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為正和島副總裁兼總編輯
來源:智綱智庫
解決香港問題時，大人物說，“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鴻章”。
由之前到其後，一頂“賣國賊”的帽子便在李鴻章頭上結結實實，揮之不去。
其實，李雖有賣國之名，卻足有愛國之實。
梁啟超所寫的《李鴻章傳》裡記錄有一個動人的情節：中日甲午海戰後，李鴻章赴日談判遇刺，需要靜養一段時間，不能再勞心費神。李聽說情況後慷慨地說：“國家有難，議和之事刻不容緩，我怎麼能拖延時間耽誤國事呢？就是死，現在也不能做手術！”遇刺第二天，有人看見他官袍尚有血跡，說這是為報效國家而流的血啊，李鴻章聽後老淚縱橫，說：“如果我的性命能換來國家的利益，我會義不容辭。”
和俾斯麥見面的時候，儘管雙方都已是失勢失意之人，李鴻章心心念念地還是國家的改革與復興大業。詩言志，李鴻章晚年所寫的“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讀來觸目驚心，落日旌旗、黃昏晚景中滿是一個“孤臣”對“國”與“民”的牽掛與憂傷，詩句文辭背後是一顆老疲無奈、傷痕累累的心。
在歷史劇《走向共和》裡，李鴻章也是最讓人感慨的一個人物。任性亂折騰的是別人，收拾爛攤子的卻只能是他。
簽訂《辛丑條約》的本是慶親王奕劻，簽字時奕劻深知一筆落下便千古罵名，糾結不已。這時，李鴻章主動站了起來，說：王爺，還是我來吧。
他說了一句讓現場所有人都心酸的話：這個天底下最難寫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名字了。這一段情節並非史實，但“此中有真意”，假中有真，李的性格與神魄從中隱約可見。
我曾去過“李合肥”的故居，印象頗深。站在新舊的交匯點上，李不得不側身舊陣營，卻又勇於在大局裡開出一些新路。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學生。曾李雖有缺陷，卻顯然一時人傑。他們作為“任事者”，眼界、胸懷與手段都遠超一般文人與清流。
在我看來，兩人有幾點顯著的人格特質：
- 第一，忍辱負重，努力把事做成。“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 第二，自己成功，也要幫助別人成功。
- 第三，更重要的，他們身上有著濃重的家國情懷與擔當，在民族艱危之時“有大義存焉”。
觀照於此，今日的一些所謂商界“精英”忙著向異域移民，向哈佛撒錢，實在有失人望。
而今天的言論界，梁啟超百年前寫在《李鴻章傳》的一段話放在今天顯然也不過時（翻譯版）：
“我特別討厭那些奸詐狂妄的人，他們說話不負責任，抓住別人的缺點和不足之處，就無限放大，進行反覆攻擊。他們圖口舌之快，頭腦極其簡單，從來沒有為國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這樣的人沒有任何真才實學，國家要是交給他們掌握，恐怕比現在還要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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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 2 個問題，為什麼聽到答案後，卻沉默不語？
公元1896年，中日“甲午海戰”結束了兩年。揹負著鉅額賠償的清廷，開始籌措當年的對日賠償費。英、德兩國壓倒法、俄，在二月份時，由英國人赫德為代表，跟清廷簽署了《英德洋款合同》，借給清廷一億兩白銀，條件是由他們控制清廷的海關。
於此同時，清廷也不敢得罪俄國，由李鴻章為代表跟俄國秘密接觸，在四月份時又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這個“敵”就是日本，俄國勢力由此堂而皇之地進入到東北地區。
這就是1896年剛一開始時清廷的處境：列強虎視如魚肉，危若累卵步步驚。慈禧已不得不，再次使出了撒手鐧，請李鴻章出山為清廷續命，並代表清廷出訪西方列強，以求換得一些所謂的支持。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據說，這首詩歌是李鴻章，在 1896 年 6 月出訪西方列強時所寫。倘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麼此刻的李鴻章，已有求死之心了。因為整個清廷，唯有他清楚當今所遇到的問題，是前所未有。
