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4 06:00
張妮
【環球時報記者 張妮】大器晚成，老而彌堅。這兩個詞形容汪曾祺先生再貼切不過。60歲後才成名，但其作品的影響力歷久彌新。在紀念汪曾祺先生誕辰100週年之際，有出版社近期推出宣紙線裝限量版《汪曾祺經典小說》，讀者趨之若鶩。在對汪曾祺的所有評價中，“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是流傳最廣的一個。很多人認為，這位作家身上有一種文人雅士的閒適、恬淡和從容。但汪曾祺的兒子汪朗卻認為，這個評價並不是很準確，原因很簡單：汪曾祺沒當過官。“士大夫多指具有文人氣質的官員，按現在的說法起碼是司局級以上的官，但他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只做過編輯部主任這種業務幹部，單從這一點，就沒有可比性。”汪朗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說，父親沒有遇到什麼當官的大機會，個別小機會也讓家人給“掐死了”。比如，他在北京京劇團工作期間，組織上曾提議讓他當副團長。“剛開始他還有點興奮，但家人堅決不同意，說你哪是幹這行的料？到時人家找你又是漲工資，又要分房子，你幹得了嗎？整天干這些，就別搞創作了。他一想也是，就給推了。”就這樣，士大夫沒當成。“老頭兒也不是說很淡泊，但在我們家，他就得淡泊。因為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喜歡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甚至簡單、單純到有些不合時宜的人。”汪朗說。
晚年汪曾祺
我寫東西時誰教過我啊！
“老頭兒”是汪曾祺在家裡的統稱，不光老伴，兒子、女兒甚至孫女都這麼叫。汪曾祺一點兒也不生氣，反而認為，在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讓人敬畏，兒女筆條管直最沒意思。“孫女管他叫老頭兒這事，在我們家很正常，很自然。在我們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搞尊卑貴賤。老頭兒認為，在家裡平等，出去才能持平等的心態跟別人打交道。”汪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寫過，父親的平等教育讓他很受益，所以他對子女也採取同樣的態度。汪曾祺出生於江蘇高郵一箇舊式地主家庭。其父多才多藝，還樂於做孩子王，領著一幫孩子瘋玩作樂，沒有一點兒封建家長的架子。在父親的影響下，汪曾祺可以說沒有教育觀，如果有，那就是順其自然。“除了讓我們做人別太自私，其他方面都由我們自由發展，他幾乎沒管過我們。”
汪曾祺“不管孩子”的理念貫徹始終，包括不教孩子寫作。“他偶爾會把看書的一點體會和我們說兩句，你要有心記下來，日後能受點啟發，僅此而已。但他從來沒有專門給我們講過怎麼寫文章，也基本不看我們寫的東西，認為那根本就不叫東西。”汪朗說，在老頭兒眼裡，幾個孩子沒有一個是搞文學的料。“他不要求我們，也不教我們。他認為文學天分傳不下來，後天也補不上。我幹了十多年媒體工作後，有一兩篇文章我媽覺得還不錯，就拿給老頭兒看，他也就是‘呵呵，還行’。後來我的東西也不給他看了，知道差得太遠，人家看不上，你又超不過他。家裡有這種老頭兒也挺倒黴的，你就徹底斷了文學這個念想吧。”
但母親畢竟望子成龍，汪朗記得自己上大學時，母親總讓父親教他怎麼寫文章，父親從來不搭理。實在逼急了就說：我寫東西時誰教過我啊！“他不承認有人教過他，但畢竟沈從文先生的課他聽了，沈先生談的創作體會比如小說的表述要貼到人物寫，他也有所領悟並表現在作品裡。但他認為這東西是教不了的。”
汪曾祺(左)與沈從文
家人則一致認為，汪曾祺不是完全靠才氣出來的，也很下功夫。1939年，汪曾祺離開高郵，輾轉到昆明報考西南聯大。入學後，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等文學大家都當過他的老師。不過汪曾祺不是那種所有老師的課都認真聽講、循規蹈矩的學生，他沒少逃課，但逃課的時間大都是去圖書館看書。有時半夜了，別人都睡覺了，他還跑到系裡圖書室翻各種各樣的雜書。“他大學期間看了不少外國的翻譯小說，對中國古代、近代的文學作品都能說出道道來，對後來的創作有不小作用。只不過他讀書讀在人後，一般人看不出來。”
汪曾祺對自己的評價是文體家。他曾表示，文體的基礎是語言。一個作家應該對語言充滿興趣，對語言很敏感，喜歡聽人說話。據汪朗回憶，父親連上世紀50年代寫在牆上的大標語都記在心裡。他認為好的語言首先要準確、精煉，即使是一個標語，寫的沒有廢話也是好文字。
“別看他寫文章很雅，但實際上一肚子壞水，有時會有一層別的意思藏在一本正經的敘述之下，偶爾出現的一句話、幾個字，甚至一個問號、感嘆號都有他的意思在裡面。如果你能看出他在哪兒使壞，然後會心一笑，那是真正看明白了。”
生活，是很好玩的
老頭兒的另一個“異秉”，是對文學的執著。“他心裡一直有個想法——我就是寫小說的料，而且能寫出點名堂來。儘管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外部環境寫不了，但這個想法從沒改變，他一直在琢磨這件事，所以，80年代他很快就能出來。”
