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從未正兒八經讀過幾本文學著作、沒接受過最基本的文學啟蒙教育，或主張文學政治工具化，黑壓壓的一群人，再一次實現歷史性的大集結。
不少人一邊摳著腳丫、剔著牙花子，一邊爭先恐後地加入批判隊伍，對一部文學作品、一種文學或文化現象品頭論足、唾沫橫飛。
若是說他們讀書少了，缺乏最起碼的人文素養，他們立馬會罵你假清高，瞧不起愛國群眾，且大概率地要被問候祖宗八輩，要被扣幾頂嚇死人的大帽子，另加幾記棍子。
當下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此。
對於方方日記的圍攻，正屬這種情形。
昨天看到有人說，對於方方日記的討論，“不亞於改革開放之初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甚至討論更激烈、參與程度更廣泛、更為壯觀，將被歷史所銘記”。
聞之錯愕。真理與謬誤乃一步之遙，天才和垃圾也只一線之間。
如若這個說法能夠成立，市井潑婦當街跳腳圍罵、潑皮牛二當眾撒潑耍橫，可視為精神文明結出碩果了；十年浩劫也可稱為中國進步的里程碑了。
拜託，請不要再以這種顢頇低級的類比，去褻瀆42年前那場撥正民族發展航向、改變國家命運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了。
相反倒是覺得，時下需要有人從常識和道義出發，以黃鐘大呂之聲，廓清迷亂，定紛止爭，以防中國文化自此加速粗鄙化、人文精神繼續走向荒蕪化。
這麼說，是因為想起了62年前的一篇小說——茹誌鵑的成名作《百合花》。
這篇作品最初發表在《延河》1958年第3期。同年，《人民文學》第6期轉載。
1958、1959 年這個特殊歷史時段的作品，主要採用宏大的敘事方法，來高揚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形成一種文學的滾滾洪流，國家敘事抵抑個人的淺吟低唱。
《紅日》和《保衛延安》是這樣，《黎明的河邊》和《黨費》也是這樣。
《百合花》以艱苦卓絕的淮海戰役為背景，寫的是一個19歲的小戰士，送“我”去前線包紮所，由此演繹出的故事。由於“我”是女同志，小戰士一路上“不自在”地害羞。
他去向老百姓借被子，一個新媳婦不願借給他，因為這是她唯一的嫁妝。
後來小戰士犧牲了，新媳婦一改先前的羞怯，為小戰士細細地擦拭身子，幫他縫補衣肩上的破洞，更是把那床新婚的被子墊在棺底。
連名字也沒有的小戰士，還沒娶媳婦，憨厚、靦腆，與女同志一接觸便臉紅。
小戰士參軍才一年，而他參加革命也並非因為與敵人有著血海深仇，只是“大軍北撤時跟來的”。
在外貌上，作者也沒有將其描寫得如何孔武：“一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原來棕紅的臉色，現已變得灰黃，他安詳地合著眼，軍裝的肩頭上，露著那個大洞，一片布還掛在那裡。”
小戰士隻身撲倒在敵人扔來的手榴彈上勇救民工，一般情況下理當潑墨渲染，這一幕作者也是淡淡幾筆轉述就概括了。
小戰士也有缺點，在借不到被子時也會發牢騷———“老百姓死封建”。但當他得知自己借的是“人家結婚的被子”，又想把被子送還，完全不計較剛才受到的委屈，表現出通達的一面。
作者沒有刻意將“英雄”拔高，讓其“神化”。按當時的審美習慣，作為“英雄”的小戰士是不能讓老百姓（新媳婦）隨便取笑的，而茹志娟要展示給讀者的是一個真實的、生活中的英雄。
與那種“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迥然不同，雖然也寫戰爭，卻是個人化的敘事意圖、非宏大的敘事視野、非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塑造感傷的情感基調，包含了刻畫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美學追求。
《百合花》寫於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鬥爭高潮時期，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茹志娟的丈夫也在運動中被“開除黨籍軍籍”。
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中淳樸真摯的人際關係則更加令人懷戀。
那時帶有“干預生活”傾向的作品同樣沒能逃脫厄運，在“反右”浪潮中幾乎全部被打成“毒草” 。理由不外乎是給“黨的組織抹黑灰” 、美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醜化黨的領導幹部、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等等。
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裡就有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反右”鬥爭剛剛開始， 這篇作品便遭到潮水般的批判，作者因作品的“毒草”性質被打成“右派”，其後流放新疆十數年。
正如賀敬之當時所言，“如果說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騎士們在一定時代唱過浪漫主義的動聽歌曲的話，那麼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個人主義者的歌聲就只能是鬼哭狼嚎了”。
相較而下，在左傾越來越嚴重的1958年，當代革命小說中最富於人性書寫且同時被《人民文學》轉載的《百合花》，無疑是個奇蹟。
這篇小說隨即遭遇“ 左”傾思想的批評，被指“感情陰暗”、“缺乏陽剛之氣”、“風格過於纖細”。