所謂三千年未有之鉅變。李鴻章悲哀地說，自己是個裱糊匠。除了道出無奈外，想必他已經看出，清廷脆弱到了何等地步，滅亡是遲早的事。但李鴻章卻依然心有不甘。
因此，在路過日本時，李鴻章強悍或說固執地拒絕踏上日本國土一步。以至於不得不使用甲板搭建“走廊”，他踩著甲板，走向轉乘開往西方的郵輪。這既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悲苦：當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只能依靠這種方式表達憤怒時，其實是相當無力的。
對此道理，想必李鴻章也懂，因為在憤怒的背後，往往意味著要發憤自強。
因此當他來到德國後，便提出了要會見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並在信中如此說道：仰慕畢王（俾斯麥）聲名三十餘年，今遊歐洲，謁晤於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那麼如今的俾斯麥，又是如何狀況？其實，他跟李鴻章的處境沒有什麼不同。由於幾年前，他跟德皇威廉二世對殖民地擴張等問題意見相左，已被威廉二世罷了官，閒置在家，成了局外人。
一個“裱糊匠”，一個“局外人”，不同點僅僅在於，俾斯麥讓德國強盛了起來，李鴻章卻失敗了。這大概就是，為何李鴻章要會見俾斯麥的原因。他想從俾斯麥這裡，得到自己為什麼會失敗的原因，找一條出路。
故而，在李鴻章的信中，就又出現了這樣的話：
畢士麻（俾斯麥）相王閣下久挹，大名鎮越海國，每恨東西暌隔，會晤無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絕域之使，遂於並世，得接偉人，實為天假奇緣。
1896年6月25日，李鴻章跟俾斯麥相見了。對於這次會見，無論當時的西方報紙還是後來的各種文獻等都極其重視。而談話內容，也在當年由目擊者口述進行了整理，題為《李鴻章在福裡德里斯魯》。
同時，梁啟超也把這次會見，記錄在了他自己的《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中。筆者對比了一下，雖說法不同，但實質卻是一樣的。除去寒暄問候外，李鴻章提出了兩個問題。
比如，在《李鴻章在福裡德里斯魯》中，李鴻章很直白地問：怎樣才能在清廷進行改革。
而《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中，則顯得非常文學化：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麥答：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 即首先要看皇帝的意思，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那麼啥事就都能推進下去——當然這個皇帝，在清廷是指慈禧。
果然，李鴻章很快就問出第二個問題，屬於實質問題：假如出現了這種情況，皇帝啥都聽從和支持我，但這一切卻被實際掌權者刁難，以至於挾持大局，這又該怎麼辦呢？
俾斯麥顯然明白這個問題的分量，卻依然直言：跟我在德國所處的情況一樣。但既然做了大臣，就應該憂國憂民，謀求一條出路。倘若自己的想法，不能得到皇帝的實質支持，卻是“婦人女子共事”，那啥也就無能無力了。”
得到了俾斯麥的答案後，李鴻章沉默不語。因為他已經知道俾斯麥被“罷相”的事，兩人是心有靈犀。所以，與其說是李鴻章沉默，不如說是兩人共同沉默。
一則，俾斯麥的這兩個回答，並沒有給李鴻章提供出路。兩人都清楚根由所在，卻都已無力解決。
二則，兩人之所以能如此不加掩飾的進行交流，是因“同為天涯淪落人”導致，其心中苦悶異常。但同時又都有 “英雄末路”的感覺。所以，只能一起沉默。
但無論怎樣，李鴻章在德國見俾斯麥，顯然都含有為清廷，尋求一條出路的意思。只不過是被確認為：是一條“絕路”罷了。
任何一位歷史人物，都有歷史侷限性，但同時又都有“末路掙扎”的悲哀。就如許多人在評論李鴻章，倘若有幸死於1894年以前，即甲午海戰之前，那麼他也不會有在1896年，這種“末路掙扎”的悲哀，同時也會得到另一種歷史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