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就囑託你一件事，千萬別把我往（牛X）那方面寫，因為本身也沒那麼（牛X）；導演習辛和寧海強對我幫助最大」。從晚上8點半聊到12點，這是戲骨宋運成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臨近耳順之年，宋運成（注1）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在古鎮南昌郊區這座獨門獨院的大房子裡，他依稀有了東晉詩人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些許感覺。
不拍戲的時候，他每天睡到自然醒，就著一壺茶香，在二層的書房裡揮毫潑墨；偶爾還做下篆刻、搞個泥塑。
“修身養性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生的課題，人活到最後不就是圖個明白和心安嗎？”宋運成一邊說著，一邊用根卡尺在對一尊泥像做凌遲一般的修整。
我突然意識到這門藝術的魅力，在它的過程裡好像蘊藏著人生的禪意：人由一棵幼苗擴張為遮天大樹，時間會逐漸地削去那些囂張的藤蔓，最後把它塵封在抽屜裡。
然而修剪自己談何容易。
“人的本性很難改變，我之所以沒有到那個（更高的）程度，與我這個人的個性太直有很大關係。”宋運成說。
他也曾嘗試往「婉轉」的風格調一調，“年輕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有這個毛病；現在還是做不到，索性也就算了；偶爾可能會給人倚老賣老的感覺？其實我只是不想繞彎子。”
所謂驕子
午飯後，宋運成到院子裡拾掇花草、耕鋤起壟，心想著要緊挨著院牆再種上幾棵香樟樹。
如果不細說從頭，你很難想象這樣一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拿獎拿到手軟的國家一級演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處於焦慮或者說是內心不夠安定的狀態中。
與很多早年「北漂」的演員不同，宋運成的起點頗高，甚至還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
1979年，時年18歲的宋運成已經在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電影《奸細》中，出演了人生的第一個角色，那部老電影的主角是宋春麗。
過了兩年，他又出演了自己第一部電視劇。
他的同學憶起那時的宋運成，說他有些像「哈爾濱文藝界頑主」般的存在，“青年宮、工人文化宮裡，總能見到宋運成活躍的身影。”
1981年，宋運成的藝術人生迎來了重要拐點。
那年，江西省話劇團幾個老藝術家，出於為國家培養一批話劇人才的使命責任，將目光投向了哈爾濱。因為哈爾濱的青少年，不論從普通話發音還是形象上，都更有先天條件成長為優秀的話劇演員。
“我記得，當年江西省文化廳為此特批了16箇中專招生名額，考上的人直接進入江西省文藝學校（注2）就讀，學、住、吃等一切費用全免，而且全都是幹部指標。”宋運成說。
在那個中專文憑含金量很高的年代，畢業就以幹部待遇分配工作，這可是件大事。
經過篩選，有4700人進入考場，最後有10男6女被揀選，宋運成是幸運兒之一。
在當年落榜的年輕人中，有一個長相看起來有些「目瞪口呆」的人，他第二年考進了中央戲劇學院。這個人就是當下極有觀眾緣兒的老戲骨倪大紅。
“81年是個特殊的年份，那年中戲、上戲、北影、軍藝都沒有（在哈爾濱）招生，只有江西過來了。”宋運成說。
三年聞雞起舞的青蔥歲月很快過去。1984年，宋運成畢業進入江西省話劇團工作，那年他剛過22歲。
驕子迷失
與剛到江西時的意氣風發相比，此時本該正顯風華的宋運成，心中竟陡生幾分悲涼。
