苦。我們要求領導幹部以身作則，不搞特殊化。當時，領導幹部也有一個特供點，不定期的多供應一、兩斤雞蛋或魚肉，但糧食定量與老百姓是一樣的，家屬孩子就沒有任何的不同。記得當時我的一個舅舅在老家餓的不行，到青島來找我，以為我這個市委第一書記家裡不知道會有什麼好日子，結果來了一看，也是玉米麵、地瓜面、 “瓜菜代”，糧食很緊，大米白麵很少，住了10幾天就回去了。當時幾個孩子還都比較小，搞來一些酒糟摻上點地瓜面做成餅子，大一點的孩子懂事勉強吃下去，小的就是不吃。我對特供點的工作人員一再講，不是定量的東西一定不要送，送來也要拿回去，還要受批評。當時，廣大幹部這種與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儘管餓死了那麼多人，可老百姓還是很聽話，社會秩序也很好。老百姓對共產黨的這份感情了不得啊！在城市裡，渡荒就更加困難。我們廣泛發動幹部和群眾，從市委到工廠、企業、商店、學校都成立了生產救災領導小組，組織群眾千方百計地搞代食品，象樹葉子、野菜、茅草根、小魚、小蝦、海菜等等，只要是沒有毒，能充飢的東西都收集起來，與糧食摻著吃。同時，號召大家把所有的荒地都開墾出來，把所有邊邊角角的空地、閒地都利用起來，種糧種菜，還大搞小球藻進行代食品加工。總的說，就是發動大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想盡一切辦法來熬荒渡災。
在那艱難的歲月裡，尤其讓我不能忘記的是山東省委和兄弟省、市特別是上海市黨政軍民對青島的關懷和無私支持。1960年11月，華東局組織了五省一市（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省和上海市）黨政軍民慰問團慰問災區，其中上海慰問團在團長王一平的率領下，帶著糧食、棉衣等大批救災物資深入即墨、膠縣受災地區進行慰問活動，大大鼓舞了災區人民戰勝災害的信心和勇氣。我們那時候有什麼急需解決的困難只要到上海一說，市委領導就立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當場解決。記得當時我們運菜沒有汽車，就靠地排車來運。上海市領導聽說後，馬上支持了100輛三輪客車運菜。其它工業品也是這樣，只要青島求援絕不含糊。那時，全國各地都很困難，但只要青島求援，都能慷慨解囊。全國人民的這些深情厚誼青島市廣大的幹部和群眾都不會忘記的。這期間，省委還根據青島市委彙報的實際情況，為減輕青島的負擔，集中精力抓工業生產和城市建設，同時也是為了加強農業生產的領導，解決幾百萬人口的吃飯問題，決定從1961年2月開始，將即墨、膠縣、膠南3個縣分別劃歸了煙臺專區和昌濰專區。將即墨的城陽、棘洪灘、馬戈莊、河套、陰島5個公社劃歸嶗山郊區領導。不久為了進一步加強農業的領導，又把嶗山郊區改為嶗山縣，調整了縣委、縣政府的領導班子，更加集中的抓生產救災和農業生產。在華東局和山東省委的關心和支持下，在兄弟省市的無私支持下，經過全市廣大人民的艱苦奮鬥，尤其是貫徹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以後，形勢逐漸好轉，終於戰勝了災荒這個惡魔。
這段歷史雖然過去了，但作為教訓我們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現在回過頭去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的情況，三年嚴重困難固然有自然災害造成的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指導方針、政策上的問題和嚴重的“五風”問題。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嚴重危害的浮誇和混亂現象，不僅沒有作任何努力來加以糾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鼓勵各行各業大躍進，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決議還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說， “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這次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鍊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起來。那個時候全國上下到處大辦人民公社，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公共食堂，大辦社會主義大院……。在各種各樣的“大辦”中，政府和公社還經常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甚至調用社員的房屋、傢俱。農民自己用秫秸編個蓋簾，用模子砸個頂針到集市上賣個零花錢，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這些實際上都是對農民的剝奪，使農民驚恐和不滿，紛紛殺豬宰羊，砍樹伐木，造成生產力的很大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本來1958年農業是個豐收年，但由於“共產風”、浮誇風的影響，老百姓有些不當日子過了，路上一條小溝車子過不去，填點沙土就能過去，結果有些農民嫌麻煩隨手就把些地瓜填了溝裡。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還要地瓜幹什麼？說實話，當時如果不浮誇，不給老百姓造成一種錯覺，認為糧食多得吃不了，大家一如既往地愛惜糧食顆粒還倉，即便後來遇上自然災害，也不致於那麼慘。所以說，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單憑良好的主觀願望不行，必須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自然規律來做好工作才行。
