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王朝277年的歷史中，一共出過16位皇帝。
這16個大哥里的13個都沒得善終，用現在的話就是“非正常死亡”。
有吃亂七八糟的“假藥”藥死的；有媳婦太多累死的；有身心焦慮愁死的；有得而復失氣死的；還有自家幹仗丟了找不著的，其中最短的當老大才一個月那“駕”就“崩”了......
這麼一看，這個人人嚮往的位子還真是不太好坐，似乎應該被歸入“危險性崗位”的行列了。
但啥事兒都有例外，也有活來活去特滋潤的。
譬如有一位老兄這“龍椅”一坐就坐了48年。當然人家起點高上位早，10歲起就在上邊待著了。
明神宗朱翊鈞
他叫朱翊鈞，也就是歷史上很有點兒名氣的萬曆皇帝。死後又得了個“小名”兒（諡號）叫神宗。
我歷史知識特淺薄，認識這位老兄比較晚，還得緣於讀了黃仁宇先生流傳很廣的一本書——《萬曆十五年》。
02
萬曆年在明史上非常重要，史學家們基本認為它是明王朝由盛轉衰的分界點。
看看也是，老朱以後只有3個小朱這“龍庭”就換人兒了，由東北來的少數民族兄弟接著幹了。
後世對萬曆大哥的評價不太高。
領導幹部都要講政績的，這老朱同志最絕的是，他整整30年沒上班（朝會）！
那叫“不親郊廟（
不去給祖宗磕頭），不御朝講（不給下屬訓話），不覽奏章（不批閱公文），不補缺官（不提拔幹部）”。總之大臣們根本見不到最高領導，有事都是公文往來。後來級別低的來也沒回音兒，有工作只能跟內閣總理（宰輔）私下磋商。 明神宗與群臣
他的不上班跟後世他那個特愛幹木匠活兒的孫子（明熹宗朱由校）還不同。那孩子是厭倦政治而沉醉投身於木匠事業，萬曆是雖居深宮但洞察萬事緊握皇權。
他在不跟大臣們照面兒的情況下指揮調度、組織了3次大的戰役（“三大徵”），徹底打服了當時剛知道穿衣服認字有點兒人五人六的日本，應該說是中華帝國的最後一次輝煌。
“三大徵”時期的明代地圖
03
萬曆當政的48年，前20年還是很負責任的。
他10歲即位，內閣總理（宰輔）高拱、副總理（次輔）張居正、高儀都是著名的能臣。
國內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內外和諧，當時的明王朝是地球上最富庶、強大的國家。有老外都是虛心來學習的，全充滿崇敬張個大嘴像個大傻子。還真沒聽說誰膽兒肥了敢打中國的主意。
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這位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以政治家的鐵腕把明王朝帶到了一個高峰。
他對小萬曆非常嚴格，嚴格到了不容瑕疵的程度。他以對大明的忠誠，刻畫和塑造著這個終究要當“老大”的少年君主的道德體系。
但張總理不是賢者。他是改革家，但也是陰謀家。
他的變法之路上高舉的大旗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打擊政敵，不容異見。也受賄也拿紅包也把不該搬的東西往家搬。
這種道德上的不對稱在他死後被政敵們當做了罪狀，也徹底地顛覆了他在萬曆心中的形象，自然奠定了他死後的悲劇性結局。
萬曆後來對張老師及其家族近似瘋狂的“反攻倒算”，既有朝廷政敵們落井下石的因素，也是一掌朝綱後的萬曆壓抑多年的對張居正畏懼心理的宣洩和爆發。
張居正故居
04
縱觀萬曆的一生，其實就是跟他的臣子們“較勁”的一生。
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各王朝中相對是開明的，它的完善的“文官體制”和“君臣共為”的宗旨，已經帶有了一些“君主立憲”的色彩。
譬如皇權雖然至上，但皇帝的意見內閣可以駁回。朱大哥想依著自個兒的意思立太子，可大臣們強烈反對他就是立不成。他幹嘛不上班？看這幫傢伙長氣！可又沒辦法制度在這兒。
還不僅如此。明朝的公務員不但經常撅老大面子，甚至還可以罵老大。
萬曆兄有個毛病：財迷。據說是歷史上賊愛斂錢的皇帝。他把太監派到各地替國稅地稅收稅，收完了不入國庫裝進他自家腰包。監察官員們便給他提意見，尖銳得一針見血。
最高法院（大理寺）一個叫雒於仁的副科級幹部（評事），寫了一篇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的奏摺，說這位國家元首“酗酒、戀色、貪財、尚氣”。我讀過這篇原文，話說得之難揍兒換我得去拼命。
萬曆也火兒了。把總理申時行叫來讓他狠狠收拾這雒科長。誰料被老申婉言拒絕。申總理給他講了一番道理後，朱老大最後也沒啥可說的只得作罷。這雒於仁只得了個“雙開”的處分回了家。
這種事要換在清朝，誅你九族是輕的鬧不好得二十族，在公廁拉屎挨著蹲坑兒的沒準兒都得沾包。
這以後老朱就更不上朝了。
讓大臣們逼急了他就說本來我就脹肚（"胃膈脹滿"）迷渾（"頭目眩暈"），雒於仁那小子又胡說八道，“以至肝火復發，至今未愈”。聽見嗎這得算公傷有足夠理由休息。
沒想到，老朱的常年泡病號竟解決了一個當前很多國家的政府都解決不了的大問題：機構膨脹精簡冗員。
萬曆年間沒有冗員只有缺員。
人都有生老病死，自然規律在無情地予以淘汰。可舊的去了老朱不批新的，今年不批明年後年還不批。年復一年過去，各層機構不斷“瘦身”，“苗條”得都要折了。
僅以萬曆三十年（1602年 ）為例，北京、南京（明代是兩套班子）缺了3個部長（尚書）、10個副部長（侍郎）。當時全國13個省，省級黨政軍高級幹部當年缺33人。
有的縣沒了縣令，鄰縣的縣太爺就得把工作兼起來。中低級公務員也一樣。有的同志好不容易被組織上提拔了可好多年到不了任，原來下調令的部門空了沒人給走程序。
負責到全國考核幹部的監察御史嚴重缺員，只好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兒。據說有兄弟在基層走了8年了回不了家，一問分管的區域才走了一半兒。這要上點兒歲數身子骨又單薄的搞不好得因公殉職在路上。
照說像萬曆這樣的“無為而治”這國家肯定該完了，不散架也得亂套。你想他孫子崇禎一天才睡兩小時覺不敢吃不敢花把身子都撲上了也沒挽回大明朝亡國的命運，他這樣還能有好兒？......
