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進入大涼山，我都會記起第一次的囧況。那是2018年11月，我到大涼山採訪扶貧幹部，目的地是布拖縣。我看過了地圖，從宜賓西進的路線更直，從西昌東進就要轉個彎。於是，我先到了宜賓。
我哪能想到，直線比曲線更難走。
地圖是平的，然而從宜賓到布拖，海拔節節上升。地勢起起伏伏，全是兜圈的山路，我依次經過雷波、美姑、昭覺，縣與縣之間的通勤要花上一天，因為班次不夠多。
在一路顛簸抖掉我腦子進的水後，一個清晰的事實，直白地呈現眼前：大涼山為什麼貧窮呢？交通極其不便，肯定是一個原因。
而這一次，我毫不猶豫先到了西昌，又是4小時兜圈的山路，我到了涼山州的鹽源縣。它是在大涼山西南的一個縣城，這裡也是青藏高原的東南緣。交通一樣的不方便，山路依然崎嶇，但在今年2月，它經過了州、省和國家級的驗收，成功摘掉了貧困帽。
大涼山並沒有全部脫貧，據官方披露，截至2020年10月，我國還有未摘帽的貧困縣52個，其中7個在涼山州，包括了美姑、昭覺等縣。
曾經，鹽源縣和它們在一個“起點”。1994年，鹽源被識別為國定貧困縣。和它們一樣，鹽源的貧困群眾主要在深山，佔到了全縣貧困人口的90%，扶貧工作的壓力很大。
那麼，它是如何脫貧的？身處大涼山，克服了“固窮”，鹽源的經驗有何啟示？
為何貧窮
如果只是看歷史的記載，那麼涼山的貧困，似乎是必然的。這裡海拔高，乾旱缺水，農作物沒多少經濟價值。又因為山巒重重，冰峰雪水，進一步阻止了貨物交易。
閉塞帶來了落後，人們只顧得上餬口，一山一寨，分散而居。這又導致了更加的閉塞。貧窮與閉塞之間，就像互相扣著的一個死循環。
鹽源從前也是一樣，縣城的海拔約2700米，有典型的熱帶特徵。半年乾旱，半年雨季，能種的糧食品類有限。鹽源縣的人口約有40萬，其中一半在山區。過去，山民們只種玉米和土豆，一年下來，只夠自家的口糧。
鹽源縣三家村的村民在採摘玉米
交通方面也是難題，深山裡的寨子，一般建在中高處，這是為了放牧方便，但它自然而然地阻礙了交通。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幾十年前或許不足為慮，但是，當整個中國開始了經濟騰飛，大涼山的弊端則暴露出來。它沒有經商的基礎，造橋修路的成本又太高昂，全靠市場力量，修不了走出涼山的路。
事實也證明，“與世隔絕”的不一定是桃花源，因為那並不是充分條件。
相反地，無論是在農業上，還是工業上，大涼山的地理條件都限制了發展。久而久之，它與貧窮和落後的標籤捆在一起。
“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這在山區由來已久。鹽源縣2014年的數據顯示，全縣的247個行政村中，有貧困村122個，其中深度貧困村52個，極度貧困村7個，貧困發生率17.28%。
鹽源縣三家村村民在家中餵養小豬
鉅變是從2014年開始的。從那時起，道路開始蜿蜒到每個山村。
2018年8月，三四米寬的村道終於抵達馬絲螺村，它是鹽源縣最後一個通路的山村。或許在外人看來，這個村依然十分偏僻，10月27日，我從縣城乘車到馬絲螺村，翻過4座山頭，花了6個小時，這比去西昌市還要久。對村民來說，路帶來的卻是顛覆性改變。
蘇爾什家的兒媳告訴我，她從2018年嫁到村裡，沒回過幾次孃家。那時沒有路，從村裡到縣上只有船，但從村裡走到馬絲螺渡口，她要走5個小時左右，坐船又是2個小時，從縣裡到孃家的路還要另算。
