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科源社區距離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不足一公里，房價每平方米十多萬元，門口的北四環車水馬龍。
與周圍的喧囂不同，斑駁的樹影下，科源社區穿著白色背心的老人搖著蒲扇圍坐在一起聊天，有人下棋，也有老人坐著輪椅，靜靜地看著遠處健身器材上嬉戲打鬧的小孩子。偶有郵遞員揹著綠色的郵包，從一棵據說是郭沫若親手種下的雪松旁匆匆經過。
這棵雪松曾看見人們把13號樓前的空地建成了小花園，每當春天到來，住在樓裡的科學家紛紛合影留念。後來，居住的人越來越多，這裡變成了自行車棚。
上世紀50年代，為安置著名科學家和海外歸來的學者，科源社區13、14、15號樓建成，後被稱為“特樓”。位於中間的14號樓最早建成，左右兩側的13、15號樓像14號樓的兩翼，橫著的兩個“L”左右對稱排開。
這裡曾居住了40多位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奠基者，包括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的8位。
“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一家長居於此。他的夫人李佩生前一直呼籲保護“特樓”，84歲時，還曾專程前往中科院找院領導談這件事。李佩當著院領導的面，默默寫下“特樓”里居住的科學家的名字。
“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和他的妻子、中國科學院院士何澤慧一家也在這裡住了幾十年。九十多歲時，別人提議讓她搬到更好的房子中去，何澤慧說：“哪兒也不去，除非上八寶山。”
6月21日，這三棟樓被公示為北京市首批歷史建築。
原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顏基義說：“‘特樓’像是中國科學的神廟。”
科源社區15號樓外景。 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洋氣”
1954年，最先建起的是14號樓。
這座三層的灰磚小樓如今在周圍其他樓房的映襯下並不顯眼，老的木質樓牌上一個黑色的14，數字周圍的白色變黃、變黑，旁邊新的樓牌上，除了樓號，還有中英文的“中關村”字樣。
樓內每戶人家統一的紅色木窗，被分成八個小的方格子，在盛夏，有人家打開這些“小格子”消夏，從屋裡隱約傳出了廣播聲和做菜的聲音。
14號樓203室的錢三強一家，是這裡的第一批住戶，中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學家貝時璋一家住在對門204室，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忠堯一家住在樓下。當時，錢三強最小的兒子錢思進剛剛4歲。
如今，那扇木門還保持著老樣子。薑黃色的木門上有一方小小的窗戶，下邊掛著紅底黃字的“五好文明家庭”。門口的門墊是鋼絲纏成，底下累積了多年來訪客們腳下留下的細碎泥土。除了他們的兒子錢思進偶爾回來小住，203室大部分時間是空著的。
科源社區14號樓老式風格的陽臺設計。 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之後，科源社區13號樓、15號樓相繼建起。
1956年，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化學家柳大綱一家搬進了15號樓313室。
柳大綱的兒子柳懷祖記得，雖然這三棟樓每家都配有三間臥室、客廳、書房和廚房：“廚房有個燒煤的大灶臺，全都是用白瓷磚貼出來，灶前後有兩個大鐵鍋，中間燒開水。”但這堪稱“豪華”的屋子裡，房間之間的隔斷是用蒲葦做成後再抹灰刷白，哪怕小孩稍用力點，都能踹開一個小洞。
同年8月，在錢學森的邀請下，康奈爾大學教授郭永懷和夫人李佩帶著女兒郭芹回到北京，住在13號樓204室。搬進來的時候，屋裡就有了一些木質傢俱以及很多的書架。推開窗戶，他們看到的是一棵高大的樹。
著有《風乾的記憶:中關村“特樓”內的故事》的作家邊東子表示，這棵樹是錢學森親手種下的。1959年，邊東子一家搬到了郭永懷家的樓下。他回憶，當時“特樓”家家戶戶都有浴缸，可以天天泡熱水澡。這在當時的他看來，是十分“奢侈”的事情。