1958年，38歲的汪曾祺在文聯繫統整風複查中被劃為右派，撤消《民間文學》編輯部主任職務，下放到河北省張家口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最開始，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後來他力氣長了，能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的斜坡。1961年，剛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沒有單位接收，就留在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協助工作。所裡交給他一項任務，到馬鈴薯研究站畫一套馬鈴薯圖譜。那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汪曾祺每天到試驗田裡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裡，對著花描畫。他曾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其中兩句是：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
1962年，汪曾祺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文革期間，由他編劇的《沙家浜》公演，掀起樣板戲熱潮。但這也不是他想要的創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幹了十年樣板戲，實在幹不下去了。不是有了什麼覺悟，而是無米之炊，巧婦難為。沒有生活，寫不出來，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四人幫’倒臺後，我真是鬆了一口氣。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寫作了。我可以不說假話，我怎麼想的，就怎麼寫。《異秉》、《受戒》、《大淖記事》等幾篇東西就是在擺脫長期的捆綁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從這幾篇小說裡可以感覺出我的鳶飛魚躍似的快樂。”
有人問汪曾祺：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他答：“丁玲同志曾說她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不‘安’，又怎麼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與兒子汪朗(左一)等家人在一起
人間送小溫
文革後，中國曾一度形成“傷痕文學”潮流。但汪曾祺的作品中很少有悲苦，總是寄託著一種溫暖和美好。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被一些評論家認為不夠深刻，不夠主流。他撰文回應稱，“我知道我不會成為主流，我就是邊緣作家。我的小說有一些優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但是我的小說沒有什麼深刻的東西。中國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是我的國家。正如沈先生所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喪失信心。我並不反對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但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具備產生這樣多的感的條件。如果為了贏得讀者，故意去表現本來沒有，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謬感、失落感和孤獨感，我以為不僅是不負責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學，應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
在汪朗看來，父親的作品風格是本性使然，不是有意去表現的。“當時那麼多人被打成右派，人家都寫自己怎麼倒黴，吃了多少苦。他也吃了不少苦，但還是喜歡去觀察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他跟農民睡在一鋪炕上，一出汗，蝨子能從這頭爬到那頭，他覺得這也是一種人生體驗，沒把這事看得很不堪很痛苦。他不是去美化生活，有意把不美好的東西說成美好的，而是把生活中真正存在的美好挖掘出來表現出來，讓大家慢慢體會。有挖掘生活美和人性善的願望，才能發現它們確實存在。我認為，在這方面他與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是相通的。”
汪曾祺的一首小詩很能代表其作品與人生的底色：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他覺得生活中沒什麼太大的溫度，有一點暖和就行了，溫度太高就把人燒死了，不正常，也不自然。他不願意刻意去渲染或拔高什麼，那剩下的就是小溫了。”
汪曾祺的作品多為短篇小說、散文等，沒有長篇鉅著。這是不是他的一個遺憾？“可能有一點，但他對外宣稱自己不是很喜歡長篇。”汪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父親的觀點是，長篇小說本身是一種不正常、不自然的表現題材，因為人生沒有那麼多完整的故事。“他覺得人生都是一個一個片段，短篇小說是反映這種片段的。長篇小說要想把結構寫完整，一定得瞎編，否則圓不了。他不喜歡，也認為自己沒有編故事的能力。”汪朗補充道，“老頭兒還認為，長篇小說廢話太多。”
在汪曾祺誕辰100週年之際推出的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