因為，他看到話劇這門藝術正走向衰落。
“上世紀70年代後期，話劇藝術曾經到達過它的巔峰時期，包括詩歌文字、戲劇和戲曲，都在那個時候有過相對短暫的綻放期。”宋運成說。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1983年「包產到戶」的經濟方針施行後，社會進入到一個全民爭當「萬元戶」的歷史階段。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話劇愈發受到冷落。“人心熾熱、街頭喧鬧，能靜下來走進劇院看場話劇的人，幾乎沒有了。”他說。
宋運成和同學們沒有額外的演出收入，一個月40多塊錢的工資。當時這點錢對於一個普通工人來說，也許並不算太少；但對於要談戀愛、尋夢想的年輕人來說，那就相當捉襟見肘了。
陸陸續續地，當年考到江西的那批人，都離開江西各奔前程了。
1986年，宋運成離開話劇團回到哈爾濱。
那個時候國產電視劇的體量都在二十集以內，但是引進的國外譯製片都很長。“我去電視臺給一部墨西哥電視劇配音，有七、八十集。”他說。
然而這樣相對較好的賺外快機會並不太多。更多的時候，他在哈爾濱火車站前擺地攤，賣些電子錶、檯燈、錄音機卡帶之類的東西。
“現在想起來，都TM是些假冒偽劣的產品。”宋運成說。
晚上，他會去夜總會做主持人。
就這樣混了幾年，憑藉著自己的文藝天分和吃苦精神，他一路坐上了夜總會經理的位子。
那可是一個接連三教九流的位子，當下星運如火如荼的一線實力男演員，當年也得益於他的挺薦，在夜總會唱歌跳舞賺外快。
“那是一段草莽年代。”宋運成說。
有些原始積累後，他開始和朋友一起做生意，“皮包公司、夜總會都做過。”
在那些五光十色的年頭裡，他的確擠上了「先富起來那一撥」的列車，或者說在哈爾濱的娛樂行業裡，他也不大不小的風光過。
只是距離藝術尤其是話劇，愈發的遙遠了。
偶爾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會想念那些遠在江西、曾對他言傳身教的老師們。
“那幾年我並不快樂，至少在精神層面是空虛的。”宋運成說。
他當時的人生狀態，可以作為話劇的一個橋段在舞臺上演繹：深夜，一個男人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裡。他拉開臺燈，把鼓鼓囊囊的腰包在桌上散開，兩眼放光的數著面額不等的鈔票；末了，他點起第二根菸，抽了兩口便自言自語「這樣的活著，是TM沒有靈魂的」。
敗尋自我
我們說「當一個人做抉擇時，他應當先去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聖經》裡也說「接觸什麼樣的人，便得到什麼樣的賞賜」。
冥冥之中，宋運成還是要回歸到表演藝術的道路上。
在他忙於生計的七、八年裡，他的同學有的當上了中戲的老師，有的在很多影視作品中都出演了角色。
“運成，你當時在班裡可是最好的，真不該浪費你的藝術天份、荒廢你的時光，你應該去北京闖蕩出屬於你自己的藝術道路。”同學聚會酒過三巡後，當年的同學這樣和他掏心窩子。
九言勸醒迷途仕，一語驚醒夢中人。當晚，宋運成在心裡頭淌眼淚。
1996年初夏，宋運成決定「北漂」，那年他35歲了。
雖然是一次舉目無親的重啟，但他心裡卻充滿熱忱，甚至在潛意識裡，有著不太切合實際的幻想。
到了北京，在中央戲劇學院當老師的同學帶他去東棉花衚衕安頓下來，中戲的招待所就在那裡。
一個房間三張床，一臺電風扇，一天29塊錢。“我當時心想，哥們兒是來做演員的，怎麼可能和幾個人擠在一間房裡睡。”宋運成說。
他穿過一條衚衕，找到一家涉外賓館開了單間，一天220塊錢。
那樣的開銷已然不菲，但他全然不顧，每天除了去餐廳吃飯，其它時間都跑到劇組扎堆的幾個酒店裡，去找出演角色的機會。
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在應聘工作。
