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曾使用“武漢病毒”一詞，而直到最近，唐納德·特朗普總統（Donald Trump）也經常使用“中國病毒”來指代這種新型冠狀病毒。這種稱呼加劇了美國和歐洲對東亞人的歧視。它們的使用也被批評為一種試圖掩蓋美國政府對疫情應對失敗的嘗試。
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稱呼中隱含的觀點——即疫情是中國的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疏忽和傲慢，導致了西方未能對疫情做出適當的反應。這麼做的危險之處在於，在這次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之後，人類吸取的是錯誤的教訓，等下一次災難來臨時仍是盲目的。
對一些人來說，此次疫情大流行的起源是個屬於“他者”的問題，因為疫情發源於中國人“怪異”且“落後”的飲食習慣。但是，任何對流行病史有基本瞭解的人都應該知道，傳染病的主要來源是家畜和其他諸如老鼠這樣的動物，自從人類成為定居的農民以來，這些動物就一直生活在我們身邊。
在漫長的農耕生活歷史中，我們從這些動物身上感染了許多疾病，而後，我們要麼產生了免疫力，要麼尋得了治療的方法。食用陌生肉類的真正危險，在於可能引入一種新的傳染源。
但是，因為經濟活動和旅遊，人類接觸自然的機會增加了，這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傳染性疾病，如寨卡病毒（Zika virus）和萊姆病（Lyme disease）。因此，把關注點放在外來動物和野生動物的肉上是有誤導性的。
此外，食用陌生肉類的危險並不來自於獵人或富人在少數零星地區所偶爾吃的野味，而是來自中國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對曾經只有富人或與世隔絕者能享受到的稀有珍饈的巨大需求。這種需求引發的問題是：該如何規範這些“野生”動物以及“常見”牲畜的飼養、運輸和屠宰。
畜禽目錄公開徵求意見後，引發了不少爭議
因此，如果說真有什麼文化相關的問題的話，與該問題相關的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的一個工業化國家中，其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仍然保留著從屬於過去的農耕式的（agrarian）和相對孤立的（isolated）種種觀念。重點應該放在監管將肉類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整個過程，以及約束人類對自然的侵犯上：這是全球化和工業化的世界中一個緊迫的政治問題。
也有人認為，造成這次大流行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它對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權來說完全是個“他者”。一些人得出結論，說這次疫情一定是這個“他者”政權的一次失敗，同時也是這個“他者”文化的失敗。然而，部分由於這種自鳴得意的想法的緣故，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面對疫情未能做出合適的反應。
可以肯定的是，其它國家未能做出反應，與中國未能在病毒傳播初期就將其消滅不同。但是，這些自由民主國家能夠保證它們自己就有能力抑制類似的爆發嗎？
中國人最初認為病毒的擴散是可控的，如果他們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很可能會更早採取激烈的行動來控制病毒的傳播。
由於武漢於1月23日的封城決定，這種新病毒的可怕力量已經很明顯了，然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仍未能採取合適的應對辦法，浪費了中國通過極其嚴厲的封鎖措施為西方國家贏得的長達數週的準備時間。
特朗普曾聲稱，夏季的高溫會殺死病毒（他連任的威脅也一併殺死）：西方政客有各種理由忽視這種威脅。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就一定能做得更好嗎？
政治觀察家們應該都知道，有效的治理不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強項。相反，一個自由社會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的新聞和信息自由，以及它的法治，這並不能保證對病毒爆發做出及時的反應。
但我們是否註定要做出選擇呢？我們能不能把有效的治理和言論自由結合起來？
新加坡對信息自由的容忍度更高，而韓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到目前為止，它們對新冠大流行的應對相對成功，儘管他們的情況並沒有中國湖北省那麼嚴峻。正如我在《反對政治平等：儒家案例》一書中所論述的，自由民主的民主部分導致了治理的無效，甚至還可能威脅到“自由”的部分。
全球化模糊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限，而其困境在於，這種超越個別國家的過程是由民族國家自己主導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UN）等國際組織並沒有實權。
因此，解決辦法可能就是將人道主義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與大國監管相結合。不幸的是，考慮到人們對指責“他者”的痴迷，人類的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
（觀察者網林鈴錦摘譯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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