道路激起的，當然不只是回孃家的需求。路像是人體的血管，連起來才有了全身流動的可能，如村道的“毛細血管”雖然小，但湧動其中的是血液一半的量。這樣的比喻，用來形容涼山道路網的重要性並不為過。
馬絲螺村的路只是“最後一段”。公開數據顯示，鹽源縣從2014年起，6年來建成通鄉、通村公路2071公里，是過去60多年的3倍。這是在脫貧攻堅政策窗口期下，鹽源縣創造的基建奇蹟。
蘋果熟了
路是準備好了，但客觀地說，“村村通路”並不是鹽源的特權，而是脫貧政策下全國的通例。這還不夠實現脫貧。
路本身不能帶來繁榮，有時候相反，它還會送走本地的勞動力，造成農村和鄉鎮的空心化，類似的案例也有很多。
鹽源真正的脫貧故事，要從蘋果園講起。
如今鹽源遍佈的蘋果園，已經不好追溯起點了，縣政府宣傳科主任曹正林說，當地種植蘋果的歷史，有五六十年。根據綜合的資料，鹽源第一次種植蘋果的“熱潮”，是在上世紀80年代。
蘋果園最早在壩區（平原區）盛行，也就是鹽源縣的城區裡。鹽源縣有約8000平方公里的面積，但只有約1000平方公里是壩區。
鹽源縣蘋果園區的工人將蘋果倒入果池中。這些蘋果在果池中清洗後將製成果汁
明明是種植業，卻聚攏在城區，但這其實不難理解。蘋果畢竟不是糧食，而是一種經濟作物，上個世紀，山區各地還如孤島般隔絕外界，沒有市場可言，種植蘋果一不能果腹，二不能賣錢。山民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種植。
政府把路修好，市場就抵達了鹽源。
鹽源的優勢是，它的氣候正適合蘋果生產。因為是高海拔地區，鹽源不僅有旱雨兩季，而且兼有晝夜溫差大的特點，加上日光的充足，這就利於生產高質量蘋果。
鹽源的蘋果打出了名氣，被叫作“糖心蘋果”。據說在中國，只有鹽源和新疆阿克蘇地區能夠生產。這種蘋果因為條件適宜，產生了極多糖分，越往中心越是甜，像糖一樣。
在今天的鹽源，離市中心十公里的方圓外，你就能看見茂密的果園。收穫的時候，極目望去是片片的紅。但是，這不是因為條件好，便一蹴而就的。回過頭看，它是五六十年的種植經驗裡積澱來的。
舉例來說，鹽源的蘋果經歷過多次換種。2010年前後的一次，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同時它與脫貧工作密切相關。
鹽源縣的蘋果因為種植條件適宜，產生了極多糖分，越往中心越是甜，被叫做“糖心蘋果”
話題回到脫貧工作，會更重視經濟效益。曹正林介紹說，以前種植的老品種，一個經營週期是10年左右。意思是說，農業免不了“看天吃飯”，如果只論單年的收成，農民是無法保證盈利的。一個10年的經營週期，就意味著從種下蘋果，直到獲得收益，最好要保證10年的種植時間。
10年顯然太長了。在過去，有的果農無法堅持，種了幾年仍然賠本，就改種了行情好的作物。但是，“追漲殺跌”的變數更大，一無所獲的例子，曹正林見過很多。
而2010年前後的換種，不僅換了新的果苗，也迭代了新的種植技術，經營的週期被壓到5年，大大加強了果農信心。其中變化，是很現實的收益問題。
有了持續發展的“糖心蘋果”，鹽源的路實現了更大效益，“產業+交通”的配套發展，讓鹽源不再是一個勞務輸出縣。鹽源的脫貧，也就不只是數字上的脫貧。在每一組上漲的數字背後，亦是建設了家鄉的力量。
反過來，這股力量也鞏固著脫貧成果。
鹽源縣蘋果園區的工人在挑選打包蘋果
人的勝利
伴隨蘋果產業的崛起，在鹽源縣，壩區的脫貧工作不是很難。然而在大涼山，扶貧的“重頭戲”一直是山中寨民。如官方數據所顯示的，鹽源縣90%的貧困群眾，其實是在山區裡。
不同於壩區，脫貧靠的是市場力量。到了高山深處，脫貧更要靠“人的力量”。
