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貞觀之治”是中國封建社會中首屈一指的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之盛世，至今還為人們津津樂道。而唐太宗李世民作為“貞觀之治”的領袖，其求賢若渴、虛心納諫、愛惜百姓、儉樸自律······許多生動感人的事例見諸史冊，千百年來他被人們稱為“千古一帝”，歌頌之詞數不勝數。
然而，他終究不是聖人。更有些人直接稱他為“悖逆兇徒”，為爭權奪利，不惜殺死長兄胞弟，威逼親父，實現自己的野心。依常理而言，越過封建的底線，對待這樣不忠不孝之徒理應追究罪責、遺臭萬年。
可歷史最終的演繹結果卻是——一個奪位的兇徒成了流芳百世的明君。最壞的傢伙和最傑出的皇帝居然是同一個人，許多人問了，到底應該怎麼看待李世民，怎麼破解李世民之謎呢？
李世民雕像
在作者看來，李世民及“貞觀之治”的出現絕不是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如果單純的從當時“社會基礎、經濟結構、政治條件”等等方面來解讀李世民多半會南轅北轍，強為主觀。畢竟歷史演進到唐初，我們不能說這裡必定要出一個歷史罕有的傑出皇帝，不能說在唐初那樣的環境中，李世民就只能成為一個好皇帝，不能說在殺兄逼父的結果後，他就必然洗心革面。（當然，也不是說這些沒有影響。）
或許，李世民只是一個封建社會體制中的偶然。本來就封建體制而言，皇帝擁有集天下權力於一身的神仙光環，不可能冒出一個像李世民這樣不怕當眾出醜、頻頻向臣子認錯的皇帝，試想歷史上還有這樣的皇帝？論秦皇漢武、還有宋祖，哪一個不是要面子的主？
實話說，別說皇帝——算了，我們再退一步，不談封建社會，聞過則喜、鼓勵別人給自己提意見、給批評，進而還給予獎勵的，放到現在照樣是一種世所罕有的精神。
那麼李世民他為什麼即使成為皇帝還能做到這一步？人的行為是受心理支配的，我們嘗試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突破。
李世民馬上雕塑——晉祠公園
一、心理背上枷鎖的成大業者
李世民，唐高祖李淵次子，素有大志。公元617年隨父起兵反隋，史稱“晉陽起兵”，次年即618年，建立大唐，進封秦王。其兄為皇太子，其弟李元吉為齊王。本來“立嫡以長”是“禮之正也”，可李世民的野心告訴他不能甘心，於是他陷入極大的心理鬥爭當中。
按照父皇的意思、歷來皇朝的體系安排、封建的宗法制，他絕無繼位的可能。若不加鬥爭，順其自然，不但一生會籠罩在哥哥的影響下，還有可能會被其猜忌謀害。
何去何從？
李世民心理飽經掙扎，舉棋不定。對此，兩唐書多有記載，在此不再累述。
最終李世民選擇了發動政變、篡位奪權。——這是專制體制形成的悲劇性死結。
玄武門之變
雖然成功，可李世民卻背上了沉重的心理枷鎖，明明之前新朝還在譴責隋煬帝大逆不道，宣揚李唐的正義與合法，可現在手足相殘，在世人眼中，他就是隋煬帝再生，弒兄謀父。這是多麼大的諷刺？
由此而言，李世民開創“貞觀之治”的起點其實相當低。
穩定全局後，李世民日益焦慮，他譴責並督促自己，必須一點一滴和隋煬帝剝離開來，以證明自己無錯。物極必反，這副心理鐐銬實在過於沉重，以至於他一言必鑑隋煬帝，每行必反隋煬帝。
貞觀初年，談到國庫糧食儲備時，李世民如此說道:
“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販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凜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這是在向天下人表白，我不是隋煬帝！國庫儲備的糧食只要備足災年的就可以了，其餘的都還給百姓。
貞觀八年,他對侍臣說：
“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
為政方面，隋煬帝越是哪方面表現的昏庸無德，李世民則努力表現得賢德英明。
