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李煜清平樂，宋朝醉東風，今人憶蘿月：虛幻的盛世圖景”，我們談了《清平樂》作為曲調、詞牌名，充分展現了世人特別是一些經濟唯一主義者們的觀點。宋朝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是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的，然而，這種繁榮是在放棄漢人王朝的歷史責任條件下形成的。
宋太祖、宋太宗選擇“重文輕武”政策有其歷史必然性，“杯酒釋兵權”是非常好的方式
為了防止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亂象再次出現，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的“重文輕武”政策逐漸形成。但是，這種“重文輕武”是以“監軍”“後勤”等軍事形式來體現的。而這些在漢、唐為了防止武將勢力做大都曾經採用過。比如“太監建軍”唐玄宗時期就經常採用，甚至太監領兵的楊思勖。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歷來被視為“重文輕武”的典範，但我一直不認同。“杯酒釋兵權”是歷史必然，總比劉邦的“剷除有危險者”、朱元璋的“一勺燴”強多了。這裡面既有宋太祖的無奈，也有對軍人的理解。
五代時期，各個武將都是擁兵自重的，大將領下面中將領，中將領下面小將領。這就很像東周時期的天子下面有諸侯、諸侯下面有大夫、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樣，都有各自的圈子兒。趙匡胤某種程度上只是“勢力最大的一個”，而非僅有一個。這是他的無奈。
問題好在所謂的“義社十兄弟”（趙匡胤、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勳、王審琦、劉慶義、劉守忠、劉廷讓、韓重贇、王政忠）還都沒有“二心”，給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幾位“榮華富貴”防止做大，這是一個好的辦法。
另外，請注意：宋太祖、宋太宗時期，雖然“重文輕武”，但因為戰爭較多，宋太祖先南後北逐步統一；宋太宗迫使福建的陳洪進、吳越錢氏投降，實現了對南方的統一，之後滅北漢、兩次北伐遼國、南下進攻交趾。
總體上，太祖、太宗兩朝因為要“統一中國”，“輕武”基本上針對位高權重的武將、主要是一種“軟制衡”，武將們也很自覺向“無更高的欲無更大的求”靠攏。
“澶淵之盟”讓宋真宗和宋仁宗寢食難安，這才是他們選擇“重文辱武”的關鍵
宋仁宗時代的“重文辱武”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間的“武將亂國”，直接源頭就是“澶淵之盟”。因為，“澶淵之盟”使得被北宋朝廷面臨“合理性”的質疑。
什麼叫“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正統與否，後兩者都是封建社會的糟粕觀念。“合理性”任何時代都管用，也就是你這個朝廷是否完成了“保民、讓民眾有尊嚴且幸福的活著”。
“儒生墮落”也是一步步的，在宋仁宗時期，儒生掌握了巨大權力，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於皇家，對民之疾苦、對戰爭的把握、對朝政的處理等都沒有什麼經驗和能力，因此，必然大放權於儒生；一方面因為宋仁宗時期對儒生的放縱，使得儒生愈發為了自身的統治權力，以“為民”為口實，打壓武將。
武將存在的價值就是“保疆土、復國土”，在宋遼情形下，武將意圖再次北伐、強硬對外，那是肯定的。因此，儒生主要針對的對象也就是武將了。
為此，“重文輕武”在宋仁宗時期變成了“重文辱武”。
關於“澶淵之盟”的幾個不恰當觀點
有的朋友，例如金色系列、壞小子影視等某些網友，認為幽薊十六州並非宋朝所賣，那是石敬瑭所為。因此，稱不上出賣祖宗之基業。
但問題是，石敬瑭並非中原故人之後，而北宋卻是中原政權。難道不是漢人嗎？漢人兩三千年的故地，說不收復就不收復了？
宋真宗、宋仁宗是不是宋太宗的後代？宋太祖在柴榮賬下就有過北伐收復故土之舉，宋太宗更是兩次北伐意圖收復失地，真宗、仁宗這還不算數典忘祖算什麼？
有些人還拿晚清和明朝宣宗內縮為例，說出賣祖宗之地的並非北宋獨有。但問題是，清朝確實應該批評，但又有哪個對歷史認知相對公正的人能夠承認，清朝出賣之地，曾在中原政權下統治過百年？
這不是為清朝出賣土地辯駁。因為清朝的問題，這些地區與燕雲地區是難以比擬的。因為，燕雲自商周時期就已經是中原政權的邊疆重鎮，東周的“戰國七雄”之一燕國時代幽薊十六州就已經成為重鎮。
再者說，清朝再賣、明朝再內縮，怎麼也沒丟過中原政權傳統重鎮。
正是因為宋太祖、宋太宗知道“幽雲之地”的重要性、歷史責任和對自身的安全影響，如此，才會力爭收復。很可惜，有些人只會拿別人的問題為自己搪塞責任。
宋朝真宗後，從皇帝到大部分文武，在本質上都已經失去漢唐千年的民族血性
正是因為宋真宗知道“放棄幽雲地區”對自身政權統治力的殺傷力，所以，赤膊上陣和文臣們一起導演了“天書運動”，用“天意”來鞏固併發揚自己的“合理性”。從中我們即可以看到皇帝在這件事兒中的卑鄙，更看到滿朝文武特別是文臣集團的無恥。
宋仁宗時期，文臣集團因為“澶淵之盟”後政治發展得到了好處，因此，對收復幽雲地區根本不在意。宋仁宗則以“孝”開始鞏固自身地位，將“澶淵之盟”後的放棄歷史責任行為固定化。
以“慶曆增幣”為例，當時的掌權大臣基本上都認為“澶淵之盟”既然簽訂，就應該遵守。從這時起，北宋統治階層就徹底放棄了傳統故地。至於有人拿宋徽宗時的北伐說宋朝從來沒有忘記過“收復失地”。
這簡直是笑話。眼看著金國要滅了遼國，想去撿便宜。結果，撿便宜沒成反倒被人看清了幾斤幾兩。金國反手就把北宋滅了。
綜上所述，哪個朝代都怕武將造反，但沒有一個朝代像北宋一朝、南宋政權這樣怕得到了變態的程度。某種程度上，五代割據的所謂歷史影響，對於像宋仁宗“重文辱武”那樣的時期其實很弱了。
之所以“重文辱武”，一方面是文臣權勢太大、皇帝能力太差；一方面是皇帝只為了自己的位子絲毫不顧及歷史責任；一方面“澶淵之盟”後，北宋認為“武將”在對外上的作用已經很低，諾大的百萬軍隊控制好中原百姓就行了，更白的話說就是“武將的存在價值比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