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有著悠久的碼頭文化，加上離北京較近受北京皇城滿洲旗人文化影響，同時由於天津有對外開放的租界地也接納了許多外來文化，當時前清廢帝溥儀在津靜園暫居，前清的遺老遺少王公貝勒每日簇擁其左右，多居於天津。這些人每日除去吃喝玩樂、養花玩鳥、駕鷹鬥蟲幾乎沒有什麼正事，這些都為後來天津鳥市文化的雛形奠定了基礎。二十年代初，天津地區範制葫蘆蟲具日盛，當時天津的幾位範制葫蘆大家有：宣家大爺、李六爺、史老啟、常春堂張家、陳擺飾、蕭扯子等。其中數宣家大爺、李六爺、史老啟、常春堂張家這四位最有名氣。宣大爺從三河劉的棠梨肚變化創造除了“燈泡”。此後範制的葫蘆，肚扁“咘咘噔式”最為常見，不僅頸長，器型也變大了。
史老啟範制鳴蟲葫蘆
此前，鳴蟲葫蘆一般使用厚瓢蓋，就是選用厚瓢葫蘆為原料，製成蟈蟈、咂嘴葫蘆的蓋子，分為五眼、六眼、七眼、九眼，五眼、七眼又有鬆緊之分，近年來還有獨眼瓢蓋出現。從鳴蟲音質出叫來說，瓢蓋是蟈蟈、咂嘴葫蘆的最佳配置。縱觀自前清葫蘆器用以畜蟲以來，無論官模、本長、三河劉、安肅乃至民國天津幾家所制蟈蟈咂嘴葫蘆十之八九所用均為瓢蓋。但油葫蘆等四種鳴蟲葫蘆有用“框子”也稱為“框”，用料薄厚之變化與口同，近些年天津更流行特高只框。
最早，官模葫蘆使用的是木範，用四塊梨木拼制，內陰刻所需圖案題材。王世襄先生在《自珍集》展示了一件官模子木範，這件木範是他在北京東四的古玩店買到的，陰刻《三國演義》裡鳳儀亭的故事。木範本來也是四塊，被粘合成兩塊，外表髹漆。十餘年後，王先生在金氏家中購得一件鳳儀亭畫片的官模子葫蘆，與木範可完全重合，他自此開始研究，也使得他對清代後期官模子蟲具的範制有所知曉。
“鳳儀亭”官模蟈蟈葫蘆
後來，王世襄在就讀燕京大學期間，居然在燕京大學校園旁的菜園裡，真的種上了自己的範制葫蘆，手削六瓣木模，摹刻月季一枝外加“又筠制”小印。
又筠制款月季紋蟈蟈葫蘆
張穌庵《白華詩箋譜》(光緒三十二年文美齋精刊朱印本)月季
這件蟈蟈葫蘆還發生過一段軼事，王世襄先生在《談匏器》中這樣寫道：“葫蘆乃襄手種，所用木模乃襄手製。
唐馮贄《記事珠》載:梁王筠(字德柔)”“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子喜與德柔同宗，亦好葫蘆，並耽吟詠，因忝以又筠為號。
一九三八年在燕京大學東門外剛秉廟側菜圃中試種葫蘆，手製木模。車旋既成，摹張穌庵《白華詩箋譜》(光緒三十二年文美齋精刊朱印本)中月季一枝於上，倩海甸刻印社張君雕縷之，並送至東郊六里電治埴者翻戰瓦範。是年蚜蟲為虐，僅得兩正器，且胎薄不愜吾意，此其也。
十餘年後，趙子臣知子有此模、多次登門求借，並曰：“所種既不愜意，曷不送交天津擺設(種蘆綽號)範制。如有佳者，定以為獻。”於不勝其擾，乃付之去。不意此後竟無消息，旋子臣、擺設相繼逝世，此模亦不可跡矣。
一九八三年香港曾柱昭先生惠寄《國際亞洲文物展覽圖冊》( International Asian Antiques Fair，1983，May)，其中刊出用此模製者兩器，始知子臣狡黠，得佳者善價而沽，不使予見，終乃流出國門。兩器皆生長成熟，故皮色易變深黃，且經摩挲盤弄，彷彿是百年前物，曾君等遂定其年代為一八〇〇--一九〇〇。若然，則予竟是嘉慶、道光時人，不禁為之啞然失笑也。”王世襄先生寥寥幾筆竟留下一段笑談。
王世襄先生《談匏器》文章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發表，當時引起了一陣小轟動。不少人甚至到其家中尋訪，想向王世襄請教匏器(範制葫蘆器)的種植及範制方法，試圖恢復這一傳統工藝。北京較早培植的是大興的張金通，他所範制的葫蘆上多撞有“喜”字，所以人送外號“喜字張”。這自然離不開王世襄先生的首倡之功，當年不少養殖葫蘆的人也都向王先生請教過，或得到過他的直接指導。”據記載，“喜字張”還有南極老人手捧壽桃及天宮手執如意期間立鶴鹿各一花紋清稀，壽比南山四字葫蘆等花範，但現在很難看到實物或圖片了。
“喜字張”張金通（左）與王世襄先生
解放之後，隨著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運動的進行，糧食種植在農村逐漸佔據了突出地位，被視為“玩物”的文玩葫蘆種植則逐漸趨於絕跡，即便在解放前曾以範制葫蘆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無人再種。王世襄有感於匏器這一傳統工藝的瀕於滅絕，於是撰文投給《文物》雜誌。但該雜誌時任主編因文章有“玩物喪志”之嫌，未予刊載。近20年以後，該文才得以重新面世。王世襄先生說在至少可以說一度絕跡的範匏工藝已得到初步恢復，不會再有失傳之虞。不過在喜慶重生的同時可以明顯看到決不能滿足於已有的成績。它距離再現往日光輝相去尚遠，更不要說賦予新的生命，發揚光大，成為聞名於世的中國傳統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