貞觀初，李世民對侍臣說：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他說隋朝皇帝不聽臣下的建議，一個人說了算，所以二世而亡，朕不一樣，朕以至誠治理天下，能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大事也。朕不是隋煬帝！
隋煬帝經典劇照——富大龍
在對待個人慾望上，隋煬帝驕奢淫逸，李世民則清廉自守。他說：“君能清靜,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在治國方略上，隋煬帝大興土木、窮兵默武，李世民則“安人寧國”，“以農為本”、“不奪農時”，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用人方面，隋煬帝剛愎自用，李世民則求賢若。魏徵、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王圭、李靖、尉遲敬德等一大批德才兼具的文武精英，被委以重任，其中還包括太子李建成原來的親信。這使得貞觀初年進諫和納諫蔚然成風，創造了中國古代史上政治清廉之最。
不得不說的是，心虛的李世民還做了另一個工作——他督促史臣在歷史記錄上做文章，在唐初《實錄》、《國史》中為自己發動政變進行開脫。只是這個行為適得其反，為他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重重的汙跡。
從李世民奪位開始到做出與隋煬帝處處相反的行為，最後篡改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其實在他個人心理中一直都揹負著沉重的心理枷鎖，這個枷鎖箍緊了他，為了男人的野心，為了生存，為了不成為泱泱百姓口中的第二個隋煬帝。
李世民 雕像
二、李世民的人格分析
人格是決定和影響一個人外在行為的內在品質。通過對李世民人格的把握，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推測他的行為。
無疑，李世民是一個成功型人格，所謂成功型人格，其中包含的特點有：決策、執行能力強，深謀遠慮，對於複雜的環境能做出迅速的判斷，並提出創造性的解決辦法等等。
李世民的謀略和頭腦在玄武門之變中體現的非常清楚，其一取“人和”之利，網羅各文臣武將如杜如晦、房玄齡等，並收買了李建成的親信王至，買通玄武門將領呂世衡。其二做足準備，事前，李世民就派出溫大雅鎮守洛陽，還派遣張亮統千餘人結山東豪傑，以備時用。其三，為政變提供藉口，他製造了一系列李建成、李元吉陷害他的事例，比如李建成毒酒案。其四是輿論把握，事實上是李世民主動出擊，殺兄逼父，最後卻成了他屢遭陷害，在眾位大臣的反覆勸誡下才大義滅親。不得不說，沒有老謀深算的頭腦確實做不到這一步。
那麼，李世民這種謀略下的人格是如何養成的？
之前作者寫過一篇《從阿德勒出生順序效應出發，談玄武門之變的必然結果》，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這樣到分析李世民人格。
李世民雕像
次子拼命才能與長子爭輝
在阿德勒看來，次子一般會努力尋求自己的重要位置，他們的人格特徵和行為方式與長子會有很大的差異甚至相反。他從一出生就必須跟長子共享父母的注意與照顧，這是他所不甘心的，在他面前，始終有一個年齡和發展都遙遙領先的競爭者，他必須拿出競賽的精神努力奮鬥，以爭取父母長輩的稱許，這造成了次子通常都比長子有才能，且有可能更成功。
如果長子在某方面表現優越，那他會發展另一方面的才華來抗衡他們強烈的野心，採取凌厲而積極進取的方式，嫉妒、反抗並試圖壓制兄弟。比哥哥小了十歲的李世民，自幼沒有感受到來自哥哥的保護和支持，再加上王朝建立過程中勳業興隆而日益膨脹的權欲，便對兄長的嫡長子身份產生強烈反抗，最終對儲君之位發起爭奪。
相對應，那麼李建成與李元吉是什麼人格呢？
阿德勒
長子李建成：不甘於分權，卻礙於保守
按照阿德勒的說法，長子是父母抱負和野心的第一個承受者，所以這個孩子會經常感到來自父母期望的壓力，不過一般而言，長子也擁有與其位置相應的威信和權力。他們可以深深地感到長子地位的重要性，也經常認為其重要位置與“自己是長子”或“做的最好”是緊密相聯的。