二、調整農村政策
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之前，從10月開始，黨中央已部署整風整社，以肅清“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2月5日至25日，省委連續召開擴大會議和省五級幹部會議。主要內容就是學習貫徹《緊急指示信>，總結檢查自1958年以來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教訓，部署整風整社。會上，原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新村作了檢討。各地、市委也針對本地情況，進行了初步的整風揭蓋子。那時，青島農村問題很嚴重，即墨又是全省20多個嚴重受災縣中最嚴重的一個，封凍前後，因凍餓而死和外出逃荒的近10萬人，有的全家都死光了。當時南泉公社有一個大場鹽場工人的家屬因生活困難把兩個孩子推到井裡淹死，然後自殺了。七級公社還發生了兩個兒子為爭吃把父親掐死的事件。這些問題的發生固然與自然災害有關，但主要的還是市委領導在農村工作上的失誤造成的。所以，省委對青島的問題很重視。我一到濟南，曾老（曾希聖）就找我問情況，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同志，裴孟飛、劉季平書記也都找我談過，作了許多重要指示。裴書記還專門找了楊維屏同志去彙報了即墨的情況。省委會議之後，市委立即召開了全委擴大會，部署了以糾正“五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風工作。確定整風首先從市委開始，領導幹部帶頭整風，首先是第一書記和分管農業的書記。因為我那時來青島的時間很短，情況瞭解得不多，而劉特夫同志病了以後，那一段時間是由王卓青同志主持工作，曲文同志則一直分管農業工作。這樣，市委主要由他們倆人作了檢討。那時， “五風”不只是農村嚴重，城市也很嚴重，所以，當時常委研究，市委整風的同時，市委機關馬上開展整風，主要是幫助市委整風。然後，才是各部門整自已的風。當然，這次整風的要求，主要是解決農村的“五風”問題。為此，市委抽調了近300名幹部組成工作隊，由市委5個書記，1個常委分片包乾，幫助農村整風整社。
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轉了河南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 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陽地委的這個報告，並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根據這個精神，市委提出：對三類社、隊（當時好象是確定了67個隊）的整風整社，主要是解決領導權的問題，由工作隊領導解決；一、二類社隊的整風，主要是糾正“五風”，特別是“共產”風、命令風和特殊風。力量主要靠他們自己，工作隊幫助督促。
在整風整社的同時，對農村體制進行了調整，重申和落實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增加了生產隊和社員的自主權和獨立性。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對過去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財產、物資進行了徹底退賠；對農產品的徵購，從數量和價格上儘可能地對農民給予照顧；一些過去統得過多過死的問題也逐步得到了解決。這樣一來，農村的生產關係得到了改善，廣大農民的心情穩定了，生產救災的積極性也高了。在工作隊臨撤走時，一些群眾說： “同志，以後看我們的了，您明年回來吧，今年沒有什麼好東西給您吃，明年您來一定有好的給您吃。”這說明，廣大農民經過貫徹《緊急指示信》和整風整社後，對克服當時的困難有充分的信心。正因為如此，在生活和生產條件都很困難的情況下，還是爭取了糧食產量的回升和農村經濟狀況的好轉。通過開展整風整社，使廣大幹部、群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黨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有所恢復，“五風”錯誤基本得到糾正。這些都為貫徹落實黨的“八字方針”打下了基礎。記得當時市委根據毛澤東同志在八屆九中全會及其它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強調的要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一再強調幹部下基層參加勞動，在勞動中進行調查研究。市委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門黨委負責同志都要結合整風和自己的工作，深入調查一個公社、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醫院、一個部門或一個車間。我那時就帶了一個調查組到青島三鋼作了3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後來“四清”運動的時候，我還到國棉二廠和嶗山縣後桃林大隊蹲點，和工人、農民一起幹活，同時作些調查研究。由於和工人、農民們朝夕相處，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時，學生們鬥我，那些工人、農民就反對，千方百計地保護我。