曾成緒是馬絲螺村的第一書記，他在2018年年初擔任此職，那個時候，村子還沒有通路，至於通網，更是後來的事了。他翻出老照片，指著一隻倒扣的“碗”給我看。他說，那時的整個村子，只有碗標記的位置可以打電話。想上網？不可能。
關於沒有路的艱難，現在的他可以作笑談了。曾成緒說，最早時走山路進村，路況好的時候，起碼要走8小時，一天就過去了。如果下了雨，路況不好了，整隻腳都能陷到泥裡。他笑著說，他還見過年輕的駐村幹部，開始進村時走到半路就哭了的。
就這樣，還是要去。一次次去，是為了一點點改變山中觀念。
鹽源縣馬絲螺村的小孩
如果說在大涼山裡，山民適應了貧困、相對懶惰，那曾成緒是不認的。“其實是，他們祖祖輩輩習慣了這麼生活，只知道種玉米和土豆”，曾成緒說道，山民們不是不想脫貧，只是他們沒有條件，不知道怎麼做。
現在的馬絲螺村裡，主要的經濟作物是花椒和核桃。一開始，山民們還半信半疑，有的人種得早，有的人種得晚。
蘇爾什家種的早些，他有1000多株青花椒，2000多株核桃。和蘋果一樣，它們也有經營週期，起初長得慢些，收成很少，第一二年裡，大概有2000~3000元。
到現在，是蘇爾什家耕種的第7個年頭，他的青花椒賣出去1.3萬多元。其實，如果按正常價格，能夠達到5萬~6萬元，只是因為今年的疫情，收購價腰斬了。
儘管如此，這也是筆不少的錢——要知道，在2013年時，馬絲螺村的年人均收入還不到3000元。有了“吃螃蟹的人”，山民們自然會算經濟賬，近些年來，他們廣種了花椒與核桃，加入了創收隊伍。
鹽源縣馬絲螺村的村民在家中清洗中藥材重樓
如今，路修到了家門口，那個他們從未了解也不關心他們的“市場”，現在更加具體了。村裡的牛羊豬和雞鴨鵝，也在這兩年明顯多起來。
“市場經濟”在山區，經歷的是從無到有。其中的轉變，主要在人為干預。但這人工的火種播下後，效果非常顯著。
以馬絲螺村為例，經濟作物也是從無到有，截至2019年，全村已有青花椒、核桃等果林1.06萬畝。相應的，全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了10305元，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1297元。
馬絲螺村的例子已是“極端”，它原本是鹽源縣的“極度貧困村”。而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它的貧困發生率從42.27%下降到0.8%。2019年年底時，它成功退出了貧困村序列。
當然，脫貧政策遠不止“種植經濟作物”一項。只不過，鹽源縣對山區的扶持，是在大涼山中難得見到的、從城市將“市場”延伸到山村，由此帶動了共同致富的案例。
再看鹽源整體的數據，其產業的規模可見一斑。截至2019年，全縣經濟林木種植面積達到230萬畝。其中，核桃種植面積120萬畝，青紅花椒種植面積70萬畝，蘋果41.3萬畝。
從這些數據上，再不見曾經的“貧困帽”痕跡。而今，鹽源的種植業蓬勃發展，可預見它將打造的“花果山”，花是花椒的花，果是果林的果。這意味著，它真正實現了“造血脫貧”。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向治霖
圖片 | 南風窗記者 黃煥然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何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