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末，一位中年婦女刑滿釋放，走出被囚禁了26年的牢獄鐵門。她就是當年震驚全國的反特電影《徐秋影案件》中的“殺人主犯”邵玉魁。然而，這是一樁錯案。
這樁因為“疑罪從有”而被作出錯誤判決的殺人錯案，終於在33年之後的1987年，被當初審理此案的法院推翻了。今天，回眸這個歷史錯案的始末，會更加感到建立社會主義法制是多麼重要。
一、經典影片演繹血案奇冤
20世紀50年代，共和國誕生之初，連連推出不少驚險激烈的反特影片，在《英雄虎膽》、《寂靜的山林》、《羊城暗哨》、《天羅地網》等一大批經典懸疑故事片中，更為吸引人們眼球的當屬《徐秋影案件》。
故事是以解放初期在哈爾濱市松花江邊發生的一起兇殺案為主線，描寫一個叫徐秋影的民政局戰勤科科員，在與同事何彬結婚前夜遇害江邊。偵察員們在現場發現了一個軍服紐扣和一個子彈殼。
經查，紐扣是徐秋影前戀人彭放軍服上的。接著，又在彭放處搜出手槍和子彈。據此，認定彭放是兇手。而偵察員汪亮在迷局面前，仍持異議。他又深入偵察，發現徐秋影原來在解放前是一個特務組織成員，後在人民政府寬大政策感召下，產生了棄暗投明的想法。但徐秋影動搖不決，敵人令她蒐集我軍情報，遭到婉拒，最終被誘騙到江邊殺掉。
敵特為掩蓋罪行，轉移視線，又偽造了一些移花接木的假證，企圖把我公安人員引向迷途。偵察員汪亮不為敵特佈下的迷宮所惑，細查蛛絲馬跡，與敵鬥智鬥勇，終將暗藏的特務團伙一網打盡。
影片中不幸的女主角徐秋影漂亮溫柔，影片中有一句當時成為經典的臺詞：“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只能忍受永生不能出芽的痛苦。誰要和我接近，誰就要不幸……”
當敵人判斷她肯定要背叛時，就對她下了毒手。徐秋影在政治上的動搖不定和浪漫的個人生活，使得影片故事充滿錯綜複雜的懸念和趣味性。影片揭露了敵人的殘酷無情，表現了我偵察人員的機智勇敢。
這部偵探影片被評為優秀反特影片。從影片本身來看，也確實是一部可圈可點的經典影片，編導和演員們也是很優秀的。但是，發生在松花江邊上的那宗真實案件，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洗滌，人們發現那是一宗流血的冤案。
“人們，你們要警惕啊！”這是《徐秋影案件》影片發出的吶喊。然而，作為反特教育樣板影片的《徐秋影案件》卻因歷史的誤會，而變成了當事人的一場噩夢。它的發生和演變，已遠離了國家公訴人的本意及被害人的泣血抗爭。
當我們回顧這起案件的真實過程時，無數觀眾感慨萬端的是：在共和國的大廈底下，我們應當加固法制的基石！
二、江畔槍聲
1948年初冬，哈爾濱市松花江畔，寒風蕭瑟，人跡渺然，松花江江面即將冰封。
11月7日黃昏時分，一位漁民朝岸邊眺望，發現有一個像人形狀的物體橫臥江邊，遂划船到岸上細看，竟然是一具女屍。公安局接警後，迅即派出偵察員趕赴案發現場。死者是個20多歲的年輕女人，短髮，穿咖啡色女大衣。
經法醫鑑定：死者已死去多日，死因系其頭部後側中彈而死。從死者的體徵看，沒有搏鬥廝打的跡象，周圍沒有作案後遺留的兇器，可以認定為蓄意謀殺。
公安人員發現子彈從她的後腦穿過，從太陽穴出來，斷定她是在散步時被人從背後近距離用槍打死的。公安人員發現：死者身上帶著譙某的一枚手章和一個小紅皮記事本。除此之外，公安人員沒發現任何其他東西。
通過查找屍源，發現死者即是其親屬一週前報案失蹤的趙潔珊。對於這樣一個神秘遇害的年輕女子，警方的第一個疑點是情殺。
很快，對趙潔珊有過愛慕之心並先後向其求婚的李××、劉××、張××等幾位男士進入了公安人員的視線。但經反覆詢問和嚴密調查，這幾個人都沒有作案時間和條件。
