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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敘利亞】3月23日下午，我的微信上收到了意大利女攝影師Valentina Sinis從綠村兵營發來的一條信息：“這一切終於結束了。庫爾德人武裝正在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伊斯蘭國’控制下的領土已經100%獲得解放。”又過了幾天，有朋友在路透社的一則新聞視頻中發現了我那兩條髒兮兮的褲腿——那是3月9日傍晚在艾什沙法赫丘陵，當時我和攝影師李亞楠正在採訪從巴古茲包圍圈走出來投降的最後一批“伊斯蘭國”戰鬥人員。
2月10日，包圍“伊斯蘭國”在代爾祖爾省最後控制區巴古茲鎮的“敘利亞民主軍”戰士在靠近前線的一處建築內休整。3月23日，巴古茲鎮被徹底解放，“伊斯蘭國”自稱的“哈里發國”宣告覆滅。| 圖：視覺中國
2019年第一個季度，我在敘利亞累計度過了將近一個月時間。元旦前後的旅行採訪是為了進入一年半以前未曾踏足的古城阿勒頗、遜尼派聚居區霍姆斯和哈馬，並體驗復航之後的大馬士革國際機場的運轉情況。3月初的第二次出行則是為了進入敘利亞東北部的庫爾德武裝控制區；在那裡，對“伊斯蘭國”最後控制區巴古茲鎮的總攻即將開始。
為了完成這次毫無把握的採訪，我必須首先從北京飛到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轉道那裡北上伊拉克庫區首府埃爾比勒。在伊拉克通過中間人辦理好進入敘利亞庫區的身份證明和通行證之後，我又需要乘汽車穿越800公里沙土路，通過設在底格里斯河上的邊境口岸，才能到達代爾祖爾省的前線基地。
3月9日傍晚，在艾什沙法赫丘陵旁的一處空地，庫爾德“人民保衛軍”士兵看守著一名剛剛從巴古茲包圍圈撤出的投降“伊斯蘭國”外籍戰士。（李亞楠 攝）
在奧馬爾油田附近的綠村媒體營，有大約60名國際記者在等待著那個重要時刻的到來，我和搭檔李亞楠是其中僅有的中國人。每天的工作節奏並不像許多戰地記者傳記所渲染得那樣浪漫而刺激。由於綠村和巴古茲前線之間大約250公里的土地已經淪為無人區，我們必須在日出後的第一時間從基地出發，前往當天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收容俘虜的現場，可能是某座被徹底摧毀的村莊，也可能是距離包圍圈僅有5公里多、不時能聽到機槍射擊聲的前沿陣地。
由於電力設備已經遭受嚴重破壞，傍晚6時日落之後，四周將變得一片漆黑，我們也必須跟隨庫爾德士兵返回基地。運氣好的話，食堂窗口還會遞出一份半溫的西紅柿茄子湯和一袋麵餅；但大多數時候，除了乾麵餅和涼水以外就再無他物。這倒使整個兵營意外籠罩上了一股共產主義氣息——在躺到髒兮兮的地鋪上以前，記者們會圍坐在篝火邊，分享自己在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以及各種糟心地區的採訪體驗。
但最後的結論總是一致的：即使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記錄下這一切依然是有意義的。
在拉卡的幼發拉底河渡口附近，一名庫爾德少女站在等待卸貨的卡車前。（李亞楠 攝）
如果說2017年的第一次敘利亞之行使我初步感受到了始於2011年的全面內戰對這個古老國家日常生活的改變，那麼在2019年的春天，我所到達的地區和觀察到的細節變得更豐富了。在歷史超過4000年的北部古城阿勒頗，我看到倭馬亞清真寺的穹頂上殘留著被炮彈擊穿的大孔 ，阿加莎·克里斯蒂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男爵旅館已經門庭冷落，享有盛名的亞美尼亞區變得人煙稀少。
在“伊斯蘭國”一度自稱的“首都”拉卡，摩托車和騾馬在沼澤一般的街道上穿行，市政委員會就在一所廢棄中學裡辦公。年事已高的母親抽泣著向我講述兒子被恐怖分子折磨致死的經過。霍姆斯城的建築廢墟中，幾名正在清理瓦礫的年輕人用卸下的窗框和門柱生火，煮了一大壺茶與我分享。戰前這裡曾是一處頗有人氣的餐廳，如今則安靜得如同墓地。
在拉卡一處曾經的“伊斯蘭國”審訊室，一名兒子慘遭殺害的當地婦女沉默地望著遠方。（李亞楠 攝）
還不止這些。我還試圖探究一些更加複雜、也更具普適性的問題：21世紀初中近東出現的一系列“失敗國家”，系因何種原因而造成？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崛起，是否亦有特定的本土化背景？在長達8年的內戰接近尾聲之後，敘利亞的經濟重建和政治變化可能以何種方式出現？就像去年秋天採訪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時，我們談論的那個關鍵性問題一樣：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整整一百年的奮鬥歷程中，是什麼阻礙了他們發展出一種可行的內生現代化模式？除去帝國主義的干涉以外，問題還出在哪兒？
更重要的是，過去8年裡在敘利亞發生的一切，已經直接或間接地也改變了其他70多億人的生活。
位於“敘利亞民主軍”司令部所在地卡米什利市近郊的犧牲庫爾德戰士紀念公墓內景。（李亞楠 攝）