那些和他一樣來應聘角色的演員，向副導演自報家門時通常說：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的。
輪到宋運成：“導演您好，我畢業於江西省文藝學校。”
副導演：“什麼學校？哦……回家等消息吧。”
連續兩個多月的每日奔波，他一個角色也沒等到，帶的幾萬塊錢沒剩幾張。
“最後手裡的錢僅夠買張火車票。”宋運成說。
沒辦法了，他夾著包一個人灰溜溜地回到哈爾濱。
剛回家的那段日子，他不願意出門。“走的時候，鄰居朋友都知道宋運成去北京做演員了，現在這樣感覺面子上掛不住了。”他說。
再出發
宋運成在家悶了5個月，他需要捋清楚一件事：這輩子最想幹什麼、一定要幹什麼。
1997年春節剛過，他告訴妻子：我必須再去北京做演員，即使死也要死在那兒。
和上一次去北京有微妙的不同，宋運成走的時候沒有通知任何親朋。
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北漂」生活，這一漂就是20年。
到了北京他沒有去找同學，直接住進上次他嫌棄的三人間招待所。
卸掉了驕傲和虛榮，他變得愈加內斂和務實。
安頓好後，他立即去招待所附近的小店拍了一組簡單的照片，帶上手寫的簡歷，他又一次次的去敲劇組的門。
某種程度上，他內心承受的壓力要比其他「北漂」演員大很多：他有家要養；他高齡36。
“不只是做演員，從任何一個行當來講，我都算「高起點」了。”
沒過多久，中戲的招待所也住不起了。他搬到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舊宿舍裡，“一層樓梯下的斜坡空間正好可以放下張破床，我晚上就睡在那裡。”
經常是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時候，他感覺有很多雙腳從頭上踩過。後來，就連這樣的免費睡覺空間也沒有了。
冬天，他租住在一處平房人家的「偏廈子」，就是那種挨著主房搭就的簡易房，“擋雪不擋風，在屋子裡得戴上棉帽子。”
有時候第二天清早起來，他看見臉盆裡的水竟然結了一層冰碴。
夏天，他又搬到地下室。“我如果告訴現在的年輕人‘夏天要插上電褥子才能睡著’，人家一定覺得我有病。”宋運成說。
他就是那樣做的，“太潮了，必須睡前插上電褥子烘乾下，我躺上去才有可能睡著。”
有意思的是，他當時並不覺得有多苦，現在回憶起來反而倍感鮮活。
“身為男人，這些皮肉之苦算得了什麼呢？”宋運成說。
但是當妻子從哈爾濱來看他的時候，他會因為「她當場就受不了了」而受不了。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世界上有兩滴淚水像火山岩漿一樣滾燙：一滴來自母親，一滴來自愛人。
“她哪能想到我在北京會受這樣的苦啊。”
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宋運成停頓了下來，這是在三個多小時的專訪中，他第一次陷入沉默。
轉折
1998年，宋運成「北漂」的第二年，他的表演道路迎來了轉折。
此前，沒有成名作品和名校出身的背書，他去劇組尋找出演角色的機會時，遭遇冷眼和不屑是家常便飯。
但當那些副導演看到宋運成的簡歷中，赫然列著張藝謀的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時，態度就不一樣了。
人就是這樣並不太高級的高級動物，看低人的往往不是狗眼。
“我也能理解，《我的父親母親》給了人家一種安全感 ，他們覺得張藝謀用過的演員，肯定不一樣。”宋運成說。
那時他租住在北京的小西天，接到一個副導演的電話，對方告訴他張藝謀導演正在為一部電影挑選演員，讓他去試鏡。
宋運成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騎著破自行車趕到了劇組。有人開著攝像機對著他，問了些諸如姓名、年齡、哪裡人的簡單問題後，第一次面試就結束了。
