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唯一一個“長命”的胡人大一統王朝。從1644年多爾袞入關算起到1912年溥儀正式退位，盡享中華國祚268年，打破自古來胡人無百年之運的慣例。這個朝代初期的一系列“武功”奠定了後世中華版圖的基礎，如果不是康熙的三徵噶爾丹和對瓦喇及藏地的有效管控，今天我們是否能擁有新疆，西藏及蒙古高原大片領土還很難說。畢竟自清末以來隨著現代民族獨立意識和國家概念的日益增強以及全球化的發展，要想開疆拓土越來越不容易。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喜歡這個朝代，甚至於憎厭它。它那醜陋的衣冠，豬尾巴一樣的辮子，至今還成為西方人嘲笑我們時拿來代表中國人的形象。滿清朝200餘年毀掉的不僅是華夏民族大氣華麗的衣冠形象，更打折了華夏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風骨，汙化了華夏民族風清氣正的文化傳統。
最典型的莫過於“奴才”的稱呼了。清以前中華朝野基本上是沒有“奴才”這一稱呼的，皇帝與大臣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都是很正常的上下關係與稱謂。“奴才”之自稱始於後金的“包衣奴才”，清朝建立後，滿臣對皇帝以“奴才”自稱，以示親熱忠誠；漢臣普遍仍自稱“臣”。名既興，行亦實之。清朝皇臣之間的那種帶著“自大”與“卑賤”，“愚腐”又“狡猾”的狎暱之態在史書上隨處可見。這種官場氣象在漢唐宋明諸朝都是很鮮見的，自清來別開此一局面，實在是華夏政治風氣之一大退化。
另一個典型的“變態”的官場禮制是跪拜禮。清以前中華諸朝，大臣朝見皇帝是不會跪拜的，一般是坐姿或站立，自清來又開此一惡俗風氣。其影響之深遠在於加強了封建政治的專制性和固化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觀念。華夏民族自古有跪天跪地跪父母，從來沒有官員向皇帝下跪，僕人向主家下跪的禮制和習俗。
清朝官場的跪禮彎曲了二千年來大多數時候都是挺直的中華帝國朝臣的膝蓋，這一跪還將封建皇帝的自大和愚腐推向封建皇權史上的頂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與西方本已簽下《天津條約》，卻因咸豐帝堅持要洋人使節給他下跪磕頭而鬧出糾紛，以致戰火重啟，滿朝皇臣狼狽出逃。如此不堪之朝廷，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清朝終朝鮮見直諫之臣，從漢至明忠心耿耿，以死直諫皇上的官員屢見不鮮，獨大清朝沒有。
沒有了耿直諫言的大臣，於是滿清朝廷上下多是媚權阿諛之輩，歌功拍馬之徒。1696年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大勝而還，受到滿朝文武的熱情頌揚，曰：“御駕親征，深入敵境數千裡，如行無人之地，臣等考之史冊，未有如皇上之謀勇俱全者也。臣等欽惟皇上，功高二帝，德邁古今。”
同年七月，給事中王原祁、御史劉珩提出在拖諾山（託訥山，康熙徵噶爾丹之地）等地“勒石以紀皇上功德”。王原祁奏說：“明永樂屢次出塞，勳烈遠遜今日，猶且勒銘以張武功，況我皇上遠御親征，深入沙漠，櫛風沐雨，剋期奏功，仰請於聖駕經行地方，御製鴻文，建立穹碑，以垂不朽。”
康熙皇帝命禮部議奏。禮部認為，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功業之鴻駿，自古帝王所未有也”，所以，應如王原祁、劉珩所奏，“凡皇上經臨駐蹕之名山，以及剿滅逆寇之昭莫多等地方，允宜磨崖勒石，俾塞外億萬載臣民鹹瞻仰駿烈神功於不朽”。
滿清朝廷不僅逢迎拍馬之風盛行，清帝還不喜人說其一點點的“壞話”，自雍正開始滿清禁言功夫越發了得。1730年庶吉士徐駿因一時疏忽在奏摺中將“陛下”二字寫成“狴下”，馬上被革職回鄉。雍正皇帝還不解氣，又派人到徐家中搜其“汙證”，在徐詩稿中發現一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雍正認為這是暗諷他大清，於是將徐駿抓住處斬！歷代雖也有因言而致人罪之事，但滿清朝廷對言論敏感至於這種境地，對“犯言”者處罰如此之嚴厲，華夏幾千年來未有！
清朝之不得人心，實際上並非因其統治者胡人身份，實在是滿清朝廷的一些作為不得人心。其政治文化氣象既自大又卑賤，既愚腐又狡黠，專制且封閉，就象一頭鬧市中裸奔的豬，體量雖大卻為人所不恥！前秦，前燕，後周，遼，金等也都是胡人政權，但當時漢人精英趨之若鶩，各個都能稱雄一時一方，也沒有清朝這樣如此遭人詬病反對，終清整朝，“反清復明”運動沒有間斷過。
這樣一個胡人封建王朝，在其初期以大智略大手段，開疆拓土為中華後世之廣大疆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它在政治文化上同時也給了華夏民族巨大的破壞，這種破壞直達民族靈魂，影響深遠，那刻在華夏民族身體上的印記至今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