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代封建王朝中，軍費和奢費的擴張一直是造成財政匱乏的兩大因素，各個時期賦稅制度的繁簡變化，以及種種法外之徵的出現，亦常以此為轉移。
唐中期後，由於財政失控，於是借軍興糧餉孔亟為名，力圖正稅外謀求週轉，常制外另圖虛估的“稅外方園”之說，以及借皇室支用特需為名而出現地方競相貢納的“羨餘奉獻”之舉，繼前朝餘緒而更成厲害。兩者的盛行，併為我國封建賦稅史上虐民之政，播下了遺毒，種下了禍根。
一、“稅外方園”的由來
“稅外方園”，倡行於唐德宗平定藩鎮叛亂之際，當時統治者回駐長安，喘息未定，不顧其他，唯致意於蓄取財物，以供奢費，而國家租調正稅收入早已不敷軍政費用支付，增創鹽茶榷徵和各種工商什稅，亦難補收入不足，為免搜刮之議，於是巧立法外之徵名目，增益皇帝內帑私藏。這種盡充帝王之私的斂取，實際上有唐一代，自始而漸由來已久，此時則更為發展。尋其變換名目蹤跡，大致如次。
在唐中宗時，韋皇后奪權，為了植黨營私，大賣官爵，按出錢多少，賜予不等的官爵名號，稱為“斜封官”，意非出於考試薦拔正途，遂開非法征斂之途，類同於後代“捐納”之制。當時，屬於“斜封官”的人數多至數千人，超過正式官員名額數倍之多，其因出錢較少，只能備供吏部候選者則達數萬人之多，更見其濫。皇室通過斜封，坐收賣官爵的收入，高興奢費有了來源，而買得“斜封官”爵者，可以坐享棒祿，一應俸祿則歸朝廷公庫支付。利用特權，以此種方式獲得法外所得，用作內帑私藏週轉，從此啟端。
二、“稅外方園”的另一種做法——“捉餞令史”
“捉餞令史”，始行於太宗貞觀時。按唐舊例，凡京師官府及地方州官，均由朝廷專撥
“公廨田”，取得收入，以供公私行政經費之需，後因用途不足，改為由京師諸司置備公廨本錢，放貸給所屬吏員，用貸得的本錢，從事市肆販易貨物，每月向諸司按本納息錢四千，稱為“捉錢”。凡貸得公廨本錢，按月向官府納息的吏員，稱為“捉錢令史”。捉錢令使補名於吏部，滿一年期受官，官府並於其從業經商期內，發給牒書，證明其身份，免去徭役，類似代表官方從事商業經營性質。
這種“稅外方園”用資週轉行政經費不足的做法，行之不久，民間有不向官府請貸本錢，自納息錢於官府者，亦得從事販買貿利。官府則以多徵息錢為圖，不計其它，由等於坐收“管理費”性質，儘管其後時有罷止，但官員以俸祿有限，利用公解本錢資金，經費創收，充裕“小金庫”，流弊未絕，可見“稅外方園”，在徳宗以前，已始作俑矣，其後則是餘毒更甚而已。
三、“羨餘奉獻”：唐朝皇室與地方官員的斂財辦法
唐玄宗開元時，因天下戶口升降數不多，監察御史宇文融獻“括田”之策，搜刮籍外的羨餘之田，以求增加賦稅收入，凡逃戶自報隱田入籍(登記入冊)者，給予免役五年，每丁稅錢一千五百，並派御史到各地進行查田括田，共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畝如數。於是，地方州縣領會上峰增斂賦稅旨意，採取虛數浮報，將原屬正用作為羨餘之田，原列編戶，列報為客戶，從而年終共徵得錢達百萬緡。
這一以正為羨，增取賦調收入的做法，就為後來地方“羨餘奉獻”開了端。如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時，即曾以括田為名，每歲進錢百餘萬緡，因非租庸正額，括田所得，均積存於皇帝私藏百寶大盈庫，供天子燕使之用。可見，即是貞觀、開元之世，封建帝王對斂錢充私之慾，並非清靜無為，繼其後者，致意於
“羨餘奉獻”，自然更是有所抬頭了。唐制地方州郡除正賦上交朝廷外，另隨當地所出，準絹為價，每年須向朝廷另行貢納，規定不逾五十匹，原屬“土貢”性質。到肅宗時，地方藩鎮節度，兢謀取得皇帝寵幸，以便擴大擅權勢力，各種進奉漸繁，名目極多，至德宗時發展到日有進奉，月有奉獻，其來源則是變國家的常賦為羨餘奉獻，或則借名向百姓增斂。
不僅地方官員如此，朝廷中僚臣亦多以此阿幸取寵。如裴延令為相為事，兼領度支之責，即曾化公為私，以取寵用。一次奏稱左藏(國庫)庫司多有失落差錯，查檢簿書，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以及未列帳目的匹段雜物貨值百萬有餘，認為既是帳外之物；當屬“羨餘”，應移歸皇帝私藏支用，雖經另一大臣抗表申訴，並非帳外財產，而是每月申奏有據在案，要求推驗詳復，然而德宗對此始終不表態，上下欺蔽，藉口羨餘奉獻，以及截留稅款，肥私損財情事，也就愈來愈肆無忌憚。
四、從賦稅看唐代之衰亡
皇室私藏既不擇手段力求充溢，國家庫藏則因軍費，奢費有增無減，已被侵蝕而日見支絀，於是，“稅外方園”之議競起。如肅宗末年，租調使元載即以江淮一帶雖經兵荒，地方尚有民脂民膏可刮，採取按戰亂前圖冊記列土地戶口狀況，追徵八年租調，凡屬負欠逃亡者的田畝，計其大數由現在耕種者交納之，並選豪吏為縣令嚴刑逼威督催，對有粟帛之戶，還發徒眾圍攻，沒收所有財物而分之，造成民間略有粟谷者，均鋌而走險，聚山林為盜。之後，又有青苗錢之徵，則屬超前預徵性質。
宣宗時，于田賦“兩稅”外，榷徵酒、茶、鹽等九百餘萬緡，庫收仍短缺數百萬緡，更採取預徵數年田賦辦法，以補不足，“法外週轉”愈來愈暴，已呈唐後期衰亡之勢了。
五、鑑唐代“稅外方園”與“羨餘奉獻”的思考：
揆諸我國賦稅源流，變相徵收，歷代有之，大抵處於開國草創時期，政尚簡約，賦重薄取，社會經濟從而獲得發展，承平日久，晏安耽毒，靡費不計，兢圖財賦之利，因時而起，結果則無不自陷於絕境。
唐中期，雖有楊炎提出“兩稅法”，進行賦稅變革之舉，揭示“量出制入”和“兩稅外加斂一分錢以狂法論”的原則，然而封建統治的腐朽本質，並不因此而捨棄“法外方園”，在各圖權位以謀私利情況下，借“羨餘奉獻”作為利祿進身之階，等於是一種官官交易。種種藉口“創收”和“截留”肥私的弊，更成為公開的風尚。“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系焉。”鑑唐代之失，方園週轉，奉獻謀私之害，不能不令後人深思再三。
