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歪解《道德經》
有的人出於商業目的，以編造的故事來解讀《道德經》，試圖讓《道德經》與“日用”生活貫通，而實際上是曲解《道德經》，甚至與老子的思想背道而馳。有學者多從距離本義很遠的角度生髮出許多感慨議論，訓詁不足，主觀臆斷的成分居多。
我們知道，寫議論文的舉例論證，要用事實說話，就是所舉的例子必須真實，經得起推敲，文學作品中的事不能作為事實論據，因為它是杜撰的，杜撰的事例是沒有說服力的。用杜撰故事套解《道德經》不足信，不可取。
將老子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對立起來
所謂“儒”“道”，是老子、孔子以後的人依據他們的思想特點和學說要點概括出來的一個概念化的名稱。老子、孔子他們本身並沒有為自己的思想學說命名，他們的思想學說有差別，也有交融。最大差別在入世的態度上的 “積極有為”與“主觀的無為”。儒者也提倡“無為”，但是那是在積極的“有為”基礎上的大治後的“無為”；道家的反對“有為”，但他追求的那個境界又恰恰是以“有為”為前提的，是“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將“儒”“道”對立是道家後學所為，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些人違背了老子最根本的思想，應該稱他們為偽道家。老子之時，“儒”學還沒有形成勢力，“仁義禮智信”的學說還沒有定型，很難說老子反對這些，這在《道德經》中是有所體現的。先說“信”，《道德經》數推崇信，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承認“道”“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儘管有“不信者吾亦信之”（第四十九章）的話，但並不能說老子反對“信”。再說“智”，老子反對以智治國，《道德經》中也出現了“絕學無憂”“絕知（智）棄辯”（第十九章），但老子還說“知人者知（智）”（第三十三章），“知（智）者不言”（第五十六章），“知（智）者不博”（第八十一章）。實際上老子反對對人用智，出張“使夫知（智）者不敢為”（第三章），不反對自己的“明智”。再說“禮”，《史記》稱孔子師老子，孔子向老子學習的內容恰恰是“禮”。在談到使用戰爭手段這個問題時，《道德經》列舉了“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戰勝以喪禮處之”的事實，以“禮”的表現來否定戰爭。“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第三十八章），這類語言明顯是偽道家們“添加”的。同樣，“絕聖”“絕仁棄義”（王弼本第十九章）也是道家後學強加給老子的。
《道德經》中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多有吻合，不可否定。當然，既不應刻意以道家的思想排斥孔子，排斥儒家思想，也不應強拉硬拽把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綁在一起搞“拉郎配”。老子與孔子的思想不應該截然對立，也絕不是如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