2019年7月，新京報記者在13號樓204室外看到，門口的電燈泡被灰塵遮罩，門側有個黑色圓形的老式電燈開關，邊角破損，已經沒辦法正常使用。李佩對門的住戶搬來沒多久，隔著厚重的防盜門，女主人對新京報記者說，沒有聽說過李佩，也並不知道曾住在對門的人是誰。
科源社區13號樓204室，郭永懷、李佩故居門外。 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但當時的“特樓”還是有著不一般的“洋氣”。邊東子記得，整個單元裡，除了他家外五家都有鋼琴。除了陣陣琴聲，偶爾還能聽到住在對門的汪德昭夫人、聲樂教授李惠年和住在14號樓的錢學森夫人、歌唱家蔣英的歌聲。這些科學家被稱為“先生”，他們彼此有時也互稱為“公”，他們的妻子則被稱為“太太”。
蘋果派
但何澤慧例外。
她從來不愛聽別人稱她為“錢太太”，就連國慶節發給她去人民大會堂的邀請函中，寫的也必須是“何澤慧先生”才行。如今科學院的老人們提起她，都會恭恭敬敬地稱一聲“何先生”。
中國科學院成立後，錢三強與何澤慧同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錢三強任所長，何澤慧任副所長。一週七天，何澤慧有六天都呆在所裡，週日回“特樓”。每天上午都會下到各個辦公室看看大家手頭的工作進度。
兒子錢思進的記憶中，母親在遠郊區工作，每週只能星期天回家和孩子們團聚，聽到母親的聲音，更多是在電話裡。科源社區14號樓203室的走廊裡掛著一塊小黑板，幾十年沒變。錢思進記得，二姐錢民協上中學時，母親有時會和她通電話，和她一起分析幾何題，小黑板上總留著各種多邊形和數字。
有時兩人都從房山郊區的單位回家，曾長期在何澤慧身邊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煥喬記得，錢三強有公派的小轎車，但何澤慧從來沒乘過：“何先生是個特別有原則的人，她說那是公家派給他的車，她不能坐，每次都是自己坐汽車回中關村。”
曾長期在何澤慧身邊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煥喬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新京報實習生 陳婉婷 攝
23位“兩彈一星元勳”，有7位是錢三強直接推薦到第一線。錢思進記得，父親經常出差，家裡經常只有保姆照顧姐弟幾人，住同一棟樓的趙忠堯偶爾會來家裡談工作，錢、何尊稱他為“趙老師”或者“趙先生”。
“我太小了，聽不懂他們談什麼，只記得有時候父親的聲音比較大。”錢思進向新京報記者回憶。
柳懷祖印象中，父親經常在西北出差，去人跡罕至的鹽湖調研，幾個月都見不著面。
忙是科學家們的常態。
邊東子記得：“郭永懷先生身材瘦長，無論春夏秋冬，他都喜歡頭戴鴨舌帽、臂彎裡夾著皮包，低著頭，大踏步地來往於單位和家之間。”
相比起來，孩子們更容易見到郭永懷的妻子、中國科學院西郊辦公室副主任李佩。李佩的自述中回憶，當時自己管的事情很雜，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派出所：“人家陸續住進來了，都要辦戶口，請他們能到中關村來辦公，讓科研人員少跑路。
當時周圍沒有醫院，看病經常需乘坐32路公交車外出，經常一等就是一個小時。“兩彈一星元勳”陳芳允的老丈人是退休醫生，李佩動員他“出山”，辦了一間小小的醫務室。柳懷祖記得，當時有個頭疼腦熱都去醫務室看，陳芳允的老丈人老沈醫生喜歡小孩兒，和孩子們都很親。
中關村茶點部也在那個時間開起來，由高級西點師景德旺坐鎮，做出的蘋果派、起子酥和奶油蛋糕都十分出色。在上了年紀的老北京人中流傳著“老莫的蛋糕、新僑三寶樂的麵包和中關村的洋點心”。錢三強等科學家都是這裡的常客。
2019年7月，新京報記者探訪中關村茶點部。
時隔六十餘年，茶點部的貨架和櫃檯都保持老樣式，稱重用的是用秤砣的盤稱，算賬用木頭算盤，連購買也只能用現金。
周圍的環境開始改善。邊東子記得，13號樓前的花園種的是重瓣桃花，每到春天桃花盛開，非常漂亮；15號樓門前是一個苗圃。14號樓前是一個又大又圓的花壇，郭沫若在那兒栽了一棵雪松。
如今，這棵雪松已長得十分粗壯，寬大的枝丫垂下來，在地上形成一個圓圓的陰影，周圍被一層一層的月季花圍了起來。
“核霸王？？？”
樓外的桃花開了謝，樓裡的孩子們“見風長”。
邊東子記得，孩子們喜歡聚在一起玩。附近中科院計算所扔的垃圾裡有很多報廢的電路板和電子原件，對他們來說卻是買也買不到的好材料，經常撿來做半導體收音機。