但是，由於歷史、認識上的侷限，在整風整社中， “左”的作法也很嚴重，教訓也是很深刻的。那時候，即墨和膠縣是整風重點縣。即墨是省、市整風重點縣，省委派幹部組成工作組，裴孟飛書記親自掛帥深入即墨縣基層參加縣委整風會議。市委由書記處書記楊維屏同志參加。膠縣縣委也是問題嚴重的縣份之一，也作為重點進行整風，由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幹同志帶工作團幫助整風。由於機械地搬用了信陽經驗，把農村餓死人等問題都歸到了縣委負責人身上，認為他們實行的是封建統治，這些地方的民主革命不徹底。因此，對這兩個縣的縣委書記都作為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進行了批判鬥爭隔離審查，縣委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即墨當時還定性為“惡霸反黨集團”，縣委書記徐華被關起來了。現在看，這些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實際上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結果把工作上的錯誤作為敵我問題處理了，把同志當成了敵人。這些人後來也都平反了。但作為教訓，我們是不能忘記的。
三、貫徹“八字方針”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使我國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的挫折，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又加重了這種困難。黨中央從1960年下半年起，逐步認識到國民經濟困難的嚴重性，開始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國內經濟問題上來。1960年秋，李富春副總理主持擬定1961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提出應該按“調整、鞏固、提高”六字精神來安排，經過周恩來總理的補充修改，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從1961年起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這是黨戰勝經濟困難的重大決策。根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青島也進入了國民經濟的調整階段。實際上農村的調整早在1960年秋冬季節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就開始了。那時候，正是嚴重饑荒籠罩全市。為了儘快恢復農業，除了調整一些農村政策外，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減少城鎮人口和國家職工，增加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使他們從糧食的單純消費者變為糧食生產者，增加糧食產量。道理很簡單，能夠拿出多少人來搞工業建設，決定於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商品糧食，沒有飯吃就不能辦工業。而1958年“大躍進”以來由於大辦水利、大辦鋼鐵，大辦各種事業，不少農村勞動力集中到水利工地，更有成千上萬的農民湧向城市當了工人。1960年以後又由於農業連年減產、災荒，不少企業紛紛下馬，造成了城市大量勞力過剩，而農村又勞力不足。所以，中央三令五申壓縮城鎮非農業人口參加農業生產。1960年11月，市委、市人委根據中央精神，提出了壓縮城鎮非農業人口的方案，計劃壓縮有勞動能力的職工家屬、流散人員及城鎮社辦企業、事業人員6.5萬人左右，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這項工作真是不易啊！壓縮精簡對象涉及千家萬戶，政策性強，情況極其複雜，稍有疏忽，便會發生嚴重後果。所以，市委對這項工作非常謹慎，要求各級黨組織在做動員時，一定要根據黨的政策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儘可能地對返鄉人員妥善安排。那時候，黨員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很好，他們非常體諒國家的困難，不少黨員幹部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動員符合條件的親屬返鄉務農。人民給予政府的也不僅僅是諒解和支持，可以說許許多多的人為此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至今仍有不少同志留在了農村。正是由於這些好同志顧全大局自覺為國家分憂，才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為扭轉被動局面作出了貢獻，所以，毛澤東在談起這項克服困難的根本性措施時，也曾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1961年初，根據省委部署，圍繞適應和服務於農業調整這一中心，市委開始了對工業、基建、財貿、文教等部門的全方位調整，主要是解決高指標、大計劃和重重工業，輕農業和輕工業，以及基建規模過大等問題。對工業的調整，開始時步子邁得不大，1961年各項工業指標都還大體上與1960年持平或略高一點。