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不足四年的光景，卻是國民政府主政下的中央銀行逐步走向衰亡的最後行程。央行總裁走馬燈似的輪換上崗，都曾想“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然而身處兵戈搶攘、民不聊生的窘迫境地，本想“續命”，卻遭“催命”，差點“送命”，日子相當難熬也。
1948年12月，在中央銀行門口排隊兌金的上海市民
亂局·貝祖詒枉費心力
一代“匯兌奇才”貝祖詒常年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中國外匯制度的創始人。抗戰凱旋後，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頗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經他舉薦，貝祖詒於1946年3月登上了中央銀行總裁的寶座。表面光鮮的背後，卻是危機四伏，命懸一線。
貝祖詒
抗戰烽火暫息，國民政府的外匯管理沿用戰時中央銀行外匯審核委員會既定的規則辦理，終日被黑市鬧得雞犬不寧，並牽動著黃金市場的敏感神經。有鑑於“現在買賣外匯無公開市場，對外貿易陷於停頓，因之工商企業並相觀望，實為經濟復員之一大障礙”，其對策為“應速將匯市納入正軌，以促成經濟之發展、民生之安定”。在不到1年的任期裡，為了對付通貨膨脹，貝祖詒主張開放外匯，意欲通過金融市場化和外匯市場化，穩定幣值，重建統一的經濟體系，恢復戰後經濟活力。其時，上海灘有27家指定銀行經營外匯，其中華資銀行16家，外資銀行11家，中央銀行掛牌1美元摺合法幣2020元。當然，這些“財金新政”的靴子落地，都脫離不了宋子文的幕後操控。
1946年，貝祖詒為奉命調任中央銀行故致函通濟貿易公司辭去常務董事一職（上海市檔案館藏）
按照貝祖詒的“如意算盤”，與開放外匯市場舉措相呼應的是同步推行黃金配售政策，採取明配和暗售兼容，配售和收購併存，高拋低進，數量和價格不固定，皆隨市場供求狀況而變動，較之抗戰時期的出售黃金政策顯得靈活變通。“後臺老闆”宋子文自以為握有解決物價之“利器”——黃金和美國布匹，以拋售黃金來回籠一部分法幣，從而遏制朝不保夕的通脹危機。
1946年3月，貝祖詒召集中央銀行各局處主管談話會紀要（上海市檔案館藏）
起初三四個月，一切盡在貝祖詒的預想之中。蓋因這一階段國共兩黨正在和談，社會各界對和平前景均寄予了頗高期望，加上外匯供應比較寬裕，官價和黑市相去不遠，市場總體上風平浪靜。誰知好景不長，到了1946年7月，隨著馬歇爾調停的失敗，大規模內戰爆發，物質消耗激增，物價井噴，而外匯官價依舊，導致“不盡洋貨滾滾來”，外匯基金瀕於枯竭。
病急亂投醫，逢廟就燒香。見此情形，貝祖詒找宋子文連夜商討計策，藉口扶植國內企業生產和鼓勵輸出，倉促變更政策，於8月19日將外匯匯率提高到1美元摺合法幣3350元，試圖以出口補助、對進口商品徵收附加稅的方式來改變貿易逆差的狀況。這一招出臺不要緊，讓“山姆大叔”實在不爽，指責中國實行傾銷，揚言要關稅“報復”。沒轍，蔣介石只好當即主持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將中央銀行的外匯外貿政策悉數推翻。
外匯政策“翻燒餅”，無疑給一度扶搖直升的金價帶來連鎖反應。老百姓“細思恐極”，開始搶購黃金。此時，黑市的黃金、美鈔價格失控猛漲，法幣一瀉千里。面對無序局面，宋子文下令緊急停止拋售黃金，卻引發驚濤駭浪式的災難性後果。1947年元宵剛過，申城物價平均上漲80%，有些物品的漲幅竟高達200%。全國各大城市連續數日大米有價無市，很多店家惜售待漲，市民圍攻哄搶米店的惡性群體事件接踵而至。這段金融史上繞不過去的“黃金風潮”，標誌著貝祖詒“領銜主演”、宋子文“執行導演”的金融懸疑大劇終以悲劇落幕。
從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貝祖詒擔綱央行總裁一年間，因為金融開放政策“方枘圓鑿”，不接地氣，國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匯和黃金儲備，撥一撥算盤珠，共動用40166萬美元，1763萬英鎊，2787萬港幣，拋售黃金353萬兩，花掉庫存黃金的60%。這位被民國金融界視為最有才幹的財政官員最後名聲不保，敗走麥城！
