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蒙德·卡佛
“那是謊話。”我的妻子說，“你怎麼能相信這種事？她只是眼紅，沒別的。”她頭一甩，眼睛盯著我不放。她還沒脫下帽子和外套，因為受到指責而紅著臉。“你相信我的話，不是嗎？你當然不相信那件事吧？”
我聳聳肩，然後說：“她幹嗎要撒謊？對她有什麼好處？她撒謊能得到什麼？”我感覺不自在，穿著拖鞋站在那兒，兩隻手一張一合，多少感覺有點荒唐，還有點表演的意思。我並非生來就會扮演審問者角色。我現在希望這件事從來沒有傳進我的耳朵，一切都會像從前一樣。“按說她還是朋友呢，”我說，“我們倆的朋友。”
“她是個賤貨，那就是她！既然是朋友，不管交情有多淺，就算點頭之交呢，你都不會想到會講這種事，這樣一個赤裸裸的謊話，對吧？你真的不能聽了就信。”她因為我的愚蠢而搖搖頭。然後她解下帽子，脫下手套，把什麼都放到桌子上，又脫掉大衣，搭在椅背上。
“我知道該相信什麼，”我說，“我想相信你的話。”
“那就相信吧！”她說，“相信我——我只有這樣的要求。我在跟你說實話，這種事情上我不會撒謊。哎，好了，說這不是真的，親愛的，說你不相信。”
我愛她，想把她攬過來，抱著她，跟她說我相信她的話。可是那個謊話——如果是謊話——已經橫亙在我們之間。我走到窗前。
“你得相信我的話，”她說，“你知道這樣挺傻，你知道我跟你說的是實話。”
我站在窗前，俯視著緩緩移動的車流。我抬起眼的話，能看到窗玻璃上我妻子的映像。我是個心胸寬廣的男人，我告訴自己，這件事我能解決。我開始考慮起我的妻子，我們的共同生活，考慮起事實對虛構、誠實對偽裝、假象對現實。我想到了我們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放大》，想起了咖啡桌上的列夫·托爾斯泰傳記，想到了他所說的關於真相的話，以及他在舊俄羅斯引起的動靜。後來，我又回憶起很久以前的一個朋友，是我上中學三四年級時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從來不說實話，說謊的毛病由來已久，而且從未改掉，卻又是個討人喜歡的好心腸人，在我生命中有兩三年之久的一段艱難時期，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往昔歲月裡，發現這個說謊成癖的人，讓我喜出望外，有了這一前例，有助於解決我們的婚姻中出現的危機，這場婚姻直到如今還是幸福的。這個人，這位酷愛說謊的人，真的可以證實我妻子的理論，即世界上有這種人，我又感到高興了。我轉過身說話。我知道我想說什麼：對，沒錯，真有可能是這樣，這是真的——人們可以而且真的會撒謊，無法控制，也許是下意識，有時是病態地，也不會考慮後果。然而就在那時，我妻子坐到沙發上，用手捂住臉說：“是真的，上帝原諒我，她跟你說的全是真的。我說我對那一無所知，那是撒了謊。”
“真的嗎？”我說。我坐到靠窗的一張椅子上。
她點點頭，她一直用手捂著臉。
我說：“那你幹嗎要否認？我們從來沒有互相撒過謊，我們不總是互相說實話嗎？”
“對不起。”她說。她看著我搖搖頭。“我那會兒覺得丟人，你不知道我那會兒感到多丟人，我不想讓你相信那種話。”
“我看我能理解。”我說。
她踢掉鞋子靠在沙發上，接著又坐起身，把羊毛衫拉過頭頂脫掉。她把自己的頭髮拍好，又從盤子裡拿了一根菸。我為她點菸，看到她修長而蒼白的手指和她修剪得漂亮的指甲，一時讓我吃了一驚，就好像我從新的角度，不知怎麼更具揭示性的角度看到了這些。
過了一會兒，她抽了口煙說：“你今天過得怎麼樣，親愛的？也就是說總的說來。你明白我的意思。”她用嘴唇噙著煙，站了一會兒來脫下裙子。“哎？”她說。
“湊和吧。”我回答道，“下午這裡來了個警察，帶著搜查令，信不信由你，來找以前住在我們這條走廊上的一個人。公寓管理員自己打電話說三點到三點半會停水半小時搞修理。想一想事實上，警察就是在他們停水時來了這兒。”
“是嗎？”她說。她手放在臀部伸了個懶腰，然後閉上眼睛，晃了晃那頭長髮。
“我今天把托爾斯泰那本書讀了一大半。”我說。
“真棒。”她開始吃什錦堅果，用右手一顆接一顆往她張開的嘴裡扔，同時左手還夾著香菸。她不時抽空停下來，用手背擦擦嘴唇，抽兩口煙。這時她已經脫掉了內衣褲。她把腿蜷在身下，窩坐在沙發上。“怎麼樣？”她說。
“他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我說，“他很不簡單。”我的血液開始加速，手指有了刺痛感，可是我也感到虛弱。
“來這兒，我的木齊克。”她說。
“我想聽聽事實。”我有氣無力地說。我這時四肢撐地，地毯上軟軟的、富於彈性，毛絨絨的，讓我感到興奮。我慢慢爬到沙發前，把下巴擱在一個坐墊上。她用手撫摸了一遍我的頭髮。她還在微笑，鹽粒在她飽滿的雙唇上微微反光。可是我看著時，她眼裡湧上一種無以言狀的悲哀，儘管她還在微笑著撫摸我的頭髮。
“小帕夏，”她說，“來這兒，水果布丁，它真的相信了那個下流女人的話，相信了那個下流的謊話？過來，把頭放在媽媽的胸脯上。對了，現在閉上眼睛。對了，它怎麼會相信這種事？我對你失望啊，真的，你瞭解我，不至於會那樣嘛。對有些人來說，撒謊就是一種娛樂。”
譯：孫仲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