結果由於我們對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估計不足，對“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執行得不夠果斷堅決，下不了降低工業指標和縮短工業戰線的決心，加上農業的減產，因而工業生產出現了不穩定，l、2月份生產大幅度下降，4、5月份通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和勞動競賽，生產稍有回升，但由於指標過高，輕、重工業比例失調，所以從6月份起生產又開始逐月下降。像青島這種狀況當時在全國比較普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9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下制定了《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我們已經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餘地的水平上。在今後三年內，執行八字方針必須以調整為中心。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既不能上，又不能下，我們的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更被動、更嚴重的局面。黨中央為了堅決扭轉這種嚴重局面，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各省、市、地、縣的主要負責人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幹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會議對待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使我們與會者很受鼓舞。那次會議開得很好，毛主席曾在大會期間就會議寬鬆濃厚的民主氣氛高興地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為了叫大家暢所欲言，根據毛主席建議會期延長，大家在北京過的春節。大會的後一階段，主要是地方來的同志向中央特別是向省、市、自治區黨委提意見，朱德當時參加了我們山東組的全體會並講了話，重點是講黨內民主生活。七千人大會結束回來以後，市委認真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了對當時形勢的認識，決心動員全市黨政軍民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鬥。此後，市委根據中央拉長農業戰線，縮短工業戰線；拉長輕工業和手工業戰線，縮短重工業和基本建設戰線的精神，對工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首先，採取關、停、並、轉的原則和方法，裁減了大批企業。這項工作涉及到各行各業，牽扯到許多人的切身利益。不少單位的幹部、職工思想不通，不忍心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企業撤併下馬。個別領導幹部擔心“烏紗帽”丟了或者權力小了，也藉故遲遲不行動。因此，工作得十分艱難。但是，市委決心已下，絕不動搖，在大量深入細緻地調查研究之後，對哪些廠子要關停並轉，哪些要保留、發展，各行各業撤多少廠，裁多少人，都作了統籌安排。那時候，青島大大小小的鋼鐵廠有十好幾個，有些已具有相當規模了，並在全省介紹過經驗。經過調整，只保留了一個，就是現在的青島鋼廠，那時叫三鋼。其它那些工業企業也根據“五好”原則（即原材燃料消耗少、成本低、產品質量好、品種多、勞動生產率高）和生產任務進行摸底排隊，有生產任務，具備“五好”條件的就保留；否則，就忍痛調整，該關的關，該並的並，該縮的縮，該改的改。1961年底，全民所有制企業共有296個，到1962年上半年就調整為246個，減少了50個。與此同時，市委對工業生產的各項指標進行了調減，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起了變化，1962年8月我去中央彙報時，總產值中輕工業已由1961年的43.7%上升至50.5%。與此同時，再次大幅度精減職工，當時精減最多的是下馬鋼鐵廠的農村工，其它那些關、並企業中也減了不少。至1962年上半年，全市共精減壓縮企業職工、城鎮人口、吃商品糧的三項合計11萬餘人。完成全部任務的60%，年底，精減任務基本完成。經過調整，從工業指導思想、生產佈局和工作措施上逐步轉上了以農業為基礎和為農業服務的軌道。至1962年底，青島市工業支援農業取得了顯著成績。當時，國家安排的33種主要農機具和配件的生產計劃，全部提前或超額完成。受農民歡迎的3.5馬力汽油機、農用水泵等，分別比計劃超額了1-2倍。全年生產的主要農機具多達幾十萬臺（個）。通過廠社掛鉤對農村支持的技術力量多達5000多個工作日。在抓工業支援農業的同時，市委還專門成立了日用品工業部，針對當時市場供應奇缺，連肥皂、火柴、鞋釘、髮卡這類小商品都沒有的現象，突出抓了日用品工業和小商品生產，緩解了市場被動局面。通過貫徹執行“工業七十條”，使工廠、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狀況也出現了明顯的改善，生產責任制逐步建立健全，勞動生產率提高，成木降低，扭虧增盈也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在工業企業調整的同時，基建、財貿、科教文化等方面也都根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基建方面的調整主要是壓縮投資和基建規模，遏止了亂上項目、亂鋪攤子的混亂現象。