05
說來您可能不信，萬曆年間恰恰是整個明代經濟最繁榮、思想最解放、社會最穩定、科學最先進、國力最雄厚的不可多見的“黃金時代”。
在當時的世界，它的大國風範和國際聲望無與倫比。
它正處在東西方文明交遇、碰撞和融合的時期。來自歐洲大陸的西方文明正試圖撞開神秘的東方大門，有博大胸懷的中華古國以友好、平等的姿態，歡迎著來自遠方的一切。
萬曆年間，到處可見金髮碧眼的歐洲傳教士，他們深入到城市和鄉村，他們所帶來的思想和學說引起了本土知識階層的關注，一個“西學集團”正在漸漸形成。
歐洲的傳教士
它是一個封建統治日漸減弱、市民力量不斷壯大、社會變革緩緩孕育的年代。萬歷年間，皇權已不是神聖不可侵犯。民主主義的源流已被悄然開啟，“天子”的權威在受到衝擊和挑戰。
它是一個資本主義萌芽成長最快、最有生機和活力的年代。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和流動，寬鬆自由的經濟環境，各種生產要素在試驗中組合與集結，一種新型的生產關係正在醞釀中呼之欲出。
它是一個思想解放、言論自由、學派繁榮，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得到迅猛傳播的年代。萬曆年間，觀點、見解各異的書院紛紛建立，各種流派、學說百家爭鳴。以大思想家李贄為代表的知識精英群體獨樹一幟，名揚天下。
它是一個科技多點開花、藝術蓬勃發展、市井文學燦爛的立體多彩的年代。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徐霞客等大科學家相擁出現，為歷代罕見，展示了走在世界前列的華夏科技文明；徐渭、董其昌等大書畫家，世界級戲劇家湯顯祖等，都為這個年代添上了瑰麗凝重的一筆。
明代大城市的繁華情景
當時生活在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他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以一個不抱偏見的外國人的視角，描繪了萬曆年間的政治生活和社會風貌。
他看到的是一個物價低廉、生活富裕、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看到的是開明、寬容，有著良好學識和修養的知識分子群體；看到的是自由、平等、活躍的政治氛圍；看到的是和平、寬廣、開放的大國胸懷。
在當時很多西方人的書籍中，表露的都是對這個東方古國的極高的讚賞甚至崇敬，他們帶著學習的態度給予我們5000年的燦爛文化以誠摯的尊敬。
明代畫家仇英所繪《南都繁會圖》局部
06
可這一切後來戛然而止。
二百年後，西方人的筆下再度談到中國都充滿了鄙視性的描述。
那會兒明朝早就亡了，已經到了很多人眼裡的“康乾盛世”。
當時的法國著名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他《停滯的帝國》一書中，以大量的細節描述了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出訪中國的經過，並尖銳地揭示了透過這個事件的表象背後所隱藏著的深刻的意義。
1793年，帶著英王喬治三世給乾隆皇帝的親筆信，抱著以建立“兄弟般的情誼（信中英王喬治之語）”為主旨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踏上了這個“天下惟一的文明國家”的神秘的土地。
建立友好關係、開通兩國貿易，滿懷希望而來的馬戛爾尼的使命卻被以“世界中心”自居、對變化中的國際格局茫然不知的清政府徹底誤解。
在兩種文明的撞擊這個歷史性機遇面前，傲慢、自大、無知的清王朝沒有回應。
這次“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向“天下惟一的文明國家”的招手，變成了一場“聾子之間的對話”。
一扇本來平等的大門哐然關閉。
佩雷菲特在這本書中對曾經“幾乎所有領域都先進”的中國最後變成“停滯的帝國 ”非常痛心。對有的國家如何“覺醒”，有的國家卻“沉睡不醒”甚至“醒了又睡”作了深刻的分析。對清王朝的閉鎖、衰敗、貧困、愚昧給予了無情的批判。
這些，就發生在所謂的“康乾盛世”。
在那美麗的“泡沫”破滅之後，古老中國的壁壘終於被堅船利炮轟開，開始了它屈辱痛苦的涅槃。
不堪回首的大清
07
我無意把萬曆與康、乾做什麼比較。畢竟常年不上班的萬曆談不上什麼敬業。我是為晚明所出現的各種極富生命力的喜人氣象而惋惜。
如果不是後來的黨爭和閹政，如果不是天災、流寇和關外女真的崛起，中國，很可能是另外一種命運。
從這點說，萬曆難辭其咎。
所以有史家論：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歷史是不能改寫了，但以史為鏡，可以告訴我們很多。
“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的作者）的話說得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