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邊境”是個充滿矛盾的詞。在人們的浪漫想象中，邊境是人跡罕至、蒼茫古老的自然秘境。然而，現實中的槍炮聲與哭喊聲打破了幻想，控訴著脫韁的人類暴力。居住在中心的人願意相信邊境是一條靜默延展的線，但來自邊境的故事卻一直在說：事實並非如此。
希臘、保加利亞與土耳其的國境線在巴爾幹半島東部邊緣交會聚攏，這裡曾是冷戰時期歐洲最南端的“鐵幕”，如今又成為阻擋中東難民逃往歐洲的高牆。2015年，一名敘利亞兒童難民溺亡於地中海的照片曾將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這個主流視野外的邊陲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邊境線上的故事再次被遺忘。在《邊境》一書中，保加利亞作家卡帕卡·卡薩波娃批評道，“我和其他普通歐洲人一樣，和這條邊境上三個國家的城市精英們一樣，對這片區域抱有一種集體性無知。”
卡薩波娃出生於保加利亞首度索菲亞，蘇聯解體後的第二年，她跟隨家人移民海外。成長於冷戰後期與柏林牆倒塌之際，邊境所象徵的禁忌與叛逆對卡薩波娃而言有著異乎尋常的魅力。離開故土近二十餘年後，她重新踏上這條邊境，嘗試記錄下自己在旅途中遇見的人與他們的生活，直面邊境的故事。
在卡薩波娃看來，權力往往在邊境獲得具體的形態相貌。冷戰結束後，曾經“堅硬”的邊境在希臘與保加利亞之間變得“柔軟”起來，而兩國與土耳其接壤的一側卻獲得了一種新的“硬度”，將中東難民阻絕在外。
不過，這種新的“硬度”在哪種意義上為“新”還值得考量。冷戰在名義上隨蘇聯解體宣告結束，而冷戰思維下的意識形態對峙卻未能被及時清算，時至今日依舊在全球各地挑起爭端、混亂與衝突。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卡薩波娃筆下的巴爾幹邊境從未等到過寧靜，世界的每一次劇顫都在這裡留下貧困、死亡、流離失所的陰影，邊境線上的故事也是世界的縮影。誠如卡薩波娃所說，“我們誰也無法逃脫邊界的羈絆，它存在於自我和他人之間，意識與行動之間，夢境與清醒之間，生與死之間。”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日前出版的《邊境》中節選了部分章節，與讀者一起沉思柏林牆倒塌之際，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兩側的反覆無常。
話語之間的女孩（有刪節）
文 | 卡帕卡·卡薩波娃 譯 | 馬娟娟
我愛我的祖國。
我在她高高的樹枝上盪鞦韆；
我躺在她的監獄裡。
沒有什麼東西，
能像祖國的歌和菸葉一樣，
減輕我的憂鬱。
——（土耳其）納奇姆·希克梅特
埃迪爾內喜力酒店的屋頂上風很大，我每天站在這裡都能望見牧羊人趕著羊群穿過公路，翻過一座座小山頭。公路從伊斯坦布爾出發，一直通到保加利亞和希臘邊境的檢查站。我在這裡結識了一對夫婦，他們是萬茨的朋友，女的叫艾莎（Ayshe），男的叫艾哈邁德（Ahmed）。
我們約在屋頂平臺共進晚餐，空蕩蕩的飯店顯得格外安靜。然而飯店裡並非沒有客人——我坐在鋪著白色桌布的餐桌前，另一張桌邊是個一臉迷茫的退休荷蘭人，他像一個從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說中走出來的人物，穿著一身亞麻衣衫，看來要去遊歷東方。
夫婦倆在一起看起來像電影明星和保鏢。艾莎身材修長，腳蹬一雙讓她頗不自在的高跟鞋，穿著剪裁講究的褲子。她顴骨高高的，綠色大眼睛的下方邊緣抹著些許眼影，除此之外，臉上絲毫不施粉黛。她的面龐很吸引人，彷彿一汪平靜的湖水能舒緩人的痛苦。艾哈邁德生得魁梧壯實，一副腳踏實地的樣子，看臉並不像上了年紀的樣子，當然他還不到40歲。然而，這張臉已經沒有了青春的光彩。他倆落座後點起兩支細長的雪茄，要了一瓶土耳其水果燒酒。這種酒散發出茴香的味道，只要滴一點水進去就會變成白色。