財貿方面的調整，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市委及財貿口的領導為此想了很多辦法，下了很大力氣。記得那時青島的市場供應非常緊張。大約是1961年，有時糧食緊張到只有3天庫存，而且都擺在糧店裡。煤炭也就是10幾天庫存，一天不進車皮，煤炭就發生緊張。老百姓為了買點煤都半夜起來排隊。蔬菜產地只有一個嶗山縣，雖然計劃安排了6萬畝地生產蔬菜，應說不算少，但是產量低、質量差，滿足不了當時低標準的“瓜菜代”要求。至於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油鹽醬醋、針頭線腦、布匹紙張等，市場上都緊缺。為了扭轉市場的被動局面，儘快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市委、市人委圍繞搞活流通，豐富市場供應採取了一些積極的和變通的措施。責成市財辦抓糧、煤、菜，後來，由於當時副食品主要靠菜，而菜又供應不上，所以財辦成了“菜辦”，就是抓菜。比如說，市場上沒有菜，就做豆腐、生豆芽。聯繫周邊縣區支持青島蔬菜。這一點，省委譚啟龍書記很重視，指示安排在青島召開了膠縣、諸城、萊西、平度、膠南5個縣的會議，讓他們供應青島蔬菜，青島供應他們化肥。這樣，青島的菜就基本上解決了。再就是開放市內集市貿易，組織城市貨棧，開辦少量高價商店、飯店，增加貨幣回籠，用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辦法增加農副產品的收購量，通過工業品與農產品的換購，擴大市場商品貨源。再加上財貿口的領導積極到全國各地求援，解決了不少當時市場上的緊俏商品。這樣一來，市場形勢逐步趨向好轉，吃穿用的商品都有增加。為了保證居民基本需要，還增加了票證供應，穩定了物價，市場供應情況也有所緩和。這在當時起了很好的鼓舞人心的作用，增強了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感，也使老百姓對戰勝困難有了信心。總之，通過貫徹“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初步調整，大約到1962年年底，工農業生產衰退的局面得到了扭轉，全市經濟開始出現了回升的勢頭，可以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調整工作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經濟形勢還沒有根本性好轉。1963年9月，中央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農業生產還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_工業結構不平衡，產品質量差，生產效率低等問題尚未很好解決，企業在經營管理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因此確定從1963年起，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之間的過渡階段，第三個五年計劃推遲到1966年再開始。這一階段根據省委的部署，在農業生產方面貫徹執行了以糧為綱，糧食和經濟作物並舉的方針，同時，力爭林業、畜牧業、副業和漁業都有相應的發展。在生產關係方面，按照《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的規定，堅決維護集體所有制；切實保護社員的自留地、開荒地和家庭副業；因地制宜地進行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發展多種經營，積極開展副業生產，努力增加社員實際收入；建立健全農業生產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了支農工業的生產。這樣，經過廣大農民的艱苦奮鬥和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至1965年底，青島的農業形勢已經基本好轉，糧食產量達到18.4億斤，接近1957年的糧食生產水平。
工業方面的繼續調整，從指導思想到實際工作都以做好企業的基礎工作為重點。1963年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轉虧損為重點，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下半年起，根據中共中央華東局提出的“8個月內改變質次價高局面”的要求，又把增產節約運動引向了以解決質次價高問題為重點的群眾性學上海、趕先進的比學趕幫運動。1964-1965年，這期間，工交戰線的調整和整頓工作，突出強調了政治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普遍開展了學習解放軍，學習大慶、大寨經驗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現在看起來，這些運動的開展有些形式主義的傾向，但在當時為戰勝嚴重困難，還是有力調動了群眾努力生產的積極性。特別是向雷鋒焦裕祿等先進人物和模範集體學習活動的開展，給了社會極大影響，形成了那時良好的社會風尚。加之各項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因此，工交生產的恢復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就。1965年，全市工業總產值完成29.9億元，比1962年增長79.62%。列入國家計劃的幾十種主要產品，也都超額完成計劃。全員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