當天晚上劇組又來電話，告訴他“明天，導演要看看你”。
儘管時隔22年，宋運成還是清晰的記得第一次見到張藝謀時的情形。
“運成，過來坐。”這是張藝謀對他說的第一句話。
“那樣的大導演，能記住你的名字，還這樣親切。”宋運成說。
他太想把這個角色演好了，雖然只是一個村長的龍套。
“儘管最終達到了導演的要求，但我是不滿意的。在巨大的壓力下，小事你可能都做不好。”他說。
張藝謀要的表演，是不能有任何表演痕跡的；而宋運成用力過猛，反而導致角色的肢體、語言有些僵硬。“我當時演的很概念、符號化。”
最近這幾年，他先後在陳凱歌的《妖貓傳》、吳宇森的《太平輪》裡出演角色。
我問他：“還會緊張嗎？”
他答：“都多大歲數了還緊張。”
遙遠的道路
2009年，宋運成救了一次大場。
他用7天時間拿下話劇《天籟》（飾田福貴）男一角色，代表廣州軍區赴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後，獲得了包括全軍優秀劇目獎、「五個一」工程獎在內的可貴殊榮。
慶功宴上的歡聲笑語還在繞樑，他接到一個讓其內心非常沉重的消息。原來，宋運成當年在江西省話劇團的老師石慰慈，因重病入院了。
病榻前，石慰慈交給他一個厚重的任務。“老師是當年公派到前蘇聯留學的第一批學生，學成歸國時帶回一個話劇的本子《遙遠的道路》，結果江西話劇團剛排演好，就趕上中蘇關係破裂期，這部話劇就沉壓下來了。”宋運成說。
老師希望宋運成擔綱《遙遠的道路》（飾安東）男一號，自己的女兒石蘭出演女一號。
“這部俄語話劇是老師當年一字一句翻譯過來的，沒有演成是他一輩子的遺憾。”
宋運成的幾個同學都趕回北京來參與排演，他們心裡明白，在這部作品裡，凝結著老師畢生的藝術追求，也連接著恩師與學生們的一世恩情。
“《遙遠的道路》排演至尾聲，還沒來得及公演，老師就走了。”
說完這句話，宋運成陷入了第二次的短暫沉默。
為了紀念老師，學生們決定將這部話劇的首演地點放在南昌。
當年離開南昌時，宋運成少年翩翩；如今歸來，已是兩鬢染霜。“冥冥之中，我覺得是老師又把我拽回這裡的。”他說。
“宋運成帶著石慰慈老師當年的作品回來演話劇了……”，這次公演給江西話劇界帶來了轟動。
他們為宋運成這些年來在影視藝術上，尤其在話劇表演藝術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
“回來吧運成，這裡需要你。”幾位當年負責去哈爾濱招生的老藝術家們，老淚縱橫的握著宋運成的手說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宋運成以「特殊人才引進」的身份，被重新召回江西省話劇團。
這之後的七年裡，他在話劇團裡創作、公演了包括《可愛的中國》在內的大量優秀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為團裡贏得了重要獎項，
他也因此拿到了中國話劇藝術最高榮譽「金獅表演獎」和「文華獎」。2017年，宋運成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這樣一個國家認定的重要職稱和國家待遇，很多演員要用一生來完成，而他只用了七年。
離回之間
2016年初，宋運成把在北京住了十多年的房子賣了，他把所有家當用一輛13米長的集裝箱拖掛車運到了南昌。
“雖然整整在北京奮鬥了20年，也過上了當初嚮往的所謂有房、有車、有事業的生活，但在這裡我找不到歸屬感。”宋運成說。
哈爾濱籍近現代女作家蕭紅說「我人生的旅途，是從異鄉到異鄉」。
宋運成覺得北京總是給他帶來一種壓迫感。“只要超過半個月沒有戲拍，在家裡待著就發慌。”
儘管他賬上有錢、庫房有糧，但他就是發慌，就是緊張，就是有種莫名的危機感。
早年在哈爾濱生活的時候，他沒有過這種感覺；搬到南昌以後，即使半年不接戲，心裡仍然安定。