其後更是有人批評說“茹誌鵑已經走到反黨的危險邊緣”。惴惴不安的作者眼看就要步《紅豆》與《在懸崖邊上》的後塵，遭受與宗璞、鄧友梅相似的命運。
不幸中的萬幸，時任文化部部長和中國作協主席的茅盾，很欣賞這篇小說。他在1958年第6期《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分析了《百合花》的思想性和藝術特色，稱之為“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
當時工農兵英雄裹挾而來的豪壯樂觀旋風風靡文壇，《百合花》無疑帶來一股清新溫柔而又傷痛悲憫的氣息。
它告訴人們，不是每個人都應做叱吒風雲的英雄，更多人可能活得平凡普通，甚至一生都難有一次輝煌的奇蹟，但他們擁有比現實世界更深廣複雜的心靈天地。
對茹志娟作品風格的研討，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質量最高、最顯水平，也最心平氣和的一場討論。當時最出色的文學評論家茅盾、侯金鏡、王西彥、魏金枝等都參與了討論。
特別是茅盾對《百合花》的力挺，使茹志娟擺脫了政治上的風險，對於糾正當時日趨氾濫的極左風潮下假大空的文學失誤，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一株清新俊逸的百合，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中，非但沒有使茹誌鵑陷於危險境地，還成就了她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
她帶著醒目的“風格”標記，經過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修防修”等，馳向“人生和事業的盛年”。
《百合花》將民間的生命個體，從演繹社會歷史規律的宏大敘事中抽離，放在一個全新的人學座標上進行審視。
從而把基於親情、愛情等人倫紐帶的悲情，置換成一種普遍的人性，一種純情的愛和悲憫，形成了當代文學中民間人性敘事的一朵豔麗奇葩。
直到今天，對於《百合花》的研究和解讀依在繼續，這株看似柔弱的花常開不敗。
再來看眾說紛紜的方方日記。它與《百合花》在價值取向、敘事風格與審美趣味上，不能不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儘管兩者選擇的背景都是戰爭（抗疫亦被視為一場戰爭），也以戰爭為推動力，但真正要表達的卻是人性美與人情美，戰爭只不過是它的合理外殼。
她們都擺脫了宏大敘事和一元結構模式，無意於著重情感的階級性與革命性，放棄政治情感的維度，以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美與善為旨歸。
她們都以有別於傳統敘事的手法，用女性作家特有的悲憫和感懷，觀照特定環境下個體生命的生存狀態。其溫度源於對“人”的關懷，顯示出深切的人文主義溫暖。
她們的表達都是有分寸的：不激烈，但不乏力量；溫暖，但不軟弱；沉鬱，但不沉悶；有感情，但不氾濫。
我們今天再讀《百合花》，心靈上更多的感動並不是“魚水情誼”，而是對人的命運的憐惜和悲憫。
最終我們從方方日記中，也不難看到疫情肆虐人間的苦難和悲情，看到抗疫前線勇士的無畏，看到瀆職官員的失責，看到危難中市井百姓的堅韌，還看到了武漢市民付出的巨大代價，國家資源的出色動員，志願者和社區工作者的辛勤奉獻。
但與《百合花》一樣，方方日記也蘊涵了藝術的張力，人性的力量突破了表面上政治色彩的遮蔽，具備了更為廣闊的闡釋空間。
如果說《百合花》 是一首“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方方日記則是一曲“沒有硝煙的生命禮讚”。
有人說方方日記在海外出版是“賣國”。我恰恰倒是覺得，方方沒有賣國的資本，海外讀者看到這部日記，相反會感悟我們的國人是具有同理心的，而不是他們想象中的“與眾不同”。
至於“送子彈”“遞刀子”之類的欲加之辭，更是低級到不值一駁的地步。
茹志娟時代的文學批評是簡單而粗暴的。批評者常以路線、人民守護者和代言人的身份，用“反現實主義”“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等概念來限制作家的個性書寫。作家一不小心就會遭到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
所幸的是，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百合花》得到了茅盾的讚賞，作家和作品都安然無虞。
60多年過去了，我們對於一部探求人性與訴說情感作品的評價，居然又遭遇一種簡單粗暴。
這一次批評者多以“愛國”的名義，對方方日記掀起鋪天蓋地的謾罵和攻擊，極盡骯髒、猥瑣、暴戾之詞，大有把作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勢頭。
這是正常的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我們的進步又在哪裡呢？
文字、文學的最大困惑，莫過於契合或迎合了當時的政治語境、政治需求，而未必在另一個時代廣泛流傳。
關注人性、人生的作品，雖然看似不合時代節拍，甚至遭到批判、扼殺，卻往往能恆久地流傳，到一定時期終獲公正評價。
反右中，茅盾力排眾議，肯定和讚揚《百合花》；疫情之下，可否有茅盾一樣的重量級人士站出來，不說全然肯定方方日記，而只是疾呼一聲：停止謾罵攻擊，請善待方方日記呢？
這是一種道義，更是捍衛常識的責任。
文章轉自老蕭雜說；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三屆中國新聞獎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