“要你們這兒最好的菜品。”艾哈邁德霸氣十足地用土耳其語對一旁轉悠的侍者吩咐道。他從小生活在斯維倫格勒以西的菸草種植區，但這段童年生活後來戛然而止。因此在我聽來，他的保加利亞語說得有點兒生澀。
他5歲開始跟著全家人一起摘菸葉。
“你天不亮就得開始摘，有時候晚上也摘。因為大清早的露水會讓菸葉粘在一塊兒，我的手指總是被劃破。那時候，八個孩子穿一雙鞋。你知道那種貧窮是什麼滋味嗎？”他向前傾過身子，我順勢靠在椅背上，沒想到他會這麼激動，但艾莎依然溫柔地看著他。
艾莎夫婦和埃梅爾一樣也是土耳其人，但保加利亞才是他們的祖國。他們的經歷是保加利亞穆斯林這部大歷史的一個縮影，從中根本看不到什麼民族主義。他們的命運和東方菸草一樣，幾乎不為人所知。
1960年代之前，保加利亞一直是世界頭號菸草出口國。這種菸葉因其固有的香味而被稱作東方菸草。傳統上，穆斯林種植菸草，基督徒種植葡萄。百多年來，菸草業一直是保加利亞經濟增長的動力。1989年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被迫離開故土，這個行業連同水果和蔬菜種植業在一夜之間垮塌，甚至沒人收割地裡豐收的果實。
“但我很想念那段日子。雖然在保加利亞，他們叫我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他們叫我保加利亞人。我到底是什麼人，你告訴我！”
艾哈邁德“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虎視眈眈地盯著我。他一會兒柔聲細語，一會兒咄咄逼人，但他略微浮腫的雙眼裡始終有一種東西——憂鬱。甚至在他平時當著老婆的面自誇在女人堆裡是個萬人迷時，也是一樣。侍者端來海鮮和一大籃子麵包。艾莎和艾哈邁德不緊不慢地啜著酒，彷彿要麻醉自己一般。最終，艾哈邁德打開了話匣子，有些童年記憶中的語言他已經想不起來，只好用土耳其語代替。艾莎則在一旁翻動著自己盤子裡的沙拉。
“1989年夏天，軍隊來人說，給你們三天時間撤離。我父親一直絮叨叨的，錢沒了，房子也沒了。”艾哈邁德繼續講他的故事。
錢留在國家銀行，房子只能賤賣處理。多年以後，艾哈邁德一家返鄉購回了自己的房子——支付了雙倍的價錢。但艾哈邁德說，這樁買賣做得很值，那裡有我們的記憶。無論如何，東西樣樣都在。
家裡的老人最終都回到保加利亞的村子，重新適應國外——土耳其——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壓力實在太大。這種情況導致本不平常的邊境地區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離散家庭。
“我們把東西裝上一輛拉達車和一輛貨車。”
艾哈邁德一家人加入了南下的行列，一路上排滿了堆著大包小包的汽車、卡車、行人和馬車。馬車是人拉的，就像加爾各答的人力車一樣，因為國家不允許大家帶走馬、牛，甚至寵物——一切都在禁止攜帶之列。人們為自己，為牛、狗、貓、山羊而哭泣落淚。有人射殺了自己的寵物，有人舉槍自盡。然而僅僅數月之後，柏林牆倒塌，冷戰突如其來地結束了。
我很想把驅逐保加利亞土耳其人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在波黑實施的暴行作個比較，因為二者都企圖喚出“土耳其之軛（Turkishyoke）”的幽靈，想從愚蠢至極的時代錯誤中尋找理由。然而二者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像病毒一樣在南聯盟的外表下潛伏了數十年，一旦獲得再生便釀成了戰爭。南斯拉夫戰爭的本質是領土擴張，而保加利亞的種族清洗則是另一樁人類犯下的愚蠢罪行。