7月10日，郭永懷和李佩的鄰居、作家邊東子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孩子們也會換著看書。邊東子的鄰居、化學工程學家郭慕孫家就有很多外國帶回來的書，一套美國出版彩色印刷的科普讀物很精美，裡邊有各種奇怪的蜥蜴和各種顏色的鳥。
錢三強和何澤慧喜歡買書。科源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記得，他家從廚房到臥室，到處都是書。
錢三強的書房裡，左右兩側巨大的深色書架上擺滿了書，錢思進最喜歡的是一套《十萬個為什麼》。也有很多帶連環畫的小人書。“就巴掌大一點兒，有薄有厚，厚的有幾十頁。我父親閒的時候也看小人書。”錢思進說。
買書大方，過日子卻很節儉。錢思進記得，剛上幼兒園和小學時，有時穿的是姐姐們穿過的女褲，母親會動手把女褲的側開口改成正面開口。家裡的桌子、椅子壞了，都是何澤慧自己動手修，她主張廢物利用，能用的東西她都不捨得扔。邊東子說，即使現在，走進科源社區14號樓203，仍像是進了一個“老物件陳列室”。
一次，錢思進洗碗時把盛魚的盤子摔成兩半兒：“我媽先讓我放在一邊兒，說她過會兒用膠水粘一下。我一不小心把其中一半又摔成了好幾瓣。我媽當時就很惱火，‘以後再別吃魚！’”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當天正是錢三強51歲的生日。
“特樓”的家裡並沒有特別的儀式，錢思進也不記得父親臉上有什麼興奮。就在原子彈爆炸三天後，錢三強被下放到河南農村參加“四清”。
“特樓”裡，有人家的燈光開始逐漸黯淡。
1966年，錢三強的單位裡最早有組織地張貼出來的，是批判他這個所長的幾千張大字報。錢思進曾在家裡看到過父親帶回家油印的大字報摘編小冊子。張煥喬在何澤慧的辦公桌上看到了同樣的大字報摘編，有人批判她是“核霸王”，她用筆把這三個字圈起來，在後邊連續打三個紅色的問號。
邊東子一家也受到迫害，他母親被帶走。李佩經常會到他家，和他正在病中的父親聊天，還提出想辦法營救邊東子的母親。她還給邊東子寫信，安慰鼓勵他。
“李佩先生是特殊時期給我們家裡帶來溫暖的人，她像迎春花一樣，讓人看到‘寒冬即將離去，春天即將到來’的希望。”邊東子說。
迎春花
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乘機返回北京，降落時遇空難。人們發現，有兩具已經燒焦的遺體緊緊抱在一起，中間夾著一個保密公文包。最後確認，這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李佩將郭永懷生前的物品，一點一滴親手整理起來，全程沒有讓任何人插手。親友探望時，她也禮數週全。
邊東子記得，他隨父親上樓去看望李佩時，李佩顯得十分平靜：“她和我父親說，‘等了一晚上，剛開始我以為是飛機晚點了，後來看見有穿軍裝的人來了，我就知道壞了’，全程沒有哭、也沒有激動的情緒，就像在說別人的事情一樣。”
郭永懷去世後，邊東子經常聽到，樓上的郭芹在鋼琴上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
郭永懷的骨灰被葬在他回國後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他的雕塑下面。他遇難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郭永懷和李佩合葬於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郭永懷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李佩看到一棵原本長在14號樓前的迎春花不知為何被刨出，丟在小區的空地上。
她想讓邊東子把花移栽到13號樓門前。邊東子欣然答應，和院裡其他幾個孩子一起把花種在李佩窗下的空地上。
花種好了，李佩站在陽臺上看下去，和邊東子云淡風輕地說：“老郭最喜歡迎春花”。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特樓”發生了一些變化。邊東子回憶，原來的一家被隔成了好幾家，住進來的有“造反派”，有單位分過來的年輕研究員，大家共用廚房和衛生間：“以前一家人用，現在一下子多了這麼多人，排隊做飯、排隊上廁所，都是常有的事兒。”
錢三強和何澤慧被下放到陝西郃陽“五七幹校”參加勞動。
早操的隊伍裡，錢三強跟著一起跑步。一次，錢三強趕牛在打麥場上碾麥子，突然發現牛翹起尾巴要大便，因為臨時找不到接糞工具，他雙手接住臭烘烘的牛糞，捧到打麥場外。