困局·張嘉璈迴天乏力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紅樓夢》的這句詩，恰如其分地描摹了“中國現代銀行之父”張嘉璈的金融人生。
張嘉璈
1947年2月，張嘉璈接替貝祖詒掌管中央銀行，赫然發現國庫裡的8億美金官方儲備僅剩下了4億，拋售黃金弄得家底幾乎“油盡燈枯”，財政赤字高達60%以上，蔣介石請他再度出山拯救國民政府的“錢袋子”，其實是一個爛攤子！約見張嘉璈時，蔣介石認為“日下法幣日跌，鈔票發行日增，現鈔來不及供應，勢非另發行一種新幣以代之不可”，而張嘉璈卻堅守前提：“這必須有金銀外匯的充分儲備，否則等於發大鈔。”
甫一上任，張嘉璈就拿出《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一反宋子文、貝祖詒的放任政策，揮舞起嚴格金融管理、限額分配物資、發行公債以緊縮通貨的“三板斧”，範圍相當廣泛，設想也較為周密，包括調整外匯管理辦法、管控金融機構、抑制市場物價、禁止黃金美鈔買賣、推動對外貿易等等。
中央銀行地下金庫
所謂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是你以為夾起來是塊肉，咬下去才知道原來是塊姜。三大招術“收骨頭”的後續效應，只能是不得不發行更多的法幣，導致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上漲速度風馳電掣，老百姓咒天罵地。為求擺脫困境，張嘉璈執掌的中央銀行於4月1日公佈了發行美金庫券和美金公債的辦法。美金庫券發行額為3億美金，按照央行牌價以法幣摺合購買，還本期3年；美金公債發行額為1億美金，須用美元存款、美鈔或其他外幣及黃金摺合購買，還本期10年。兩者均為每半年還本付息一次，由75家行莊向社會公開發售。
1947年4月，張嘉璈致函郭琳爽聘請其擔任上海募捐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檔案館藏）
以往推銷公債券，各大金融機構系承購主力軍，少部分供民眾認購。然而，習慣於“技術分析”的張嘉璈哪裡曉得，此時的國民政府早已信譽掃地，管你是美金還是法幣，公債券均乏人問津，機構和市民紛紛避之不及。很可憐，原先雄心勃勃發行3億美金的庫券，好說歹說才銷掉2355萬美元，其中1000萬美元還是他的“老孃家”中國銀行礙於情面前來捧場的。
這招不靈光，張嘉璈的其他幾個套路也處處吃癟。譬如出臺新外匯管理辦法，在官價外匯之外開放商匯市價，企圖運用經濟手段增加外匯，取締黑市，但此時軍費日漲，通脹加劇，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都做不到平衡，平衡基金委員會何來外匯儲備金？因而，黑市死灰復燃，走私肆無忌憚，投機變本加厲，經濟窟窿居然越補越大；又如實行財經管制高壓政策，打擊金融投機活動，可是在魑魅魍魎恣意橫行的年月裡，參與內幕交易的非官即貴，黑洞深深，黑幕重重，哪個是你央行總裁得罪得起的？張嘉璈扭轉困局的萬丈豪情，一頭撞在了外灘建築群冰涼的鋼筋水泥上。
百念俱灰之際，張嘉璈向蔣介石遞交了辭呈，“通貨膨脹之一切惡果，雖竭盡智能，而勢難避免”，還是另請高明吧。好不容易捱到1948年4月，獲准辭職那天，他的一番內心獨白，有塞責之嫌，亦存還顧之憂：
“每逢物價上漲，各方往往歸咎於中央銀行當局。美金匯價提高，亦以中央銀行當局為指責對象。所有緩和膨脹之種種措施，等於杯水車薪，何能撲滅燎原之火。故雖自早至晚，焦頭爛額，而不能見諒於人。今能離職，如釋重荷。雖私心忻幸，然瞻望國事前途，憂心如焚。奈何奈何。”
抗戰後的數位央行總裁，張嘉璈在位15個月，“命”算是最長的。在其主政期間，想法多，辦法少，感性多，理性少，政策遭人“見笑”多，落地生根“見效”少，業績平淡無奇，這同他在商業銀行時的高光表現有著天壤之別。客觀地說，彼時社會經濟生態已經病入膏肓，即便他擁有“金融神醫”之稱號，恐怕也無力迴天。作別央行，“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張嘉璈的後半生客居海外，一直從事經濟研究。耕讀之餘，或許暗自嘆息：金融圈，不值得。