在死者身上留有印章的譙某是趙潔珊文教局的同事，是她比較鍾情的男人。公安人員找到譙某，他回憶說，趙潔珊在被害前，時常緊張不安，經常談到死。她說：“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只能忍受永生不能出芽的痛苦。誰要和我接近，誰就要不幸……”這句話被原版搬上了銀幕。
譙某還說：“有一次，他們在街上散步，迎面來了三個人，她突然緊張起來，拉他躲進一家電影院。他問怎麼啦？她說：‘你現在不要問，而且沒有權利問，過些日子我就可以告訴你了。’”
趙潔珊的父親也曾收到過兩封匿名信，字跡潦草，口氣下流。說他的女兒亂搞男女關係，喜新厭舊，要讓她不得好死。
在趙潔珊被殺後，市公安局司法科做了大量的偵查工作。但線索太少，查無所獲，不得不將此案擱了下來。於是，這起被疑為情殺的重特大持槍殺人案沒有了頭緒，只好作為懸案擱置起來。
案發三年後的1951年底，死者趙沽珊的父親趙富瑞給市政府寫了一封上訪信，要求公安部門早日破獲女兒被人謀殺的積案，市政府領導批示給公安侷限期偵破。
時值全國各地正在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公安局立即組成了“乙號案件偵破組”，專門負責偵破趙潔珊被殺一案。偵破組行動了。
偵察員曾在趙潔珊身上的衣兜裡發現了一個筆記本，其中夾了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寫了一行鋼筆字：“水道街10號、工廠街25號。”
警方對紙條上的這兩個地址進行偵察後發現：這是兩條街通往同一家的前後門的門牌號。它的前門是水道街10號，後門是工廠街25號。這戶人家的戶主叫邵植華，他的女兒是和趙潔珊同在原國民黨“哈爾濱婦女協進會”裡一起共過事的邵玉魁。
在深入展開的調查中，警方發現邵家有著非常複雜的家庭政治問題：邵玉魁的大弟弟邵連魁和小弟弟邵亞魁都曾是國民黨兵，邵玉魁的妹夫李子和還是國民黨特務劉精一發展的情報員。該人於1948年10月已隨同敵偽新7軍向我東北民主聯軍投誠。
更為關鍵的是：邵玉魁的父親邵植華曾向市工商聯合會上交過一支新三號擼子。槍證標明該槍配有15發子彈，而邵植華上交該槍時，只有未加查詢和說明的14發子彈。法醫鑑定的趙潔珊屍檢報告上，死者頭部槍口就是三號擼子的子彈所致。有鑑於此，專案組感到案件有了實質性的突破，離罪犯落網不遠了。
電影《徐秋影案件》劇照
三、飛來橫禍
1954年5月中旬陰冷的一天，哈爾濱市民政局文書邵玉魁頂著風趕往哈爾濱王崗車站，她要去瀋陽參加東北局召集的建政工作座談會，並負責給本局王科長做會議記錄。她上了車，還沒坐穩當，兩名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她面前，亮出一張逮捕證，說：“你被逮捕了！”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一幕，邵玉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意想不到的厄運真的就像天上的隕石那樣，砸到了她的頭上。
在連夜進行的審訊中，邵玉魁得知：自己攤上了人命官司！
問：“你認識趙潔珊嗎？”
邵玉魁對趙潔珊豈止認識，兩個人壓根就是親密的朋友。邵玉魁和趙潔珊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作為知識婦女，一起加入到國民黨的“哈爾濱婦女協進會”，在協會里均為副主任委員，既是同事更是朋友。
1946年春天，東北民主聯軍進駐哈爾濱，原“婦女協進會”的大多數職員均被留用並重新分配了工作。邵玉魁和趙潔珊同在一個單位的大樓裡工作，並且在單位組織的文藝演出活動中，一起登臺唱歌、演戲，關係十分親密。
問：“趙潔珊是怎麼死的？你要老實交代！”
審訊輪番進行。邵玉魁懷有8個月的身孕，她實在受不了。她想：“自己如果堅持下去，肯定會把身體搞垮，孩子也保不住了。如果招認了殺人罪名，自己懷有身孕，不會被馬上槍斃，這能讓孩子保留下來。”