1970年3月20日，貝內特彗星到達近日點，在黎明前的東偏北天空可以看得見。
何澤慧在早上四點多看到了這顆拖著長長尾巴的彗星，喊了錢三強起來看。之後，倆人每天早上四點多，利用尺子和量角器來記錄彗星出現的時間、位置等。
它後來被稱為20世紀最美麗的彗星之一。
獎章
1976年之後，居住在“特樓”的一些科學家陸續離開。
錢三強一家仍留在科源社區14號樓。子女幾人都已成年，牆上用來記錄三個孩子身高的線條也再沒有變化過，時間好像在這裡靜止了。
錢三強、何澤慧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瞭解高空氣球的發展。 何澤慧生前同事馬宇蒨 供圖
兩個風雲人物，在子女眼中是再普通不過的老人。錢思進記得，父親有一段時間經常會給外孫女講故事，等她睡著了才會去幹自己的事兒。父親也經常在奶站前的隊伍中，排隊取牛奶。
屋子沒有重新裝修，人還是一如既往地“不講究”。科源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一次上門，恰是冬天，錢三強穿著老式的大襠棉褲就給她開了門。
1992年，錢三強因心臟病發作入院，6月28日，錢三強病逝，享年79歲。
“特樓”的臥室裡，掛上了錢三強的遺照。書桌前的老椅子立在原處，扶手處綁著的布條磨得有些發亮。抽屜裡，錢三強用過的錢包、證件、眼鏡和電話號碼本一直沒有動過。“這也是母親紀念父親的一種方式吧。”錢思進說。
幾年後，親人離世的哀傷再次降臨到李佩身上。1996年，郭永懷、李佩的女兒郭芹在北京病逝。
八十多歲的李佩，將女兒兒時玩具和看過的書籍收起來，不再多說什麼。只是沒人的時候，她會扶著女兒彈過的鋼琴，一站就是很久。
李佩把郭永懷的大部分遺物都捐給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304室紅棕色的門上依然掛著“郭永懷副所長辦公室”的牌子，牆上掛著郭永懷生前的照片，桌上擺放著檯燈、文具，衣架上掛著上衣。櫥窗裡陳列著字典、記事本、紀念印章，還有因遭遇空難燻黑的眼鏡片和手錶。
李佩（右二）與同事一起討論教學問題。 中國科學院大學官網圖
1999年國慶節前夕，錢三強和郭永懷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同時獲獎的人還有趙九章、錢學森、彭桓武、陳芳允等21位科學家。
85歲的何澤慧和84歲的彭桓武一起，帶著這枚獎章到錢三強的墓前，把遲到的頒獎詞念給錢三強聽。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錢三強丟失的十幾本日記一直都沒有歸還，何澤慧一直耿耿於懷。
幾年後，李佩託順路的朋友把郭永懷的這枚獎章捎到合肥，捐給了中國科技大學。
留守者
上世紀80年代後，中關村科學城發展迅速，周圍建起的大樓一座比一座高。2001年，隨著北四環的全線通車，小區門口變得車水馬龍，漸漸有了將“特樓”拆除的聲音。
進入21世紀，何澤慧、李佩、貝時璋三位老人，仍然留居在“特樓”，被人們笑稱為科源社區的“釘子戶”。
鄰居們眼中，何澤慧腰有些彎，滿頭銀髮在腦後紮成一個小鬏鬏，臉上是時間留下的縱橫溝壑，因為衰老，眉眼也低垂下來。她沒有什麼架子，常年穿著舊衣裳，藍色的雙排扣列寧裝因年頭久遠褪成了灰色。
90歲時，何澤慧還常揹著一個打了好幾個補丁的單肩書包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上班。她的同窗，“兩彈一星元勳”王大珩寫了首詩打趣她：“春光明媚日初起，揹著書包上班去。尊詢大娘年幾許，九十高齡有童趣。”
李佩則是另一種處事風格。她的秘書李偉格說，李佩很注重儀表。每天去上課，她都會穿不同樣的衣服。即便年紀大了，她起床也要認真梳洗打扮，臉色不好的時候還會塗層粉底，還請別人幫她畫過眉。
國外的生活經歷，使李佩的飲食習慣十分西式，她一直喜歡吃牛排、炸土豆。住在15號樓的街坊劉樂聞擅長做西餐，每次做了燉牛肉、牛排，他都會端一份送給住在13號樓的李佩。
李佩呼籲將“特樓”保護下來。
“中科院的根就在這兒。”邊東子回憶李佩生前曾這樣強調“特樓”的作用，她呼籲將“特樓”保留為博物館。
在近60年的時間裡，除了在中國科技大學的6年，李佩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裡。顏基義回憶，李佩曾經多次和他說過，保留下來“特樓”，也是保留下來郭永懷和郭芹曾經生活過的痕跡。