危局·俞鴻鈞有心無力
在央行總裁位子上，財政專業和英語能力出眾的俞鴻鈞算是“二進宮”了。這位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西洋文學系的“文青”，以北伐時期出任上海市財政局代理局長而邁入政壇，抗戰初期擔任過上海市長。張嘉璈退場後，俞鴻鈞被蔣介石指派，由重慶回到上海當起了“救火隊長”，授意他進行幣制改革以拯救混沌的金融局勢。
俞鴻鈞
新任總裁重返上海灘，立即宴請各路“財經大神”集思廣益，探討良方，組成了幣制改革計劃起草小組。幾番“諸葛亮會議”，草擬了幾條意見：鑑於當前內戰正酣，幣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雖然法幣基礎飄搖不定，但“鏽船仍有幾斤釘”，尚可維持1年時間。而目下亟待解決的問題，當屬財政收支差額太大，稅收不能及時入庫，建議繼續以法幣為流通貨幣，同時另外發行一種名為金圓的貨幣，供繳納稅收和結算進出口貿易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如此，稅收和結算的順延時日不會隨法幣的日益貶值而遭受影響，大約可使收入提升至相當於支出的40%水平。說起來，這只是一個臨時過渡議案，冀望內戰1年左右停止，政局穩定後再作計議。
1946年，復刊後的《中央銀行月報》第一卷第一期（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6年，俞鴻鈞發表於《中央銀行月報》第一卷第一期上的復刊詞（上海市檔案館藏）
很顯然，蔣介石對俞鴻鈞的“保守療法”並不滿意。差不多在同時，他還請時任財政部長的王雲五“背靠背”做了一套幣改方案，即以金圓券為領銜的經濟緊急法令，內容包括：金圓券發行限額為20億元；採取十足準備金制度，以5億美元做準備；金圓券1元兌法幣300萬元；凍結工資、凍結物價；人民持有之金銀外幣應於規定日期之前，向當地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等等。儘管這一方案遭到國民黨高層及財政經濟專家的明確反對，但蔣介石仍然決定鋌而走險，倉促間於1948年8月19日宣佈幣制改革。
“理想是胳膊，現實是大腿”。連年戰亂，危在旦夕，在錯誤的時間、糟糕的環境下推行的幣制改革，只能飽嘗失敗的苦果。金銀外幣本是民眾手中儲藏貨幣購買力的工具，政府強制使用金圓券收兌金銀外幣，導致金圓券流出甚多，後來雖採取了增加稅收、發售國營股票等措施，然則收效甚微，非但無法回籠鉅額遊資，反而令百姓失去安心之本。加之當時的限價政策“削足適履”，不合時宜，迫使很多物品的價格是“床鋪底下放風箏”，更加刺激了民間追逐物資的心理趨向，釀成了幣制改革後期的搶購風潮，最終有價無貨，人心惶恐，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均蒙受損失，尤其是將底層的勞苦大眾推向了苦難深淵。
《存兌金銀禍延央行總裁：裙帶風吹垮俞鴻鈞》，作者康太，刊載於《新聞雜誌》1949年第2卷第6期（上海市檔案館藏）
當然，讓蔣介石如願以償、“穩賺不賠”的是通過發行金圓券這波“騷操作”，在全國收兌了鉅額黃金與外幣，僅申城一地便收兌黃金110萬兩，美鈔3400萬元。為此，他還派遣蔣經國蒞滬，會同俞鴻鈞一道負責上海地區的經濟管制工作。此時此刻的央行總裁，只不過是聽憑操縱的“提線木偶”罷了。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從“廢兩改元”開始，先後進行過四次幣制改革。“魔幻幣改”的主角金圓券，無疑是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貨幣。俞鴻鈞的這頓“回鍋肉”，夾雜著無奈、失意和惆悵，滋味並不美妙。他曾跟蔣經國感嘆道：
“外行的生意決不可以做，就是內行的生意，倘使沒有實權，亦不可以做。”