他身邊的很多朋友，也有類似的「症狀」。
多年以前，宋運成在雲南拍攝《木府風雲》的時候，就萌生過把家搬到麗江的念頭，只是由於妻子對即使2200左右的海拔，也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才作罷。
為他決意離開北京埋下真正伏筆的，還是前文提及的「2010年他被重新召回江西省話劇團」。
“中國人的骨子裡，還是有「落葉歸根」情結的，否則就總覺得在「漂泊」。”宋運成說。
事實上，剛回到江西省話劇團工作不久，他就被「新生活」喚醒了。
每天上午他步行幾分鐘，就從團裡為他安頓的套間宿舍走到了排演室，開始了一天的話劇創作、排演；晚上和團裡的同學、朋友在劇團附近找家小店，小酌幾杯後回去搓會兒麻將。
“那樣的生活很簡單，卻讓人充實、踏實。”宋運成說。
2017年，宋運成逆向調進江西藝術職業學院，出任藝術總監和藝術團團長，負責學院的藝術創作。
這個江西藝術職業學院的前身，就是他36年前考入的江西省文藝學校。
“我這算不算是傳說中的「少年歸來」。”他笑了。
上癮
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個演員如果是學、演話劇出身，又或者說他半路與話劇角色有過美妙的邂逅，他就會上癮；就連回憶「塑造這個話劇角色的過程」的時候，也是心醉神迷的狀態。
“在話劇舞臺上，宋運成絕對是有魅力的；在影視劇中，宋運成的魅力遠不及話劇。”
這話是宋運成自己說的。
我隨即問了一個通常不該這樣提法的問題：電影、電視劇、話劇這三類表演，如果只能選其一，你會選哪個？
宋運成說：“如果是多年前，我還是得選擇電視劇，因為它能解決我的生活問題；但是現在我可以直接告訴你，是話劇。”
話劇藝術於宋運成，是熾熱的、年輕的。
“它最大的魅力在於：每個角色都不是演員一個人在那表演，他實際上是和臺下的觀眾一起完成的。”宋運成說。
他說外行人聽到這樣的表述，可能會覺得演員在故弄玄虛，但在一部好的話劇裡，一個好的話劇演員的確能夠感知到臺下觀眾的情緒、呼吸、心跳。
一個人的氣場、人與人之間的氣場是真實存在的，這近乎於人類的第六感。
“一大段臺詞完成後，我能瞬間感知到觀眾的反應，這種相互給到、相互刺激的感覺太微妙、太美妙了。”宋運成說。
某種程度上，一個演員在影視劇中的表演，永遠是遺憾的藝術；但在話劇舞臺上，演員的表演是一個不斷趨向完美的狀態。
“話劇在公演前反覆排練的過程，是為了找到每個角色的最好狀態和呈現方式；上臺後，你會根據臺下觀眾的反應再次現場調整你說話的聲量、語速，甚至會現場調整呼吸、節奏。這些都是在排練過程中無法捕捉的。”宋運成說。
在這樣的痴迷狀態下，他親自導演兼主演了幾部話劇作品，都獲得了重要獎項（注3）。
支點
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宋運成出演過的影視劇角色近百。他一路演下來、一路看過來，總結出一個好演員必備的兩個特質：“一定要有生活，得去經歷、去感知、去汲取，然後才能在表演過程中實現「能量輸出 」；還得學會像心理學家那樣思考，你得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分析對手的心理狀態。”
說完這句，他話鋒一轉：“其實最好的演員都是天生的。”
他沒見過周冬雨，但在去年看過有周冬雨出演的一部電影后，心裡暗忖：這個丫頭太厲害了。
“你完全看不到她有任何的表演痕跡，這就是祖師爺賞飯吃。”
張豐毅說自己「40歲以後，演戲的時候才有自信 」。
宋運成深以為然：“現在回過頭看，40歲之前演戲，心裡其實是慌的，總想著演結果，不敢演過程；40歲之後突然發現不一樣了。”
他明白一個道理，演戲要先找到一個「支點 」，心理狀態才能「穩 」下來。
“就拿拍照來說，一個人站在原地，不由自主的就會覺得不自然；如果讓他倚靠在一堵牆上，這個人的狀態瞬間就能鬆弛下來。這是物理支點，演員在表演過程中，得在心理上找到這個支點。”宋運成說。