一宗折騰了多年的懸案，終於有了“突破”。一個脆弱無助的女人，為了給胎中的孩子留下問世的機會，竟然招認了殺頭之罪。
辦案人員拿到了口供，長長地鬆了一口氣。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在當時的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由於“罪犯”邵氏家族與國民黨有染的政治背景，這起兇殺案被認定是特務謀殺案。破獲此案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有代表性的重大勝利。於是上級為偵破這一案件召開了慶功大會，對辦案人員進行表彰獎勵。
當時的《哈爾濱日報》和《人民日報》都在主要版面，用整版篇幅詳盡地對此案進行了報道。邵玉魁等一小撮“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謀殺罪行”一時間轟動全國。
接著，黑龍江的一位作家把“邵玉魁謀殺趙潔珊”一案寫成了電影劇本《徐秋影案件》，長影組織了攝製組和優秀演員，很快就把此案搬上銀幕。
四、亦真亦幻好睏惑
辦案人員推理認定：邵玉魁家可以說是特務基地。而趙潔珊也是國民黨婦女協進會的副主任委員，雖然解放後留用了，但其本質上還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因為，在對趙潔珊遺物的查找中，發現了趙潔珊抄錄過魯迅先生所寫的《無花的薔薇》中痛斥時政的句子。辦案人員通過想象推斷：這是趙潔珊藉此發洩對人民政府的不滿。因而認定：她也是和邵玉魁一夥的，也是國民黨特務劉精一發展的成員。
那麼，為什麼這幾個特務要自相殘殺呢？專案組又是經過推理分析：在我方對反動勢力強大的政治攻勢下，趙潔珊可能動搖了，不想當特務了，想棄暗投明，並被同夥所察覺，因而遭到暗殺。
辦案人員按照這個思路作出分析、判斷後，將邵玉魁的親兄弟邵連魁、邵亞魁和妹夫李子和一併逮捕，分頭進行突審。在攻勢凌厲的突審中，嫌疑人作出了“認罪”的口供。
案件告破，邵玉魁等人被投進監獄。她生下孩子之後，懷著一線希望給市法院寫了申訴材料，否認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特務罪名和殺人罪行。上訴材料受到了法院的重視。
1956年6月中旬，經黑龍江省高級法院複查後，對“邵玉魁乙號案件”以“不符合法律程序”的理由予以駁回。接著由哈爾濱市檢察院、市法院和市公安局組成了聯合檢查組，對邵玉魁“乙號案件”進行調查。
為了對上級司法機關的意見和邵玉魁的申訴作出真實負責的回答，調查組去了被原專案組忽略的長春市，在那裡詳盡查閱了被我繳獲的國民黨保密局東北地區檔案，查出了特務劉精一屬下的特務成員名單。
但是，名單上根本沒有邵玉魁、邵連魁、邵亞魁和趙潔珊的名字。調查組在案卷複核中還發現：邵玉魁姐弟三人與李子和所作的罪行供述存有諸多的不同之處，在一些關鍵細節上相互矛盾。
特別是在邵玉魁與李子和“槍殺”趙潔珊的詳細時間、精確位置、開槍的動作和逃跑的路線上都不一樣，相互之間不能形成定案所必備的證據鏈條。最初，辦案人員認定邵植華上交的手槍少了一粒子彈，就是用於槍殺趙潔珊的。可是調查組感到：如果事實是那樣的話，邵植華在事後主動向上級交槍，那豈不是自投羅網、上門送死嗎？
針對複查中發現的諸多重大紕漏，聯合調查組感到這是一起非同小可的錯案。在調查結束後，認真寫出了詳細的調查報告，認為：“乙號案件缺少證據。”
案件缺少確鑿證據，不能形成證據鏈條，以當今人們的法制常識來看，都知道：這是絕對不能認定犯罪事實的。如果在法庭上出現這種情況，應該當庭宣告證據不足，嫌疑人不能構成犯罪。所以，當時的法院一位副院長看完調查報告後，義憤地斥責道：“不能捕風捉影，好大喜功，讓無辜的百姓蒙冤！”
