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第一財經記者對筆者9月5日在上海舉辦的倫敦政經——牛津中國論壇2020上所作演講的報道，已經筆者本人審閱。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
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路徑在哪裡？如何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轉化？
在9月5日至6日舉行的倫敦政經-牛津中國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基於中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和短期形勢，分析了為何要提出“雙循環”，以及如何實現“雙循環”。
張明認為，中國過去30年走的是“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的道路，而未來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道路，其要義就是以內循環帶動外循環。
如何形成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張明認為要持續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堅持房住不炒、加速戶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而以新的區域一體化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會成為未來5~10年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他非常看好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以鄭州、武漢、合肥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和以成都、重慶、西安為中心的西三角城市群。
對於外循環而言，張明認為，中國未來要實現內外循環相互促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經略好“一帶一路”，其中關鍵節點是經略好東盟。
當前中國所處的內外形勢
張明認為，中國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速在下降。改革開放前30年的平均增速是10%，而在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不斷下降，目前依然處於探底過程，根據社科院的測算，大概在6%左右。長期經濟增速的下降背後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人口結構的變化。2010年是中國人口結構的重要拐點。從2010年起，工作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開始向下。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必然帶來經濟增速的下行。
第二，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切換。過去10年，中國經濟的主動力從製造業和投資轉向服務業和消費，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增長動力的切換必然導致潛在增速的下降。
第三，從增長效率來看，可以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來刻畫增長效率。2008年這一指標在14%左右，現在下降到6%~7%左右，增長效率的下降也將導致長期增速的下降。
從短期來看，張明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也面臨三重壓力。
第一，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中美博弈可能是未來10年、20年持續面臨的問題，中美摩擦已經從遭遇戰轉化為持久戰。
第二，疫情對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負面衝擊。雖然中國現在抗疫非常成功，但疫情會不會捲土重來並對經濟構成二次衝擊，現在仍有不確定性。
第三，要平衡好經濟增長和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關係。張明談到，今年疫後經濟反彈，貨幣政策在5月份開始邊際收緊，政府近期也加強了房地產調控。其背後的原因是，政府部門擔心，如果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雖然有助於短期增長，但是系統性風險將會再度上升。
在改革開放前40年，中國經歷了3次非常重要的結構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和城市的承包制改革；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第三次是1998年開始的國企改革、商品房改革與加入WTO。
張明認為，改革開放40年，最重要的經驗就是要讓市場機制起作用。今年4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出臺《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意見》，核心就是要促進要素定價的市場化以及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可能是未來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的一個必由之路。
如何建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成為了國內外熱議的一個新名詞。
張明認為，提出“雙循環”的背景在於：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範圍內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崛起，全球化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有所退潮，依靠外部經濟拉動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阻力；而中國體量不斷放大，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想依靠外需拉動內需，也會面臨動能不足的問題。
張明認為，“雙循環”早就存在，只不過中國過去30年走的是“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的道路，未來要構建“內循環為主體、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道路，其要義就是以內循環帶動外循環。
如何形成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張明認為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持續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而要擴大消費則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比如未來5~10年如何進行收入再分配顯得更為重要。
第二，房住不炒會成為長期政策，如果房價繼續上漲，持續擴大的房地產市場將會擠壓消費增長。
第三，戶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必然加速，因為它會帶來農民消費的崛起。
對於外循環而言，張明認為，中國未來要實現內外循環相互促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經略好“一帶一路”。
這次疫情之後，全球生產鏈不確定性增加，未來發展可能是兩個方向：第一，發達國家過去在生產鏈上太依賴中國這一樞紐，他們發現脆弱性太強，因此要尋找替代的節點。第二，全球產業鏈過長，外部衝擊下容易出問題，因此要實現產業鏈的本地化和區域化。未來全球可能有三大產業鏈，美洲一條、歐洲一條、亞洲一條。
張明認為，“一帶一路”大多數的相關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上都要比中國更低一個層級，因此形成了很好的梯度優勢。未來如何更好地經略“一帶一路”和周邊國家，以中國的發展帶動“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發展將尤為重要。
張明認為，在貿易領域，要強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作用，構造國際版雁陣模式；在金融領域，要推進以培養真實需求為核心的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在開放領域，要把自貿區、自貿港做實；在機制領域，既要利用好全球老多邊機制，也要做好中國主導的新多邊機制。
區域經濟一體化將創造新增長極
張明認為，讓要素自由流動與聚集，這必然會導致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以新的區域一體化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會成為未來5~10年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
具體而言，張明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是中國區域一體化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同時在金融和創新領域有很強的競爭力，被稱為“中國硅谷”，並且有香港和澳門兩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配合；長三角地區是區域內部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江蘇的國有經濟比較強，浙江民營經濟比較強，長三角也是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結合比較好的區域。京津冀虹吸效應最強，區域差距最大，北京有著典型的總部經濟特徵，同時在科創方面有獨到優勢。中部城市群中的鄭州、合肥、武漢是大通道，是高鐵的最大受益者，是連接其他四個區域的中樞，也是國內先進製造業從長三角往後遷移的核心節點，比如武漢是中國典型的汽車城。西部三角的科研、教育相對發達，同時人均人力資本成本比其他區域低，可以更好地承接東部產業的擴散。
從一體化角度來講，這五個區域內部的核心城市之間又形成互補，比如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州、深圳、佛山，長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每個城市群都有一個城市金融相對更發達、一個城市制造業相對更發達、一個城市科研力量相對更發達。
他認為，這五個區域各有發展稟賦，相互之間也有梯度優勢，未來它們會成為引領中國增長的五大增長極。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成以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為第一梯隊，中部三角、西部三角為第二梯隊，其他區域為第三梯隊的國內版雁陣模式。
張明認為，允許要素聚集可能會帶來新一輪地區發展差異，但如果“雙循環”成為未來發展方向，即使出現地區差距，先行地區發展好之後，會發生產業的擴展、經濟的擴散，加上政府有目標的轉移支付政策。這些機制將帶動後進地區的發展，推動中國各地更高水平的發展。
張明認為，如果未來政府政績考核方式由考核GDP總量轉變為考核人均GDP的話，可能會更好地促成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