然而等到弟弟妹妹出生後，父母關注的焦點會突然轉向次子，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他被逐下“王座”，會體驗到創傷性的地位下降，會感受到父母關注焦點轉移而帶來的痛苦。阿德勒以三歲為界，如果長子在三歲之前有了弟妹，他們大多是無意識的；而如果次子出生長子已經三歲以上，他們就會對新生嬰兒產生莫名的敵視與憎恨。
另外，在阿德勒看來，因為長子在家庭中有過權力喪失的經驗，所以他在以後的生活中會更安於現狀，強調規則和紀律，在政治上有一種強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 這就不難理解李建成在軍事和政治上時常表現出來的溫和與保守作派。從晉陽起兵到被立為太子之間，從他參與的西河、霍邑、河東寥寥數役來看，與弟弟李世民好用奇兵、直取長安的“勇於有為”相比，李建成在軍事策略方面還是相當持重和循規蹈矩的，扮演的多是防禦、守衛等保障角色。
李元吉人格分析大家可以去作者歷史文章《從阿德勒出生順序效應出發，談玄武門之變的必然結果》中去看，在此便不再贅述。
李世民像
三、動作變形背後的焦慮心理
弗洛伊德認為一些不可思議的行為通常是焦慮的替代品，例如一個人總是不停地洗手，背後一定隱藏著某種焦慮，洗手的行為是減緩焦慮的替代。李世民的一些做法，背後顯然也隱藏著某種焦慮。
其一李世民有些納諫似乎超出了其目的本身。首先是“賞不必賞”。就以貞觀元年12月有人告發魏徵偏袒他的親屬為例，告發後太宗派御史大夫調查，最後沒有實據，但捎話給魏徵，以後再辦這類事的時候，要明確表態，以避嫌疑。
魏徵聽後，上朝反駁。太宗對魏徵說：“吾已悔之。”最後，聽完魏徵一番劈頭蓋臉的駁斥，太宗十分高興，賜絹。這波操作令人看不懂，皇帝要求魏徵避嫌，有什麼不妥？相反魏徵不但不引以為戒，反而強詞奪理。最後皇帝非但沒訓斥魏徵，還進而給予了賞賜，這合情理嗎?
其次是作為大權在握的君主有些時候過於忌憚魏徵。貞觀二年魏徵告假祭掃祖墓回來，問太宗：“大臣們說陛下準備遊玩南山，外面已經整裝待發，您為什麼還不走呢？”
太宗說：“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意思是，害怕你罵我，所以剛才決定不去了。
又有一次,“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這兩件事中的李世民不像是最高統治者，倒像是被父親監視下的小孩子，為什麼？
魏徵
違背常理的行為背後必有焦慮，李世民是一個非常注重名聲的人，他有兩個焦慮：第一時人怎麼評價自己？第二，後人怎麼評價自己？這些心理活動不是我們的臆想，當時的歷史環境、人格特點決定李世民是會這樣想問題的。這種心理還可以從他多次提出要看史官的紀錄中反映出來。
貞觀十七年，李世民對監修國史的房玄齡說要看史官所記史事，史官上書闡述拒絕的理由，太宗不聽，堅持要看，無奈，房玄齡等連忙刪改成《高祖實錄》和《今上實錄》呈上。
寫到這裡，我們可以進行如此總結。
總結
如何改變人們的看法，成為李世民內心的焦慮。這種焦慮促使他有意無意地去重塑自己的形象。想想看，丈夫在朝上被魏徵折了面子，回到後宮發狠要殺了這個“田舍翁”，妻子馬上莊重更衣，然後發一通亞里士多德式的睿智議論，最後成功勸諫。這類事如果他自己不首肯，誰敢寫入國史？
我們讀完李世民的生平不難發現，當殺兄逼父的形象在人們腦海中漸漸淡去，貞觀之治初見成效，賢明君王形象已然確立，焦慮隨之煙消雲散，真實的李世民復活了。貞觀十年以後他的納諫主動性明顯減退。
貞觀十一年，柳范進諫，“上大怒，拂袖而去。”後期乾脆聽不進意見，累次用兵高麗，勝小失大，勞民傷財。“遊獵太頻”，大臣諫阻，太宗反唇相譏。大興土木，建大明宮、飛山宮、玉華宮。為小事將老臣蕭璃、房玄齡撤職、遣回······
李世民特出的心理素質和經歷，使他能為皇帝所不屑為、普通人亦難為之事。走出李世民的心理分析,但願人們因此多了一層對複雜人性的理解而變得更加通達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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