李佩的朋友龍新華回憶，李佩84歲那年從中關村坐公交車到中國科學院，找院領導談保護“特樓”的事情。在辦公室裡，李佩當著他的面，默默寫下了“特樓”里居住的科學家的名字。李佩停下筆，當著他的面表明了她的態度，指出來要拆掉特樓的做法並不理智，缺乏思考。
科源社區 13號樓外景。 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她也多次寫信呼籲。
“不應忘記他們當年孜孜不倦、埋頭書案的生活環境，使後代年輕人在高樓大廈群中看到師祖輩當年的艱苦樸素創業心境。”李佩一字一句寫下這封呼籲信。幾位已經搬離“特樓”的老街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有“兩彈一星元勳”，也有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
在顏基義心裡，特樓像是中國科學的神廟，是科學精神的象徵，也是物質載體，寄託了科學家們的報國精神。
7月10日，原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顏基義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對於“特樓”的保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教授葉堂林建議，在保護建築主體的同時，樓內的電路、管道、熱力，也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造和升級，以便延長建築壽命，同時減少安全隱患：“主體框架不要動……讓住進去的人也能有宜居的感受。” 葉堂林稱，將歷史建築保護下來，是為了留下歷史印記，說到底還是為了人服務。
何澤慧的性子沒有因為波折被磨平，還是一如既往地倔強。
時任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曾多次上門看望何澤慧，因房間太陳舊，一次他建議何澤慧搬個新家。何澤慧回答：“在這裡住慣了，哪兒也不去。除非上八寶山。”
最後幾年時間裡，因為記憶力下降，何澤慧安靜下來。她也走不動了，喜歡坐在小區的長椅上，仰著頭看天上的白雲飄過。
2011年，這位“中國的居里夫人”離世。享年97歲。
“權位和來頭，排場和聲勢以及華麗的包裝，對何先生都沒有作用；她會時不時像那個看不見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時宜而又鞭辟入裡的實在話。”中科院的老同事李惕碚寫下這段話。
科源社區14號樓203室書房，錢三強遺照旁又掛了何澤慧金色相框的遺照。照片上，她嘴角微微上揚。有人來悼念時，屋裡幾十年的木地板咯吱作響。
李佩成了最後的“堅守者”。
在劉樂聞看來，這位“堅守者”是十分孤獨的。
劉樂聞記得，李佩的臥室和書房連著，她喜歡待在家裡看書、看報，偶爾會由保姆帶著下樓散步。
想著李佩孤身一人，2008年之後，劉樂聞曾兩次邀請李佩到自家過年，李佩欣然應邀，吃餃子。
李偉格回憶，李佩去世前一週，李偉格到醫院探望她。按照李佩的要求，李偉格還帶去了一支新眉筆。
2017年1月12日，李佩去世當天，李偉格最後一次見到李佩。當時李佩聽到她的聲音，想要睜開眼睛說些什麼，卻始終沒能睜開。她看到李佩的眼睛在眼皮中動了動，幾滴淚從眼窩裡流出來。李偉格心裡很難受，又怕影響到李佩的情緒，便安慰了幾句離開了。臨走的時候，她在李佩的耳邊說：“明天一早就來看您。”
7月11日，李佩生前的秘書李偉格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 新京報記者 王飛 攝
當天夜裡，李佩離開了人世，享年99歲。
如今的“特樓”依舊人來人往。
有的房間住進了科學家的子女和晚輩，偶爾也會傳來陣陣琴聲；有的房間變成了幾平米一間的出租房，擠著各地口音的務工人員；也有房間被出租變成了培訓機構，牆上張貼著孩子們花花綠綠的作品。
李佩和何澤慧家的門長時間鎖著，像是把時間也一併鎖住了。前來拜望的人進不去，只在牆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時間。
2019年6月21日，李佩去世後的第890天，“特樓”被公示為北京市首批歷史建築。
新京報記者 康佳 張靜雅
編輯 郭琛
校對 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