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對前南斯拉夫（SFRJ）解體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文章。柳博德拉格·迪米奇博士（Ljubodrag Dimić）從立法的學術角度闡述了前南斯拉夫聯邦成員為什麼從親如兄弟到反目成仇的漸進過程。以下是迪米奇博士文章的譯文，供參考。
圍繞1974年《憲法》所行成的氛圍是危及南斯拉夫國家，並引發了國家危機的最直接原因。聯邦法律由聯邦執法部門執行的權利很快變成了八種不同的解釋和執行法律。
工作中是"好戰的聯邦制"（ratoborni federalizam），在這種體制裡，否決權為任一聯邦單位提供了對聯邦有意義的事情提出質疑（否決）的可能性，尤其將其置於共和國之間的關係中。至於塞爾維亞，其法律在自治省幾乎沒有任何責任人。在修改憲法和通過最重要的聯邦法案的過程中，給予共和國和各省的否決權廢除了聯邦制的本質。
聯邦行為具有契約性質。現存的情況是《憲法》的不可變更性通過制度手段使其"石化"了（"okamenjivalo"譯者注：美杜莎使看到她的人變成石頭）。南斯拉夫國家已不再是其公民的及其民族、領土、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利益的政治共同體。卡德爾（E. Kardelj）在口頭上界定了這些變化的實質，指出南斯拉夫既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聯邦，也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民族和民族性質的自治共同體"，其基礎是"共和國和各省之間自治和民主憲法協定"所確立的共同利益。
各共和國和省級精英的國家方案遮蓋了經濟發展方案。黨的幹部政策使道德政治的相似性原則絕對化，忽視了專業知識，並鼓勵了非專業化進程。代際交接不充分、學校培養出的專業人員生產過剩、缺乏遠見、胸無大志，引發了一場與可持續發展相違背的放棄家園浪潮。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的進程並沒有因為所設計的有利可圖和有前途的經濟方案而得到遏制。放棄代化間接助長了蓬勃發展的"工業主義意識形態"和過時的和不適合的技術導向。沒有人關心原材料和能源的不合理消費。生產力的提高在1965-1985年間完全空白。物價的上漲推動了工資的上漲。
居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經濟增長率在1960年代中期超過8%，從1981-1985年下降至0.6%。消費規模超過國內生產量，這影響了長期借款。償還外債約為國民總收入的8%。政府當局總是花費比它收入的更多。政府既費用高昂，又毫無效率。
20世紀70年代末，對外國貿易逆差為722.5萬美元，支付赤字為366.1萬美元，債務規模約為200億美元，年通貨膨脹率約為45%。成功工作和輕鬆生活的幻覺有意識地得到意識形態宣傳的支持，併為此獲取外國貸款。不尊重社會計劃、對投資的飢渴；自我依賴和不負責任的共和國和自治省精英的無節制借款、世界能源危機和國際經濟關係（"石油危機"、貨幣政策）導致了債務危機，債務規模在1974-1985年間增加了近三倍。
貸款的命運受到政治權力中心的影響，這種影響給經濟帶來具有長期負擔特點的大量無效投資。據官員稱，國內債務比外部債務"重"得多。這進一步加劇了不信任，妨礙了合作，尤其影響到共和國間的關係和交換。共和國和各省之間的資本流通（不包括欠發達基金），幾乎完全關閉。在失敗的經濟生活中，政治決定仍然大行其道。物價上漲引發了通貨膨脹的加速。每個居民的社會產品比例（在斯洛文尼亞是科索沃的7.5倍）表現出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趨緊。塞爾維亞滯後的原因之一起源於對科索沃的大量投入（該省所有投資的58%來自欠發達基金）。
大企業與全球欠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隨著新的一年而擴大。在經濟中，過度管理、冷漠無能、缺乏主動性等現象盛行。前期（1945-1965年）對工業化、電氣化和加速發展的痴迷已經被國家財產分配和非理性消費的政治邏輯所取代。1974年的憲法對促使國民經濟的形成、南斯拉夫市場的區域化、共和國經濟的封閉、失去其名義資產的"一般延伸"（譯者注：指政府處置一些"無主"財產的權利）等至關重要。
早在1970年代中期，共和國間商品交易的比例就下降到只有23%，而且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根據現有數據，在1980年代末，只有0.30%的投資是投資於共和國間的聯合項目。國民經濟的概念增加了共和國和省級官僚機構的權力，它們自己成為國民利益的保護者和獲得國家地位的戰士。
南斯拉夫聯邦自成立那一刻開始以來的不對稱性，根據聯邦權利，起始於各省的權利與共和國的權利均等發揮作用的時候，且成為聯邦憲法的組成要素。塞爾維亞建立了三個法院系統。自治省的立法權與共和國的是均等的，共和國被剝奪了影響其法律在自治省領土上執行的能力。由他們逐漸積累起來的建立法律規範的危機導致了制度效率低下。
在立法、修改共和國憲法、選舉和罷免聯邦共和國和省議會主席團成員和代表等敏感問題上，共和國開始依賴其各省的意願，各省擁有否決權，並"完成"實現自己的主權。各省基本上已經獨立於塞爾維亞和共和國，而共和國再次依賴其組成部分。在科索沃，在法律面前公民的不平等尤為明顯，那裡的塞族人口受到有系統的恐嚇。法院並不獨立，其本應獨立於地方權力結構的政策和影響。
1974年《憲法》確認的關於聯合工作的規則，被南斯拉夫議會第十次代表大會所通過，《聯合工作法》的詳盡方案於1976年11月獲批。該法本應確保南斯拉夫社會的自治一體化，但並未成功。聯邦中心的無能和低效現象十分明顯。閉門造車和模糊不清的規劃，完全為了聯邦成員的利益，使聯邦中心對經濟失去了預測的能力。
共和國和自治省利益的絕對化廢除了已宣佈的自治合同。國家和政治權力中心之間的和解和妥協決定了聯合工作的合作和協議。大型系統已碎片化（鐵路、郵局、冶金、電力公用事業、採礦）。除了建立聯合工作機制外，過時的、廢棄的且不知何時能終止的經濟制度也倖存了下來。更多分離經濟體的存在更增加了經濟混亂。
聯邦政府試圖通過實施"長期經濟穩定方案"來遏制危機，但收效甚微。沒有合理的計劃，沒有作出徹底"削減"的意願，不體會到必須接受市場法所導向的規則，不認識到現有經濟制度不應再存活下去，經濟方案的創造者不要指望會取得成功。同時，很明顯，"政治結構"不準備讓"專家"取代自己的位置。過去幾十年建立的管理經濟的方法，使政治參與者在經濟領域擁有壟斷地位，這種方法繼續有效。經濟危機破壞了國家的基礎。
編譯：dr. Zhang Tianhua
資料來源：https://www.srbijadanas.com/vesti/srpska-istorij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