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院士的英語，李蘭娟院士的紹興話
最近幾天，高福院士、李蘭娟院士又分別在鏡頭上露面了，他們一個全程“飈英語”，一個全程“紹興話”，引發了眾多網友的熱議。
高福院士接受CGTN（CGTN是中國國際電視臺，或稱“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英文簡稱）的採訪，說：“我從未說過不存在‘人傳人’”。
李蘭娟院士的畫面就更有意思了，她是應美國方面的邀請，為美國專家們講授中國抗疫經驗。
和高福院士全程“飈英語”不同，李蘭娟院士全程江浙口音普通話，據能聽出來的網友說，是紹興話，美國方面自己配的翻譯（還得配能聽懂紹興話的翻譯）。
在高福院士接受採訪的時候，一些網友驚呼“英語不好的我，只能看字幕”，並開始強調學習英語的重要性。
在李蘭娟院士“飈紹興話”的時候，又有一些網友說，看到一群美國專家乖乖地聽漢語，還是漢語的方言，這說明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我們做得最出色，掌握了話語權，美方要想學習經驗，就得配翻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既然網友提到了話語權，我們就來論一論，高福院士的英語，李蘭娟院士的紹興話，誰更能體現國際話語權呢？
如果僅僅以這兩者來比較，那當然是李蘭娟院士微微勝出一些，但是，總體形勢都不是太樂觀的。
話語權
話語權，即說話的權力，以及說過話之後的現實影響力。
這個很好理解，如果你在單位是個普通職員，你說“往左走”，單位領導說“往右走”，兩個人同時做出了判斷，這時候應該聽誰的？
當然是聽領導的，那麼領導的話語權就比你強，你說了就不算，你的觀點會被忽略。
還是以高福和李蘭娟兩位院士為例。
高福是接受的CGTN採訪，主題是“他從未說過沒有人傳人”，在這個時間點、這個主題的採訪，而且再聯想CGTN的受眾群體，高福用英語就是很正常的了。
因為國外現在有很多“黑”我們的雜音，我們需要加強對外宣傳，這種時候人家本來就不愛聽、不樂意聽、不想聽、選擇性失明，你說漢語，人家不會主動給你翻譯。
直接用英語，先把語言這一關過了，至於人家播不播、看不看，那不是咱們能決定的了的。
這和李蘭娟院士面對的場景不一樣。
如果是李蘭娟院士這種場景，筆者（超人爸爸說教育）認為，還是應該多使用漢語，在儘可能多的場景中使用漢語，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說，誰會替你去說？
這和英語水平高低沒關係，而且你英語水平越高、地位越高，越應該在更多的場合使用漢語，因為很多情況下，別人把你當成“中國人”，你可能就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
比如我們知道，福西是美國的抗疫隊長，很多媒體一說美國版的“鍾南山”，大家就很好理解，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協調員德博拉·伯克斯博士，看這個頭銜和名字，大家可能雲裡霧裡，但一說美國版的“李蘭娟”，大家就清晰明瞭。
德博拉·伯克斯博士
雖然只是個人，但是他們身上中國、美國的標籤，非常鮮明。
普通人平時學習的時候，英語可能只是交流、學習的工具，但在國與國之間的對話中，語言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國際話語權的體現，就絕不僅僅是簡單的交流工具了。
所以有些網友說的，用什麼語言完全無所謂，是把問題想簡單了。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大使館都得在別人的地盤（推特），用英語與對方“鬥爭”，然而，還是隨時都可能面臨被“封號”的結果。
推特事後稱：封號是因為“技術失誤”，我使館表示：對推特公司所說的“技術失誤”深感遺憾，“言論自由”既不應該被濫用，也不應該具有雙重標準。
唉，雙重標準又不是一天兩天了，言論自由只是他們的自由，當他們需要的時候，連聲都不讓你出。
話語權是要一點一滴、潛移默化地爭奪，並逐漸形成的，總在人家的話語權體系之下，你的聲音自始至終都會很微弱。
如果只能別人“黑”你，你的聲音自始至終都很小，甚至根本發不出來，那這場輿論戰，還沒打就輸了。
再說英語教育
我們當前的英語教學，就是在把英語的地位“神化”。
英語高高在上，重要性甚至還超過了我們自己的母語，就像有位網友說的，考個和英語毫不相關的專業研究生，語文不是必修、必考，但英語卻是，這是什麼邏輯？
在國外長期的輿論薰陶下，再加上不論哪種考試，英語都是必修、必考，讓一些人對英語“蜜汁崇拜”，鼓吹英語“國際通用”，漢語倒成了“晦澀難懂”。
然而即使是這樣聽起來十分可笑的言論，竟然還有8人點贊（那是截圖的時候，現在可能不止了）。
國際通用與否，是靠國家實力競爭得來的，不是靠別人施捨得來的，只要國家實力強，就算語言再“晦澀難懂”十倍，照樣“世界通用”，你信不信？
結束語
現在，我們還是話語權相對弱勢的一方，長路漫漫，大家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