這樣的心理支點，他在電視劇《老三屆》（飾曹培德）和《一路格桑花》（飾鄧剛）的拍攝過程中，都強烈地感受過。
“每一個演員接到一個角色之後，都應該先問自己十萬個為什麼：他為什麼要說出這樣的話，他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動作？”
宋運成說這是一個尋根問底的過程，“當你從邏輯上、情感上都找到了這個人物的「根」，其它的一切就會自然生長。”
演員需要的那個心理支點，就在角色的「根」上。挖不出「根」，角色人物就沒有特點，也就沒有「性格語言」。
“很多劇本中，人物說的話其實多是「符號語言」。”
宋運成說這樣的問題在演員圍讀劇本的過程中，就能看出幾分端倪。
“如果出現大家商量「這場戲我少說幾句，把話分給他」的現象，這就有問題了。因為每個角色人物的個性是不一樣的，我的話拿給別人說就不合適；反過來說，如果合適就說明我這個角色人物沒有足夠的特點。”
宋運成在強調「每個人的語言系統是不一樣的」，就像糙人說不出文雅的話。
沒有「小」角色
當一個演員在內心構建了自信、安裝了支點以後，即使是一個所謂的小角色，也能演出大氣魄。
宋運成以習辛導演作品《二叔》為例，他在劇中飾演主角爾志強的師傅祁漢。
“祁漢的戲份不多，但都是難度最大的戲。表面上看，這個人身上「沒有戲」，但如果要讓觀眾記住這個角色，演員必須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宋運成說。
按照劇本的設定，對於爾志強來說，祁漢是一個如父如兄的存在。
“每個男人的成長、成熟過程中，都會在心裡有一個榜樣，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祁漢就像爾志強的教父。”
問題是：劇本沒有更多的空間，來為這個教父的權威影響力做前引鉤沉。
這就要求演員「一出場，就得帶出這個人物的前20年」。
宋運成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兩個人說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很自然的不看向爾志強。
這樣的細微舉動，能夠反應出祁漢什麼樣的心理位置？打個不太貼切的比方，這就像皇帝可以無視大臣，但大臣不敢背向皇帝。
再比如，爾志強比祁漢高大，當前者把話說完後者並不接言，而是在其肩膀上輕拍兩下，然後深情的看徒弟一眼。
觀眾在看到這一幕的時候，瞬間就知道祁漢的心理勢位更高大。
“在那一刻，我要把心拿出來給他，把他真當成我從小看到大的孩子。”宋運成說。
原來任何所謂高杆的技巧，其實都是用一顆真心在做支撐。
有一場戲，祁漢心愛的女人死了，徒弟來看師傅。
“師傅，您怎麼了？”
原本失魂落魄呆在原地的祁漢，聽見徒弟的聲音，再也繃不住了，他開始痛哭，是那種全身骨頭都要散架的哭嚎。
這樣的角色，觀眾會心疼、會記住。
與電視劇中一些配角不同，宋運成在很多主旋律電影中擔綱男一號，並在2008年憑藉《農民工》中飾演大成這一角色，榮獲第十屆長春電影節最受觀眾喜愛的男演員金麥穗獎。
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獎是他血拼回來的。
有一場戲，大成的兄弟因被人追債導致跳樓自殺。正在建築工地上幹活的大成悲傷至極，他瘋了一樣的喊叫著從樓上跑下來，撲通一聲跪在地上。
拍攝之前，副導演想讓人把地上掃一掃，因為那片地上佈滿了碎石子。
宋運成不讓，因為他要的就是那樣的效果：跪下去之後，石子像鑽石一樣嵌在他的肉裡，血順著腿流到地上。
他特意使的蠻勁，因為他知道，當他跪下去的時候，臉上的肌肉因突然的劇痛所引起的反應，是演不出來的。
“我現在演戲不用任何技巧，我憑的就是一個「真」。”宋運成說。
戒
做這篇專訪的當口，宋運成每天像只陀螺一樣在院子裡走個不停。