“我們鎮上有個鄉鄰，”艾哈邁德說，“他既不是土耳其人，也沒有遭受任何壓迫，但他上吊自殺了。因為他對鄰居們的種種遭遇，實在厭惡至極。”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保加利亞是歐洲各國中本土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他們不是德國土耳其人那樣的新近移民，而是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好幾代的土生土長的土耳其人，是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數百年中民族融合的產物。雖然在奧斯曼帝國撤離巴爾幹地區的最初幾年裡，已經有大批土耳其人在歷次主動或被迫的遷徙浪潮中離開保加利亞，然而冷戰開始時，土耳其人依然佔據全國總人口的8％。1980年代，保加利亞人口出生率低迷，土耳其人的出生率卻呈略微上升趨勢（保加利亞土耳其人的城市化程度較低），在全國人口中的佔比逼近10％。那時，當權者爭論的問題是：如果二十年後“他們”從數量上超過“我們”，該怎麼辦？
政治局為這個偽命題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給土耳其人改名，讓他們改信基督教，關閉清真寺（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當時所有地區的清真寺已經關門）。要趕在“他們”同化“我們”之前，先將“他們”同化。無論如何，“他們”不是也曾搞過“伊斯蘭化”嗎？ 1986年，國家動用最一流的宣傳手段掀起了一場改名運動。其實當權者完全可以採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作品中的語言來對付自己的人民。然而，奧威爾的書當時在保加利亞是禁品，官員們的閱讀視野相當有限。例如，他們強迫人們把土耳其和阿拉伯名字改成斯拉夫名字，甚至還讓死者改名；他們褻瀆穆斯林墓地，國家安全機構實施暴力和強姦——所有這些都被稱作“復興運動（Revival Process）”。相對於19世紀保加利亞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解放運動而言，這簡直是個莫大的諷刺。現在輪到保加利亞土耳其人回憶他們的“真正”來歷了。之後，波馬克人（Pomaks）和羅多佩人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但與土耳其人不同的是，波馬克人根本無處可去。
事實上，保加利亞土耳其人只是貌似有家可歸。雖然土耳其給他們發放護照，狠狠表現了一番，但其實這個國家當時已經問題成堆，根本沒有能力養活這些人。在一張當年留下來的照片上，一大群初來乍到、精疲力竭的人衝著鏡頭舉著嶄新的土耳其護照。這張照片顯然是按照要求擺拍的，從他們的臉上分明能看見憤怒、眼淚、憂傷和迷惘。他們的悲劇成為冷戰中兩國之間的一場得分競賽，而實際上其中任何一方都是輸家，只是有些人失去的比別人更多而已。
對於保加利亞而言，這場針對土耳其族人的仇恨運動有點像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之於阿根廷軍政府。它讓一個正在走向衰落的警察國家轉移了大眾對現實問題的關注：經濟潰敗，商店關門，一貫性地沒有人權，環境問題，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之風等。少數族裔一向很容易成為犧牲品。
一夜之間，艾哈邁德成了阿森（Assen），艾莎成了阿西婭（Assia）。
保加利亞土耳其人發起了一場抵抗運動，結果釀成了數起公共性恐怖事件，被稱作“五月事件”。雖然恐怖分子的名字從未曝光，但其實他們正是政府當局。之前我在邊境遇到一名希望從聖瑪麗娜泉尋求贖罪的年長警衛，他所在的部隊曾經接到指令，去“清洗（liquidate）”（他用了這個詞）一個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他們是企圖在官方開放邊界之前越境的土耳其人——據說他們在皮帶上綁了手榴彈。就在我邂逅兩個警衛的崗亭附近，士兵們在空地上包圍了父子三人。