1964年5月以後，在美、蘇兩國加緊對我國進行軍事威脅的情況下，中央決定開始大規模的三線建設。這期間，青島抽調了大批技術人員支援三線。同時，由國棉一廠、國棉二廠、國棉四廠、國棉六廠、國棉七廠、印染廠、電鍍錶廠、電子元件廠等在平陰、汶上、臨沂、臨清、濟寧、荷澤、棗莊、濱州等地建立分廠，搞小三線，那個時候叫下蛋，一個廠下了一個蛋。根據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精神，當時省委是想把青島的工業力量疏散一下，支持兄弟地區，從而達到促進內地產業發展的目的。這實際上是國民經濟的又一次大調整。這一時期，青島對山東工業的發展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財貿方面，通過後三年的繼續調整，商品收購量大幅度增長，零售物價指數逐年下降，市場供應情況越來越好，城鄉居民生活明顯得到改善。
至此，經過五年調整，青島也和全省全國一樣，各行各業都走上了比較正常的發展軌道，全市人民滿懷信心地迎接新的發展時期的到來。1964年，我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到北京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感榮譽的事情。
四、平反冤假錯案
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同時，黨中央在政治關係方面也進行了調整。1961年6月，中央決定對幾年來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和幹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並規定以後在不脫產幹部和群眾中，不再開展反右反“左”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根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市委11月底發出了執行省委《關於甄別和處理近幾年來黨內鬥爭案件，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重點對1958年以後“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進行平反。儘管進度慢了點，但七千人大會以後，市委根據中央精神迅速召開大會，宣佈給在“拔白旗”之後的幾次運動中被錯批判和錯處分的農村基層幹部一律平反，解除了這部分人的思想負擔。同時，也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難就難在有些重要案件上。那些年由於黨內生活的不正常，使不少同志捱了整。尤其是滕景祿在市委當領導的時候，排斥異己、整了很多人。如“孫漢卿、矯楓右派反黨集團”案等，很多人被整得很慘，上上下下無辜株連了許多人。其中有些人甚至被關押入獄，個別人被刑訊逼供折磨死了。所以，當時青島老同志中很多人向中央反映滕景祿的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派一些調查組來山東、青島做調查瞭解。省委譚啟龍、劉季平等領導同志也曾為這些案子找滕景祿談話。可滕陽奉陰違，表面上說相信中央、相信省委會實事求是解決問題，背地裡卻開密會，研究對策，竭力阻撓對那些冤假錯案的甄別平反。用他自己的話說，“孫漢卿甄別了，我們不就成了右派了嗎？”由於他們處處設置障礙，所以青島問題的蓋子遲遲揭不開。1960年11月，中央批准我任青島市委第一書記。滕景祿那時已調省委，但他以養病為名，一直住在青島不去濟南上班，暗地裡操縱原市委部分領導對我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有的稱病不上班，有的公開對付我。特別是我一去省委開會，他們就在家開密會，千方百計想把我擠走。1961年3月，華東局羅毅、黃慶熙到青島考察干部情況，回去向領導做了彙報。華東局領導決定從上海調部分骨幹到青島加強領導力量。其中有陳友群、張宣、王稔五、屠天俠、r-'n同科、宋巖、梁柯平、李光偉、於世馨等，後來又調上海檢察院副檢察長侯季五來青島任公安局長。滕景祿等人藉此又在幹部中散佈“上海幫”、“張敬燾是來接管青島的”等流言蜚語，有意在幹部中分幫分派，實際上是在青島操縱少數人分裂市委領導集體，繼續把青島搞成他們的獨立王國。滕景祿作為省委書記處書記搞這樣的非法活動，是很錯誤的，對我在青島工作之初造成了很多困難。1962年1月，滕在去上海治病前，還揚言“如果孫漢卿平反了，我就把青島的所有右派都翻過來”。1962年4月，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6月，中組部副部長張啟龍來山東幫助甄別冤假錯案工作。8月，中央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會議後，省委確定繼續甄別孫漢卿的案子。當時，少數參與滕景祿活動的人，一邊趁我去省委開會之機，揹著我通過了一個不再甄別的決定；一邊向在上海養病的滕景祿通風報信。這時，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主要議題是階級鬥爭問題。會議結束後，華東局將有關八屆十中全會內容的文件送給了同在上海華東醫院養病的青島市委領導穆林同志看，而沒有給滕景祿看，滕預感中央可能要解決山東、青島的問題，預感自己整了那麼多人、問題嚴重，心虛、害怕了，於1962年10月在上海華東醫院跳樓自殺。這以後，排除了主要阻力，山東、青島問題的蓋子才被揭開，滕景祿的惡劣行徑逐漸被揭露，在省委主要領導譚啟龍同志的親自部署下，孫漢卿、矯楓和王少庸等人多年的冤案終於得以昭雪。與此同時，省委對滕景祿等人的問題也進行了揭發和批判，並報請中央、華東局對他們的問題進行處理。1963年12月11日，中央監委批示同意省委對滕景祿等的處理意見：給予滕景祿開除黨籍的處分，還處分了幾個同志。那時在滕景祿問題的處理上，柯老（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曾有過指示，一個就是不定集團，以免打擊面太大；另一個就是對參與滕景祿活動的，多數不做組織結論，不給處分，但要調離青島。這樣，那些與滕景祿活動有牽連的多數人都未做組織結論，也沒給什麼處分，只是調出了青島另外分配了工作。