他在為電影《鄧小平小道》（注3）中的角色做準備工作。在這部由雷獻禾執導、盧奇主演的電影中，宋運成飾演一個車間主任。
“為了減重，我現在堅持每天繞著院子走兩萬步。”他說。
《鄧小平小道》以上世紀70年代鄧小平被下放到南昌郊區的拖拉機廠為背景，“那個時代的人普遍都精瘦一些，尤其是一個車間主任。”
這迫使宋運成在加強運動量的同時，也開始戒口。
早在2018年3月23日那天，宋運成就做過一個重要戒定：把抽了34年的煙放下。
“以前抽菸的時候不咳嗽，戒菸之後反而時不時咳嗽；而且胃口特別好，飯量也變大。”
這是典型的「戒菸綜合症」，他胖了整整20斤。
除了體重，宋運成為了這個角色，正在戒改他的口音。“這個車間主任是個土生土長的南昌人，我應該用南昌話在電影中發聲。”
他把劇本中自己的臺詞，交給從小生長在南昌的朋友，請他完整地錄一遍。
“每天我就反覆的聽，反覆的說。”
其實宋運成在這部電影中的戲份並不多，但他演戲、做事都追求完美，既要對得起自己，更不能辜負朋友的信任。
要知道，宋運成與這部電影的導演雷獻禾有著深厚的淵源，他1997年到北京後，拍攝的第一部電視劇就是雷獻禾執導的作品《雪鄉》，他演了一個副鄉長。
至於為什麼戒菸，宋運成說他完全是為了話劇舞臺。
“如果只是拍攝影視劇，我不會戒菸，因為它不需要太大的聲量，每句臺詞也不會太長；但在話劇舞臺上，演員必須要有強大的肺活量。”宋運成說。
再有半年，宋運成滿60歲，這恰是一個話劇演員的黃金時期，更何況他還要在學院和話劇團裡挑大樑。
剛開始戒菸的時候，他一度很怕自己做不到，便誰都沒有告訴。家人發現他變得急躁，腦袋平白無故的冒汗，長時間的口腔潰瘍。
“到今天，我一口煙沒再抽過，絕對牛！”宋運成說。
戒，是放下，更是延續。
宋運成想在話劇舞臺上多堅持些年頭，他肩上有責任、眉間有憂慮：“如果只是依靠演話劇過生活，那連一輛汽車都養不起；年輕的話劇演員如何才能走下去？”
末了，發現自己的言談可能帶出一些消極情緒，他告訴我：“話劇藝術其實是件奢侈品，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崛起，話劇藝術也必然梅開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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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宋運成，男，漢族，1961年11月出生，中共黨員，國家一級演員。現為江西藝術職業學院藝術總監，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江西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國家級評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注2、江西省文藝學校即江西藝校，那個年代每個省都有一個藝校，旨在為本省培養藝術人才。
注3、宋運成導演話劇《陽明三夜》獲國家藝術基金、2019年第七屆江西藝術節第十一屆玉茗花戲劇節優秀劇目獎優秀導演獎；導演話劇《小丑》參加紀念中國話劇誕辰110週年、全國話劇優秀劇目進京展演。
注4、由江西、廣東、四川三省聯合打造的重大革命題材人物傳記電影《鄧小平小道》，4月15日正式轉場南昌開拍江西戲份。 小平小道所在地原為南昌城郊的新建拖拉機修配廠。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鄧小平就在這裡勞動、生活了3年零4個月。因他經常在這條長1.5公里的小道上散步，後來人們把這條小道稱為“小平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