金圓券的出籠和破產，表明國民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於社會正常運作和民眾生計的擔當，跌入萬劫不復的泥沼，其統治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在人民解放軍進城之前就已經喪失殆盡了。“鐘山風雨起蒼黃”，在蔣介石的指使下，焦頭爛額的俞鴻鈞只能忙著朝海峽對岸搶運黃金。
殘局·劉攻芸量時度力
朔風勁吹的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正在俞鴻鈞秘密搬運黃金的當口，劉攻芸繼任中央銀行總裁。早在半年前，劉攻芸對蔣介石“催生”金圓券的改革舉措，就言之鑿鑿表示了堅決反對的專業立場，他認為金圓券和法幣同樣面臨缺乏充足的黃金準備的困境，發行金圓券無異於飲鴆止渴，後來果然被他不幸言中了。
劉攻芸
和宋子文、俞鴻鈞一樣，劉攻芸也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隨後出洋留學，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學位。歸國後轉戰各大金融機構，其間據說因為號召發起全國節約儲蓄活動，推行“節約建國儲蓄券”，吸收民間大量資金，而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就此平步青雲，官運亨通。國民政府時期赫赫有名的“四行兩局”，他先後當過“兩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託局）的局長。
時運不濟，彼時的中央銀行，因金融管理和幣制改革接連遇挫，外匯完全枯竭，黃金近乎見底，劉攻芸登臺後唯一可望“續命”的途徑，就是儘可能掌握更多的物資，從中尋找出路，力爭“滿血復活”。於是，他拍板決定由央行直接控制和運用物資，改組成立了物資委員會。
依照劉攻芸的振興“攻”略，首當其衝的是加緊對棉花紡布的掌控。他考慮由央行染指棉花的控制權，以花易紗，以紗易布，並由行政院授權中央銀行聯手全國私營棉紡業，組建全國棉花聯購委員會，實施棉花統一收購。只不過，私營棉紡業對劉攻芸的“一廂情願”並不感冒，雖經多次動員協商，依舊不願參加聯購聯銷。無計可施之下，由中央銀行與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拉郎配”，原定收購棉花300萬擔，截至上海解放前夕，陸續購進200餘萬擔，供中紡公司使用；而中紡公司所產棉紗棉布，則由中央銀行拋售，餘存棉花25萬擔，新政權建立後移交華東紡織管理局接管。
除此以外，劉攻芸的管控步驟還包括：
將美國援助的7000萬美元棉花采取代紡代織的辦法，與有關紡廠掉換棉紗
擴大貼放委員會
停止貨幣放款
放款後收購定貨成品，所獲的棉紗、棉布等物資均由央行拋售
……
然而終因時機侷促，匆忙上陣，各類物資又捉襟見肘，落地效果激不起幾朵浪花。
《劉功芸還沒有王牌》，作者堅白，刊載於《革新》雜誌1949年第17期（上海市檔案館藏）
作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在大陸的“末任總裁”，雖說一路獲得了蔣介石的提攜，但劉攻芸對蔣似乎經常表露出“不敬之舉”，這或許跟他以往的建言獻策不受重視有關。蔣介石撤離之前，下達搶運黃金密令，劉攻芸一度陽奉陰違，推三阻四，令蔣介石大光其火，傳言甚至當面怒懟劉攻芸，場面搞得很僵。未及“百萬雄師過大江”，聽聞風聲的劉攻芸就將相關工作委託給行務委員會料理，自己經廣州飛赴臺灣，後來輾轉去了香港、新加坡度過餘生。
1949年國民政府將中央銀行儲存黃金由大陸運往臺灣
“蒼鷹上擊翻曙光”，5月27日上海迎來解放，佇立外灘21載的中央銀行大樓，被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歷史證明，滿目狼藉的殘敗局面還得靠人民政府來收拾，收兌了金圓券的人民幣最終站穩了腳跟。
雜誌編輯：王良鐳
新媒體編輯：雷 蕾、周曉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