這些事已過去多少年了，現在回過頭去看看，當時對參與滕景祿活動有些同志的處理不太合適，主要是牽連面過大，調動工作的人也過多，其中有些人都是市一級的領導幹部，當時可以不調走，讓他們在原崗位上繼續工作，相信他們會自己總結教訓，分清是非的。而這樣做，更有利於團結教育幹部，有利於黨的事業發展。80年代，省委、省紀委對滕景祿案件進行了複議，並報告了中紀委。中紀委於1987年7月作了批覆，除維持開除滕景祿黨籍的處分不變外，明確了當時作為反黨活動案件，定性不當，同意取消對另外幾個同志所作的參與滕反黨活動的結論，撤消原來分別給予他們的處分。調出青島的同志，一些人離、退休後也重回青島定居了。但是，作為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從這些反反覆覆的黨內鬥爭中很好地吸取教訓，對那些“左”的思想影響和做法很好地進行清算，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和壓制不同意見的家長制作風，因為這些思想作風不利於黨的團結，削弱了黨的戰鬥力。回過頭來看，我們在黨內倡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從“社教”到“四清”
八屆十中全會後，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步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黨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經驗，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決定在農村進行以“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五反”（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之後，山東省委確定省直單位和濟南、青島、淄博、棗莊等四個市地為全省第一批運動單位。根據中央和省委指示，青島市委先在捲菸廠、火柴廠、蔬菜公司、市立醫院等9個單位進行了試點，並於1963年4月作出開展“五反”運動的決定。同時確定運動分兩批進行，第一批359個單位16萬多人，運動於當月開始。“五反”運動大致經歷了這麼幾步：第一步是學文件，發動群眾大鳴大放，揭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本位主義；第二步是領導幹部“洗手洗澡”，一般幹部“查上當、放包袱”；第三步是清查有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行為的人。運動中，中央相繼制定了“前十條”和“後十條”，明確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但在當時，誰也沒有認識到這一錯誤，而是百分之百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辦。前後兩個“十條”的文件下達後，市委集中進行了一次宣傳貫徹，著重強調了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幹部群眾大多數，揭露和孤立階級敵人的問題。
1964年9月，中央發出《（後十條）修正草案》，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升級了，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強調有些地區還要“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在組織領導上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放手發動群眾，採取大兵團作戰和秘密紮根串聯的方法，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根據這個精神，省委對全省的社教運動又作了重新部署。省委確定農村為運動的重點，以曲阜、海陽、齊河3個縣組織了3個大的工作團，由省委直接領導，譚啟龍、劉秉琳、秦和珍分別在曲阜、海陽、齊河蹲點。11月，又確定城市以青島為第一批社教重點，成立了以省監委書記王子文為團長、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徐雷健和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宋一民為副團長的省委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青島工作團，進駐青島重新開展社教運動。濟南、淄博、棗莊三市由三個市委書記參加青島的社教運動。這個工作團規模龐大有近7000人，其中省直機關與各地抽調幹部5000多人，本市幹部不到2000人。工作團下設7個分團、81個工作隊，分別進駐工交、財貿、文教系統的155個單位。這一段的社教運動，已經從清理黨內黨外的經濟犯罪問題和嚴重敗壞黨風黨紀的分子，開始上升到解決領導權的問題，要通過運動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面的所謂“根子”。