從巴黎的連環恐怖襲擊到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屠殺，從匈牙利奧爾班政府的邊境封鎖圍欄到美國特朗普當局的旅行禁令，在最近1/4個世紀裡，還沒有哪個單一事件能像敘利亞內戰這樣，徹底粉碎了西方世界關於後“冷戰”時代全球秩序的一切樂觀想象。20世紀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傳統戰爭模式在這場衝突中被解構殆盡，代之以超越民族、疆域甚至攻擊對象區隔的絕對暴力活動，最終形成了日本中東史學者山內昌之口中的“後現代戰爭”圖景。
黎巴嫩真主黨游擊隊、阿富汗什葉派“志願軍”、北非和高加索裔的“聖戰士”乃至土耳其、俄羅斯、美國等多個國家的正規軍爭先恐後地躍入敘利亞這個大熔爐，捉對廝殺或者締結同盟，然而又不曾訴諸國際法層面的宣戰程序。一場名義上的“內戰”，呈現出的卻是有如17世紀“三十年戰爭”一般的群雄逐鹿氣象。不同之處在於，三十年戰爭催生出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宣告了以主權國家作為基本行為體的現代國際體系的誕生，而發生在敘利亞的一切又回到了前國家時代的混沌狀態。
2月9日，在距離巴古茲包圍圈僅有5公里的蘇塞鎮，一名“人民保衛軍”戰士警戒著這個幾星期前才從“伊斯蘭國”手中收復的居民點。（李亞楠 攝）
更有甚者，你死我活的纏鬥不僅發生在曠野和城市中，還滲透進了作為傳播媒介的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絡。爭奪對事件的解釋權正在變得比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每一臺電腦、每一部衛星電視天線甚至每一臺智能手機都變成了殺傷力不亞於槍炮的武器。反過來，對平民以及民用設施的攻擊在交戰各方眼中也顯得司空見慣。當暴力活動的外延從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擴展到巴黎、布魯塞爾，當乍得湖畔和興都庫什山間都飄起恐怖主義的黑旗，
全世界已經不存在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每個人都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了這場戰爭的當事方。這便是我為什麼樂於一次次地前往敘利亞，記錄下在那裡發生的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他人的苦難中固然包含有某些“本土性”，但更多的是偶然性。未必是更高貴，也未必是更智慧：一些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另一些人則必須時時與死亡、匱乏和恐懼為伍，完全可能是隨機效應的結果。關心他人的命運，間接構成對自身命運的觀照，也構成人類作為一種智慧動物的道德屬性。
2月13日，在阿爾豪爾的收容營中，一名德國籍“聖戰士”遺孀正在照顧一名被彈片擊傷臉部的“伊斯蘭國”孤兒。隨著巴古茲之戰宣告結束，數萬名“伊斯蘭國”遺屬和孤兒的命運開始受到國際輿論的日益關注。| 圖：視覺中國
在這場穿越敘利亞土地的時空之旅中，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瞬間發生在阿勒頗老城。在那裡，由於返鄉難民為數尚少，一整個街區往往只有兩三戶人家存在住民。當我和李亞楠開始檢視一輛被遺棄的汽車的殘骸時，一陣嬰兒的哭聲從我身後的窗戶裡傳來，響得格外真切。哭聲持續了好幾分鐘，接著傳來了一陣詼諧的音樂。在音樂開始之後，哭聲漸漸小了下去，最終變成了大笑。我回頭望去，炊煙正從窗戶裡冒出。
那段音樂是大部分中國年輕人同樣會熟悉的。它是米高梅經典動畫片《貓和老鼠》的開場樂，伴著那一聲幾十年不變的獅子吼叫。在這場吞噬一切的戰爭過後，在敘利亞依然有《貓和老鼠》，生活仍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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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聯生活週刊》封面大使衡愛峰大校，曾以中國駐敘利亞副武官和代理武官的身份，在那裡工作四年。在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敘利亞從“人間天堂變成了人間地獄”。現在，衡愛峰認為敘利亞戰爭的‘國際篇’可能接近尾聲，而‘國內篇’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決出勝負、取得結果。”同時，他很高興《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不止一次獨立深入敘利亞戰爭的一線，帶來了更加具有中國人視角的解讀，“這對我們瞭解敘利亞、認識敘利亞具有比較特殊的意義。”
點擊上圖，聽前駐外武官衡愛峰大校講述關於敘利亞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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