儘管蒙受冤屈的當事人一直上訴，儘管司法機關的聯合調查組作出符合事實的調查，但在社會主義法制並不健全的當時，想要推翻一件已有定論的案件仍是難乎其難。
當時，一位負責人就曾出面說：“這個案件的影響已波及全國，各大報紙上登過，連環畫畫過，書也出過，還拍過電影，輕易地推翻好嗎？”
市公安局一位參與辦案的副處長也大發雷霆，說：“邵家姐弟自己都承認殺死了趙潔珊，他們沒殺是誰殺的？”
在隨後開展的1957年全國“反右派”鬥爭中，在“乙號案件”上，因為“階級立場問題”而遭到批判和株連的幹部，竟然多達200餘人。後來，對“乙號案件”的是是非非再也沒有人敢吭聲了。
1959年春季，哈爾濱市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邵玉魁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邵玉魁的大弟邵連魁和其妹夫李子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邵玉魁的小弟邵亞魁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隨後，邵玉魁的男人和她離了婚，帶著孩子走了。錯案致使邵家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五、終有春風驅浮雲
1981年12月，在高牆內度過了26年鐵窗生活的邵玉魁，刑滿釋放走出牢獄的大門。當邵玉魁呼吸到大地上第一口自由而新鮮的空氣時，她覺得自己終於等到了冰雪消融的春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全會如春風化雨，溫暖著神州兒女，歷史上所造成和遺留的各種冤假錯案，都被黨和政府納入視線，一場史無前例的平反工作在全國各地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了。邵玉魁感到，自己雖然得到了自由被釋放出獄，但“殺人罪”的冤案並沒有得到平反，死去的親人仍然含冤九泉。她決心為自己和親人討回公道與尊嚴，於是一封封申訴信像雪片一樣飛向省委和相關的政府機關。
像邵玉魁這樣的全國知名大案的當事人喊冤叫屈，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改革開放後的黑龍江第一屆省委、省政府和政法機關的關注。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此案向省委領導作了三次專題彙報。省委書記李力安、省政法委書記趙德尊作了親筆批示，要求政法機關尊重事實，依法調查上訴人的申訴。
這一次的徹底複查從1982年夏季開始，到年底便拿出了複查意見。複查意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地指出：“1955年審結的‘乙號案件’，是一宗缺少確鑿證據的冤假錯案，應給予改判。”
因為這是一起年代久遠、影響廣泛、已經執行的重特大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本著對法律、對歷史和當事人負責的原則，認真進行了反覆、過細的審核。
198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對“乙號案件”所作的改判：“對邵玉魁宣告無罪，撤銷對邵連魁、李子和的死刑判決，對李子和按國民黨投誠人員對待。”
一宗迷霧繚繞的錯案——“徐秋影案件”，終於以邵玉魁等人無罪的事實真相，告白於天下。 至於趙潔珊到底是誰殺的，為什麼殺死她，至今也沒搞清楚，也許永遠是個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