所以，那會兒第一書記不能當工作團的團長，都隨分團下去蹲點。當時，省委書記處書記蘇毅然在國棉八廠蹲點，濟南市委第一書記段毅在國棉九廠蹲點，我在國棉二廠蹲點，淄博市委第一書記王士超在印染廠蹲點，棗莊市委第一書記劉維理也隨分團在一個廠蹲點。工作隊進點前，對隊員都進行了專門培訓，集中學習《（後十條）修正草案》、“雙十條”以及中央批轉的“桃園經驗”等有關文件，明確方針政策和工作隊的任務、要求。11月9日，工作隊全部進點，一進點，就把所在單位領導幹部撇在一邊，進行秘密紮根串聯，查出身，看錶現，與職工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搞得很神秘。在紮根串聯的同時，工作隊採取各種形式向職工群眾宣講“雙十條”、“後十條修正案”等有關文件，發動群眾鳴放辯論，揭開本單位的“階級鬥爭蓋子”。這一段，由於政策指導上的錯誤，有些工作隊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隨意對幹部群眾進行批鬥，有的甚至搞逼供信，致使運動單位有10幾人因生追硬逼而自殺。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1965年1月，中央發佈這次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雖然對糾正1964年下半年以來的社教運動中某些“左”的偏向和縮小打擊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左”的錯誤觀點。同時還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並把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青島市的“四清”運動共搞了3批。前兩批是在省委工作團領導下進行的。1965年8月，省委工作團進行了調整，我任團長兼黨委書記。省委決定嶗山縣作為農村第二批“四清”的重點單位，當時譚啟龍同志還在嶗山小寨子大隊蹲過點，我在後桃林大隊蹲的點。1966年4月，省委城市社教青島工作團撤銷，成立了青島市委城市“四清”工作團。運動由市委直接領導。第三批“四清”運動於1966年5月開始，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頓。所以，青島的“四清”運動，實際上只搞完了前兩批。
歷時三年多的城鄉社教運動，對於糾正幹部多吃多佔、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方面的許多缺點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於打擊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剎住封建迷信活動等歪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許多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被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混淆了兩類矛盾，使不少幹部和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特別是“二十三條”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觀點，在隨後到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發展和強化，給黨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這些教訓都是非常深刻的。
張敬燾(1914—2002)，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人。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任博山特支宣傳委員、博山工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組織抗日遊擊隊，參加了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第四支隊。1938年6月任博山縣縣委書記，1939年9月任泰山地委委員、博山縣縣長，1941年任益(都)臨(朐)工委書記，1944年5月任魯中區黨委五地委(魯山地委)副書記，1945年9月任淄博特委書記兼警備區政委，1947年1月任泰山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49年3月任泰山地委書記、泰山軍分區政委。1950年5月至1951年8月，任泰安地委副書記，1951年8月任泰安地委書記兼泰安軍分區政委，1952年後，任上海市滬西產業區區委副書記，上海市普陀區區委書記，上海市委委員、副秘書長等職。1960年後，歷任山東省委委員、青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政協主席，濟南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濟南市委副書記、書記，山東省重點工程指揮部常務副指揮，工交辦公室副主任，山東省建委主任，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山東省副省長。山東省政府特邀顧問。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五屆、六屆、七屆人大代表。2002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