“扣動扳機前，我看了他們一眼，”警衛說，“三個人都很魁梧，這讓我們費了半天勁才把他們弄出林子。結果他們身上根本沒有手榴彈。而我心裡一直在想的是，他們的母親。”
我也一直在想那個母親。
當局最後靈機一動，宣佈不願意參與“復興運動”的人可以去土耳其“休長假”，可以為他們開放與土耳其接壤的邊境。此時，對於成千上萬迷茫的人來說，通往土耳其的道路雖然荒無人煙，但看起來卻是唯一的選擇。
那一年，艾哈邁德13歲。“那條路上黑壓壓的全是汽車。每個人都在哭泣，在抽菸。我們能去哪兒？路的盡頭，就是那裡。去土耳其，他們說，你們是土耳其人。但土耳其到底什麼樣，誰也不知道。”
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人們既沒有遷徙自由，也沒有信息自由，我們住在索非亞很難了解農村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還記得，有一次電視里正在播放經過粉飾的有關保加利亞土耳其人“休長假”的節目，我母親看著看著就哭了，因為她從那些被放逐的人、從堆放在馬車上的床墊和電視機上看出了事情的真相。但我父母的朋友中，有些人並不這麼想。索非亞知識階層的客廳成了爭論場。許多人全盤接受政府的宣傳，《掠奪的大地》（Time of Violence ，又譯《殘暴的歲月》）是當時人們必看的一部電影。令人困惑的是，它至今仍是保加利亞最叫座的影片，從中可見人們對被篡改過的往事有一種神經質的痴迷，而隔壁殺氣騰騰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正是被這種癖好所驅動。如果說這部電影的名字還讓人有點想象餘地的話，那麼其情節可謂終結了一切。影片虛構地描繪了一場17世紀發生在羅多佩地區的伊斯蘭化運動，用最出色的演員、煽情的音樂和頗具穿透力的場景炮製了一個困擾人一生的噩夢。影片場面宏大，傳遞的信息卻很簡單：好人（保加利亞基督徒）都很英勇，他們的女人很純潔；壞人（土耳其人）都是剃光頭髮的虐待狂，他們身邊是啃著果仁蜜餅（baklava，一種土耳其食物）的壞女人。片中的主要反派人物是個出生於基督教村莊的土耳其士兵，他用鮮血和利劍改變了整個村莊。觀眾們囫圇吞棗地享受著影片帶來的自虐般快感，由此而生的集體性自怨自艾則使驅逐土耳其人變得順理成章。
艾莎和姐妹們都不會說土耳其語。直到警察前去敲門，她們才發現自己竟然是“土耳其人”——不由得讓人聯想起猶太人的黃色六芒星。這是二戰以後歐洲規模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34萬人連同他們的家庭和未來遭到自己國家的驅逐，他們的身體備受摧殘。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和平年代。
艾莎全家離開保加利亞的那年她8歲。她的父母在遠離家鄉的一座工業城市的水泥廠上班，全家人住在國家配發的公寓裡。重工業縮短了許多工人的壽命。改名運動剛剛掀起的時候，艾莎的父親便死於癌症，他去世時正好是她現在的年紀。艾莎的母親把所有東西裝上車，放上三個女兒，加入了通往檢查站的長隊。她們沒有汽車，花了好幾天時間才到達邊境。
進入土耳其後，有一部分人立刻和大家告別——他們可以到土耳其的親戚家慢慢適應環境，比如埃梅爾和她的父母（他們也得先上土耳其語言學校）。埃梅爾的哥哥卻沒有走。
“他認為，我們遷居國外簡直是瘋了，”埃梅爾說，“可是現在我很開心，自己是在這兒，而不是在那兒。除了男人的問題。你能想象嗎，在土耳其做個單身女人有多難？”
其他人最終也相互告別了——他們接受過良好的社會主義教育，包括女人在內，就業率很高。一個國家的損失最終變成了另一個國家的所得。然後，只剩下了艾莎和艾哈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